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建国叙事

　　同样的“建国”题材，在不同年代的电影中有不一样的叙述角度，

　　而其体现的正是一个民族视野和心胸的拓展

　　文  本刊记者 张旭 

　　在老北京的一家澡堂子里，有几个老人互相询问，咱们建国以后“国号叫什么”。有人答说，“各界都倾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算不算人民？”一位老人谨慎地问。舞美队队长田震英回答，“算，当然算了。您，我，还有毛主席。”“毛主席也算人民？那谁登基啊？”“谁也不登基，现在的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是您的天下。”老人们笑着连声说“不敢当！”

　　以上这个画面，出自电影《天安门》。2009年国庆，《天安门》、《建国大业》等几部电影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岁月。《天安门》讲述了抗敌剧社舞美队的几位战士与末代宫廷灯笼匠人，在开国大典之前装修天安门城楼的故事；《建国大业》记录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为召开第一次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所付出的各种努力。

　　不避对手的“动人”之处

　　“建国叙事”影片往往因命题本身而被视为史诗。在著名编剧史航看来，既是史诗就一定要书写“历史进程的代价”，而若想客观公正地将其呈现，则必须尊重我们的对手，“因为对手也是民族的精英，为了建立理想的国家，我们被迫消灭他们，驱逐他们，这就是建国进程的代价。”

　　然而，正因为对手是失败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似乎觉得他们并不值得被尊重。1989年上映的《开国大典》，片中的杜聿明在被俘后试图自杀的情节，以及李襄南失守江防、饮弹身亡的举动，显然都有敌人负罪于历史的隐喻。在更多的同类影片中，这种隐喻还是敌军士兵尸横遍野与冲锋号声响彻云霄的并置，以及胜者英勇与败者执拗的对比。

　　“倘若我们改用人性和民族的视角去审视建国之前的人和事”，史航说，“就会发现，我们的对手其实也不乏动人的秉性。”

　　并非大张旗鼓，但重新理解对手秉性的努力已经开始了。

　　1991年上映的《大决战・淮海战役》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黄伯韬在决定为蒋介石尽忠时说，“我并非黄埔系的将领，可是发给我觐见总统的特别通行证，编号是十七，够靠前的了”——电影为敌方将领，同样也赋予了“复杂且细腻”的情感。

　　对于黄伯韬的死，至今仍有“击毙说”与“自杀说”之争，而《淮海战役》中，这一情节被设置为，黄伯韬在举枪之际被人拦住，踉跄几步后遇弹倒地。自杀显示对手的忠诚和尊严，击毙则强调我们的胜利。“我们用这样的妥协给对手以尊重”，史航说，“虽然未必是最高明的，但也算是用心良苦。”

　　同样的用心良苦在《建国大业》里也有体现——试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蒋介石对蒋经国说，南北朝可以出现在古代，但绝不会发生在今天，因为毛泽东、李宗仁和蒋介石，谁也承担不起分裂中国的罪名。片中深知“划江而治”并不可行的蒋介石形象，凸显的正是其内心深处，国权争夺与民族责任的纠结。

　　《建国大业》还有一个细节——方言的消失。在此前所有的“主旋律”影片中，方言几乎一直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专用品”；而国民党方面，则除蒋介石外，所有将领官员皆为有籍贯无口音的人物。

　　“方言使人显得有个性，在电影隐秘的权力系统中，个性通常象征着权力。以往我们总是急于表现自己的胜利，方言暗示的权力使我们得以居高临下地看待对手。”史航如此解读，“口音的调整能减少一些不平衡的感觉。”

　　于是，当《建国大业》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开始与蒋介石以及所有国、共士兵同说标准的普通话时，人们便听到了一种基于平等的尊重。尊重对手，其实就是尊重历史进程中的全部代价。“胜利者如果没有尊重历史和对手的勇气，那么就不配成为胜利者”，史航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勇气。”

