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

　　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六代人的青春影像

　　10月1日，2007年的《新周刊》展示“China，Wow!——29位外国摄影师的视觉中国”，2008年的《新周刊》展示“什么写在中国脸上？——肖像史里的中国表情”，2009年的《新周刊》展示“青春：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六代人的青春影像”。

　　“新中国”是政体之新，“新新中国”是社会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和国民状态之新。

　　六代人的青春，撑起了“新中国”的青春期，令“新新中国”在世界熠熠生辉。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今天，我们有幸在此展示共和国青春的六代同堂。

　　不一样的时代命运，一样的青春万岁！

    【文章导读】

    1949~1959必须快乐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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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959必须快乐的青春

　　王蒙

　　1934年生于北京。50年代从事共青团工作，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曾任文化部部长。

　　在人的一生中，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

　　■ 口述/王蒙  采访整理/朱慧憬

　　解放后的十年，1949年是凯歌行进的一年、欢呼跳跃的一年；1950年是抗美援朝同仇敌忾的一年；1954年实施统购统销，是令人困惑的一年；1955年有反胡风与肃反运动、1957年有反右运动、1958年有大跃进与公社化运动，是运动多得让人失去方向的几年。你看我根本无法用一个词语去概括这跌宕的十年。对我个人而言，1956年以前我是革命先锋，1957年我是一个处于困惑期的普通青年，1958年我是落马获罪的右派分子，我这十年也不是一个词说得明白的。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来概括，那就是胜利与迷惑的十年。

　　2008年我在CCTV-9接受采访时曾自我评价为“阳光男孩”。确实，50年代前几年一片光明的底色，在我的内心留下深刻烙印。1949年，我在河北高中迎接了解放，在我的印象中，那一年充满着欢乐和秧歌。我记得当时街头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有次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看着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是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们看到了立在检阅车上的毛主席和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装甲车、骑兵……我体会到了那种真理终于物质化为强力，正义终于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行进，受压迫者终于翻身成了统治者的快乐。

　　那年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北平市地下党员的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悬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烧饼、火烧、大饼、酱肉、窝头、面包……给各小餐馆“包了圆”，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当时我觉得小子何能？与闻其盛，恭逢其盛，世上没有比革命成功更惬意更提气的事了。

　　当时那些地下党员以公开的方式向全校教职员工亮相，不免有些得意洋洋，对革命的看法浪漫多于实际。这些人中有些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也颇有些人此后的道路颇多坎坷，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挫折。1949年我与当时这批学生党员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的主要力量。当时团市委与区委，一片拼命之风，恨不得两三年将中国建成天堂。理论上大家有上班下班时间，实际上没有。除了睡觉吃饭以及稀少的娱乐如打乒乓球，其余时间都在工作。团市委干部的积极性首要表现在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越爱加班开会。大家特别喜欢在大年初一或三十晚上开长会，加班加点夺取革命的胜利，这点当时我挺反感的。当时开会的主题都是重大而且正当的。例如军事干部学校在中学招生。例如如何在学生中落实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例如工厂里的青年突击队与青年监督岗工作。例如如何发动青年参与反贪污盗窃的斗争，尤其是资本家的子女，要向自己的父母施压，让他们交代自己的不法行为，等等。

　　在激情的岁月里，与“宣传鼓动”同样迷人的还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包括生活会上、私下里彼此交换批评意见。比如凡是好朋友、熟人，见面就会征求询问——“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就是最最动人的友谊乃至爱情表白。我们都学会了吾日三省吾身，学会了君子相赠以言，学会了互作诤友。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的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愿意丢弃。我记得当时我被批评最多的是爱睡觉、丢三落四、流露骄傲，还有爱哼哼电影里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我经常都在反省我的这些“错误”。

　　当时每周都要举行生活会，在生活会上，我们支部的人，一面朗读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面泪流满面地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一面把自己骂一个狗血喷头，一面给别人上纲上线，深揭猛批。确实，以“修养”为标准，衡量自身，我们除了惭愧自责再无别的话可说。只是在这种场合，我虽然也是诚惶诚恐，却没有落下太多的泪水。但同志们明明在哭，这使我更加自责和自我怀疑。现在回想那几年，我觉得我充满革命真情。我擅长分析问题，也会写种种汇报总结材料。而表现稚嫩的就太多了，搞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既不饶人也不恕己，简直是活活要人命。

　　1953年我19岁，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中。这一年我开始了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那是一个特别无拘无束的年代。许多男女生恋爱，我们只觉得特别美好，从来没有哪些学生不能谈恋爱的想法。所以，我后来称这个时期为“恋爱的季节”，从1949年到1957年，那时的中国是爱情的自由王国。我的初恋就是我的妻子芳，那时我想起她就想到她从小的革命经历，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统计“三反五反”的战果，她的笑容使整个区委大院都光亮起来了。1952年五一劳动节之夜，我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寻找这个给我带来光亮的女孩子芳，居然找到了。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们一直狂欢到天明。对当时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初恋意味着北海公园。白塔、五龙亭、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

