鲍国宝：紧急送电进北平

　　看着这些用无数心血和资金建起来的电厂被亲手毁弃，工程师们痛苦滋味难熬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1948年隆冬，天色渐暗的北平城，街道上路灯全熄，室内烛光如豆，人们在一片漆黑中等待着围城后的第一次电力供应。

　　北平城外，围绕电力供应的战斗正激烈进行。12月14日，京西咽喉要道附近，解放军先头部队与企图占领发电厂的国民党军队激战，而这里正是负担着整个北平供电任务的石景山发电厂。最终，解放军夺取并修复了石景山电厂。

　　北平城外一片光明之时，城内仍无水无电。时任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鲍国宝心中焦虑万分。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他早已接受北平地下党的劝说，决定带领所有工程技术人员留守企业，为和平解放北平、提供电力做贡献。而首先要做的就是争取向城内送电。

　　12月27日，鲍国宝和下属王平洋等人通过电力调度，用对讲无线电台，与城外解放区的石景山电厂开始了秘密通话。

　　在接到石景山电厂军代表“只给市民供电，不给国民党反动派供电”的指令后，鲍国宝组织线路抢修队冒险出城，连接起在战火中被切断的送电线路。

　　不久，尚在围城状态下，灯火就点亮了沉寂如墨的北平城。

　　1950年燃料工业部为管理电力工业，专门成立电业管理总局。在局长人选的确定上，中央看中了当时电力系统资格最老的技术专家鲍国宝。在周恩来的亲自任命下，鲍国宝成为新中国电力事业最早的一位技术派领导者。

　　以电力支援抗日

　　在战争炮火下紧急送电，对于鲍国宝来说并不陌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广州很快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当时在广州担任电业管理处总经理的鲍国宝，在“保卫大广东”的号召下，决心坚持发电，以电力支援抗日。

　　“市区受到轰炸无辜死者的尸体尚未收拾，电线工已经出现在街头电线杆上，抢修。海珠桥上，敷设的电缆发生故障，敌机还在上空盘旋，我们就在嗡嗡声下不停地抢修。”鲍国宝的下属王平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抗战胜利后，鲍国宝担任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上任后，他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向察中地区送电。

　　北平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总负责人孙越琦在南京召集鲍国宝等各部门领导人开会。白天，孙越琦在例会上“贯彻传达”蒋介石的指令：撤离北京，并将一些厂搬去台湾。到了晚上，他又召集众人做真正的布置，即留守北平，迎接解放。

　　在这样的决心下，鲍国宝派出大批工人，先将城里的全部配电线路，除供路灯与自来水的变压器外，一律拆开。同时，组织队伍，准备冒险出城抢修。然而，出城要取得傅作义司令部的同意。鲍国宝决定一试，派人前去试探，几经磋商，被允许出城查修线路。

　　最终，修线工作完成，北平城得到了来自解放区的电力。

　　1949年1月底，即将解放的北京城，进行着一场重要的交接。通过电力调度电话，鲍国宝与任一宇联系好解放军接管资源委员会在北平各单位的事宜。2月3日，解放军进城之日，鲍国宝的办公室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见面会，军管资源委员会军代表徐驰，在这里见到了资源委员会在北平的各单位负责人，办理了接管事宜。

　　与此同时，资源委员会在大陆的各厂矿，开始被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些企业均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其职工包括绝大部分高级技术管理专家，留在了大陆。

　　中国人要自己办电

　　1899年5月5日，鲍国宝生于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一个茶商家庭。18岁时，他进入北京清华学校，一年后由公费资助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鲍国宝因成绩优异被授予“金钥匙奖”，同时开始在美国著名的发电厂实习。

　　1923年，鲍国宝学成归国，像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渴望着用知识和技术报效国家。然而，当时中国电力的发展相当缓慢，电力企业有的关厂停业，有的为外资兼并。

　　在一段教书生涯后，直到1928年，他收到来自南京建设委员会的邀请，担任电业处副处长，自此再没离开过电力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鲍国宝更大的兴趣是参与电厂的建设。30年代初，政治局势相对较稳，电力领域大批的技术专家陆续回归，“他希望能带头上一线。”鲍百铸回忆伯父鲍国宝时这样说。