　　从“为人民建国”到“与人民一起建国”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一次与共产党和新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会议。电影《开国大典》就曾重点记述过此次会议。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事实上，为了后面更值得骄傲的事业，这次会议定下了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七届二中全会本身也因此带有了指导建国的意义。

　　相对于《开国大典》，电影《建国大业》在另一项会议上用去了不少胶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商建国大计的政协会议。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影片中，毛泽东在此次会议发言的结尾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在讨论国旗的会上，本来偏爱红底、黄星和一道黄色横杠方案的毛泽东，在多数代表支持“复字第三十二号”稿的情况下，也站在了“三十二号”稿，即五星红旗方案一边。一个细节投射出电影所定义的“主角”，除了共产党，还有被具象为所有党派、团体和个人的“人民”。

　　从强调“七届二中全会”到放大“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叙事”影片的主题，已经从“为人民建国”向“与人民一起建国”延展；从凸显革命领袖的伟绩，到关注更多普通人“努力”和“牺牲”的故事。这种改变，充满了对整个民族的敬意。

　　就如电影《建国大业》，170余位明星扮演的角色中，很多人物并不为观众所熟知。它所表现的，正是1949年10月前后，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他们身份不同，处境不同，所思所想也不同，但所有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莫不因建国而对未来充满期待。这种期待，汇成了一种开国气象——“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跟着这个国家走下去，从此好好地活下去，无论未来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坎坷波折。”史航说道。或许，这种开国气象还是《建国大业》中，各民主党派领袖们冒险赴京参加政协会议的经历，以及电影《天安门》中，剪去辫子的宫廷老匠人朝天安门的深深一躬。

　　值得一提的是，《天安门》还特别表现了一个日本人为“建国”所做的贡献。影片中，这位名叫上野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战士，不仅是天安门城楼布置方案的主创者，而且对开国大典抱有决不逊于中国人的感情。

　　事实上，上野的原型是1949年参与天安门装修工作的两位日本设计师——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泽亘是一位左翼美术家，因在日本从事反战活动遭到迫害，故前往中国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森茂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政治宣传兵，其主要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为了使森茂更好地完成工作，日军曾允许其阅读毛泽东著作。然而森茂却因此被毛泽东思想征服，并最终加入了八路军的文工团舞美队。小野和森茂为新中国“建国”所做的贡献，已然超越了民族主义。

　　60年后的今天，当170多位明星在《建国大业》中重现当年“建国大业”的众生命运与开国气象时，一部本来充满政治意味的电影变成了一次化装舞会。“这是件好事”，史航认为，“至少说明大家都热爱这个国家。当年建国的时候，群众阅兵之后也不是立即回家，他们可以有歌舞，可以有不夜天。”所谓完美，或许是始于仪式，终于狂欢。

　　《建国大业》记下他们

　　李济深

　　(1885-1959年)：

　　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

　　张澜

　　(1872-1955年)：

　　教育家，民盟创始人之一，为民主和民族解放奔走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闻一多

　　(1899-1946年)：

　　民主战士，民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1946年在做著名演讲后被暗杀。

　　田汉

　　(1898-1968年)：

　　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国歌词作者。

　　李宗仁

　　(1891-1969年)：

　　国民党杂牌军“军头”，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最终回归祖国埋骨北京。

　　冯玉祥

　　(1882-1948年)：

　　出身贫寒半生戎马，支持民主抗日，筹建民革。回国参与政协会议途中遇难。

　　蔡廷锴

　　(1892-1968年)：

　　蔡廷锴1932年发起“一二・八”抗战，率十九路军坚决抵抗日军。蔡也是民革发起人之一。

　　傅作义

　　(1895-1974年)：

　　抗日名将，1949年举行北平和平起义，为保护北京文化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

　　傅冬菊

　　(1924-2007年)：

　　傅作义长女，1941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到重要作用。

　　徐悲鸿

　　(1895-1953年)：

　　中国现代美术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第一届政协代表。

　　陈绍宽

　　(1889-1969年)：

　　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解放前夕起义选择新中国。曾是首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