　　初恋也意味着舞蹈。50年代，中国到处在跳舞，都是工会、妇联、团委等组织的，非商业性的。反右后基本取消，无疾而终。并没有哪个部门或更高领导要求取缔跳舞，停舞后跳舞变成了身份与特权，只有少数单位如政协或欧美同学会举办过舞会。东德有一篇小说，讲走后门的，搞一张舞票，对方以索取一本德语版《金瓶梅》为代价，这也有趣。所以，80年代我担当文化部长的时候提出开放歌舞厅，顺理成章，并无太大风险。但有一个省在1987年作过一个决议，不可以搞舞厅，虽然那个省的舞厅并不比任何地方少。此决议并未明令废除。

　　我记得1952年9月下旬，已经表示不打算和我发展下去的芳打电话问我去不去看深夜举行的阅兵式预演。你看，我们的一切都是和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三反五反”的热烈开展与平稳结束，给人以不同的感觉；而朝鲜战争的停战只是时间问题；报纸上集中宣传的是大规模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制定。我们的生活里出现了世界、和平、生活、幸福、岁月、日子这些字眼。我们不仅一起看了阅兵预演，不久，我们去设备最好的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了描写苏联海军生活的电影《在和平的日子里》。

　　那时的大学生，一毕业工资是50多元，反右后减为40多元，转正后才50多元。我们的月消费，住宿基本上不要钱，吃饭15元至30元。我曾经到新开张的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用套餐，套餐分一元五、两元五、五元三种，已属豪华，我极少敢吃五元标准的。我给自己订了牛奶，不算豪华，但算娇气。我1956年在西单商场定做了一套西装，价值百元，很有些超常乃至变修的意味。当时女生有一种着装，称之为列宁服，衣袖挽起来，腰系一条带子，翻领，后来就很少有人穿了。我给太太买过的礼物有丝棉绸袄与象牙项链，没有太多的钱，但仍然高于一般水平。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消费是看电影，那时到影院看电影是非常快乐与享受的事。在全市最好的大华影院看完电影，到旁边的一个奶制品店喝一瓶酸奶或杏仁豆腐，也算不一般的享受了。

　　19岁我开始写诗，然后开始写小说，开始痛苦而幸福地构思《青春万岁》，那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19岁，我学会了在夏季喝冰镇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使我美得像上了天。那时，我常常在夏季的周日去什刹海游泳池，冬天到了周六晚上都去什刹海滑冰场溜冰。我记得冰场上的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最让我感动的是一曲《有谁知道他呢》，我想不到自己活得这样滋润。1953年后我再也没有滑过冰，而直到2005年，我才在莫斯科宇宙饭店里听到了原汁原味的俄罗斯女孩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此时一切已经时过境迁。在20多岁的时候我怀念19岁。我现在75岁了，我并不那么怀旧，我认为75岁就挺好。

　　对我们那代年轻人来说，我们一切的精神生活里都有苏联的烙印。我喜欢唱苏联歌，看苏联文学作品，把去一趟苏联当作美梦。甚至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长篇讲话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两三个版，我也满有兴趣去阅读。当时看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我觉得他写出了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当时认为有这样的青年的国家只能是苏联，只能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狂想也想不出这样美丽的精神世界。而谁能料到，1959年，中苏关系慢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成为了人们关心的、仅次于粮食问题的话题。对苏联的敌对态度，使得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一再塌陷。

　　五年计划和苏联小说令我心潮澎湃，我有了开始写长篇小说的想法。因为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也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1956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作者会议，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看到的青年作家都自我感觉良好，个个认为自己不是肖洛霍夫就是马雅可夫斯基。那时的稿酬，一个短篇小说，可能是月工资的5倍。我在同龄人中，算是工资高的，每月87.64元，小说《小豆儿》的稿酬是200元，《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476元，因此可以想象青年作家的牛气。然而让人感叹的是第二年，与会的青年作者，尤其是比较活跃的作者，全在反右斗争中落马了，我也未能幸免。

　　1957年，一切都变了。我被打成了右派，开始了四年的下乡劳动改造生活。当时写小说是特别勉为其难的事情。虽然对农村生活开始有点真情实感，在小说结构布局上也算有点心得，但是风云变幻，无法把握主流的思想脉络，当然举步维艰，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与创造。那几年，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

　　而我后来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延续到此后很久很久。而躁动的惯性的停滞和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在北京郊区劳改了四年。那时候，没有电话，休假时我和芳总是因为无法联系上而相互寻找，擦肩而过，让休假时间丢掉相当的一部分。有次临时休假，我和芳没有耽误时间，在家偶遇。刚好她买了一个西瓜，我们一起吃西瓜，这是我那个年代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我还记得1957年夏天，右派已经批斗上了，那年北京还有一些自费旅行的项目，我和芳参加过一次香山二日游。我们在北京饭店门口搭车，40分钟后到达香山饭店，吃的有西式煎鸡蛋与红茶、牛奶的早餐，四菜一汤的午餐，次日下午回到北京饭店门口。约交费30～50元。再往后当然就没有了……

　　在人的一生中，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何况，你已经快乐了一大阵子啦！也许，这就是我对50年代末梢几年的青春记忆的一点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