　　1930年1月，鲍国宝受命负责建设南京新电厂，历时三年建成。在揭幕典礼举行前一周，他却被调往福州，主持又一个新电厂的建设。

　　抗战爆发，在广州沦陷前夜，鲍国宝受命坚持供电，直到最后，如果失守，需破坏电厂。当日军即将长驱直入的消息传来，他接到了当时的广州市长的电话：“我先走了，你好自为之。”

　　鲍国宝与厂长驱车前往电厂，路上已隐约听到炮声和坦克车的轰鸣声。他坚持“电厂不能留给敌人”。来到西村发电厂，他发现预定破坏电厂的工兵和炸药不见踪影，只能和厂长找来棉花之类的易燃品，浇上汽油，放火燃烧，直到火焰穿过发电厂的屋顶，才最后撤退。

　　12月，杭州、汉口、湘潭等各地的大量电力设备也被这样处置。看着这些用无数心血和资金建起来的电厂被亲手毁弃，工程师们痛苦滋味难熬。

　　迁到重庆后，鲍国宝又在四川到处建设电厂。在宜宾，他负责建造了抗战时期内地装机容量最大的发电厂。到抗战末期，宜宾电厂除供电主城区外，还需供应抗战后方生产新闻纸、钞票纸的两个重要工厂。他还带领年轻的工程师们，在既无地图，又无测量资料的情况下，步行勘察，最终建成抗战后方电压最高、输电最远的输电线路。

　　“永不退休”

　　1949年9月，冀北电力公司已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华北电力公司，鲍国宝依然是总经理，在他所辖的华北区域内就有大量的“蜡烛电厂”。于是，他将精力首先投向了这些电厂的修复。6月，对华北经济恢复有重要意义的大同煤矿急于恢复生产，而其电厂在战争中破坏严重。鲍国宝奔波大同及京津唐各处，寻找资料，拼凑机组，不到两个月，煤矿恢复供电。

　　1950年2月，距开国大典4个月，第一次全国电力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燃料工业部在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提出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大力发展电力，保障安全供电，同时准备立即动手在全国建设一批重点电源设备，以满足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

　　“一五”计划中，由苏联援助建设的大型工程有156项，其中电力工程占七分之一，而且几乎全为火力发电。

　　这一时期，鲍国宝担任司长的燃料工业部修建司，正是这些援建工程的主管部门。他管理的范围包括苏联对东北抚顺、阜新、富拉尔基三个电厂的恢复以及苏联援建的太原、郑州、西安、重庆、乌鲁木齐等五项工程。

　　到“一五”计划末，中国新增的装机容量已高达246.9万千瓦，也就是说，新政府用8年时间超越了旧中国67年的全部电产量。

　　1958年初，专门负责全国电力规划与管理的水电总局，从燃料部独立出来，由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劳的傅作义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这是一个信号，显示出那时对全国电力发展的规划与管理已成竹在胸。

　　而此时，鲍国宝却回到了专家顾问的位置。在新成立的水利电力部，他成了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后十多年间，虽然参与主持着电力科技长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但已很少参与管理工作。鲍百容回忆说，此时父亲依然忙碌，只要让他做与发电有关的事，他就不会停下来。因为父亲常说的是“永不退休”。

　　然而，1966年一顶“反共救国军司令”的帽子，却让鲍国宝遭受挫折。先是三年的隔离审查，接着又前往河南劳动。

　　鲍百容发现父亲的案头摆满了稿纸，他的建议文章也越来越多。“一天，父亲特别高兴，他的一篇文章登在了部里的简报上，文章登出不久，中央领导找部长谈发展电力的事，父亲希望他的文章会有帮助。”

　　鲍百容知道，父亲始终有一桩心事---等待组织对他的政治审查结论。

　　1978年10月，鲍国宝带着未摘掉的“帽子”离世。16年后的1994年，中央的一份通知，把人们的记忆又一把拉回到多年前的历史时空：经研究，鲍国宝同志可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对待，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48年10月1日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