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礼台60年风云变幻

　　观礼台上可以容纳21000人，那些曾经登上过观礼台的人们，见证了这个国家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这个国家的逐渐富强

　　文  本刊记者 孙晓青  

　　红色观礼台上的观者都是亲历者，观礼台下的观者则是国家盛大生日的举办者。六十年中，台上台下出现了不同的观礼者，他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成长。

　　观礼台此处无声胜有声

　　开国大典上临时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是砖木结构的建筑，此后一直沿用，直到1954年6月，为了满足国庆观礼的需要，国家将这两座砖木结构临时观礼台改建成砖混结构的永久性观礼台，使用面积达2470平方米。1959年，又在此基础上衔接成永久性的观礼台。

　　观礼台的设计者是已经辞世的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先生，当年修建观礼台的消息一出，包括张开济在内的一些设计师都报送了自己的设计，他的设计方案最终中选。“城楼是广场的重点，再有一个建筑与之争宠就是喧宾夺主，因此观礼台设计得越不显眼越好，越不突出就越成功。”

　　最终建成的观礼台东西对称，各七个台。在天安门城楼的前方近处是两座大观礼台，每座长95米，宽12米，各有6个小区，在中山公园门口右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两个小观礼台分别长73米，各有5个小区。观礼台呈北高南低倾斜式，内有梯形台阶，总容量为21000人。

　　“这观礼台好就好在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建筑专家罗哲文说。张开济也曾说，自己的方案好就好在“此处无声胜有声”。但是他在观礼台设计方案中加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独到之处，其在观礼台背后设计了卫生间、休息室、商店等方便嘉宾观礼的设施，使这个建筑更加人性化。

　　观礼台平日不开放，只有盛大庆典时，用来接纳外国来宾和国内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人物。外宾是观礼台上的重要客人，请谁来、安排在什么位置、有哪些观礼要求等都是当时外交部礼宾司的重要工作。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前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对《小康》记者表示，外宾观礼主要在两个场合，一个是上天安门城楼，另一个则是红色观礼台。

　　“上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这个的选择是各个代表团的团长，一般都是由总统、总理担当，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这个的选择主要就是出于一些政治考量。”鲁培新笑着说。

　　城楼下红色观礼台同样是外宾的一个重要集中场所。能登上这里的外宾主要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常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及夫人；一个是各国使馆的武官及夫人；第三个就是各国家代表团的随团人员。他们一般被安排在紧挨着天安门城楼东侧最近的那个观礼台，凭请帖进入，观礼证佩戴左胸前，一般在开会前一个小时入席，而且不能带小孩。

　　“渴了，他们可以到下面的招待处，我们有桔子水等提供；累了，可以去下面的休息室休息。但外宾们在阅兵期间是舍不得离开看台的，他们不停地拍照，很多人都告诉过我，能参加国庆观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荣誉。一般在后面群众游行时，他们才会三三两两地下来休息。”鲁培新介绍说。

　　“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

　　1955年的国庆典礼上，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让•保罗•萨特出现在观礼台上，波伏瓦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普通民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波伏瓦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当时萨特是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波伏瓦的《第二性》也已产生广泛影响。他们对新中国的感同身受，对西方国家重新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因此，邀请外宾观礼成了重要的外交策略。

　　“中国十年内就完成了百年大业，这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其发展的变化了。” 1959年10月1日，阿富汗代表团团长舍尔扎德在观礼后不由地赞叹道。

　　这次大庆观礼台队伍十分庞大，据外交部档案统计，那一年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981人，而在广场内外观礼的首都群众有70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庆典礼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和前驻新西兰大使张龙海对这次大庆印象深刻，这一次前来观礼的外宾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

　　这还是在事先压缩了，当时中央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显示，“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大跃进的任务又很重，所以中央书记处决定，要严格控制国宾观礼的外宾人数。”当天北京的天气很好，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团队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领导人等提前十几分钟就到达了城楼上，9时55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一一和贵宾们握手，点头示意，没有寒暄，“时间上实在来不及，必须保证大典10点准时开始。”大使们说。随即，一干领导人来到了城楼外的主席台处。

　　由于人数众多，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第一排的位置被挤得满满的，工作人员只好招呼着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向两侧平台上疏散开来，避免挤在一起。据大使们回忆，“当时毛泽东左边是捷克的总统诺沃提尼，右边紧挨着的就是赫鲁晓夫，两位外国元首分别挨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当天的排序基本上就是外宾和我方领导人穿插开来。”

　　上午10点，大典正式开始，阅兵时，取消了三轮摩托车方队和口径在100毫米以下的地炮、高炮方队，徒步方队横排面由20人增加到24人。头上飞机一排5架，3分钟过一排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当毛泽东乘坐敞篷车检阅部队的时候，群众一遍遍高呼“毛泽东万岁”，此时，在观礼台上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巴里•迪亚万杜笑着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看来毛泽东在全国的威信都是很高的呀，他和周恩来总理在我们非洲也是最深入人心的。”

　　几个政府代表团在观礼后情绪都十分兴奋，阿尔及利亚副团长更是激动地说：“帝国主义污蔑共产主义是灾难，最好让美国人来看看，我倒很愿意有这样的共产主义灾难。”晚间8时举行了烟火晚会，当时天安门上的中心区域左右各设八个小圆桌，都备有茶点，苏捷党政代表团各占了两张桌子，而其他党政代表团各占了一张桌子。

　　观礼台上的风云变幻

　　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应该是外宾中最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位，他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中随中国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柬关系也一直维系着长久的友谊。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次抛砖引玉的策略，毛泽东正是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

　　天安门和观礼台不仅见证了外交的发展，它们也亲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1959年彭德怀经过“庐山会议”被罢了官，国庆典礼时他请了假，没有登上城楼。在以后的交代材料中他写出了当时的心情：“在天安门上见了面，怎么说话呀！”

　　1966年文革开始，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国庆大典上，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聚首天安门广场，这也是这一年中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在此前接见的时候，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序就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官方摄影师杜修贤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描述了1971年五一节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鲜为人知的一幕：林彪勉强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却不同毛泽东讲一句话，一言不发。敷衍默坐了数分钟便拂袖而去。本来毛泽东在1971年的10月1日还要登上天安门观看礼花，但是国庆活动却因为林彪9月的出逃发生意外而取消，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过天安门城楼。谁也没想到，1970年成为了毛泽东国庆大典上登上天安门的最后一次。

　　1976年以后，国家领导人只在重大节日的庆典时才会出现在城楼上。其实，从1960年到1983年，整整24年的时间里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举行阅兵式。那些动荡的岁月让观礼台也显得冷清起来。直到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恢复了大阅兵，这也是新中国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人描绘了一张国家未来的宏伟蓝图。观礼台上再次人声鼎沸，而当中国的导弹方阵开过天安门广场时，观礼台上的外国专家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他们惊呼，“飞鱼！中国飞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