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政者

　　钟子云：初入哈尔滨

　　一个政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一个国家从战火离乱、依赖农耕到向现代化过渡，每一步都写满了挑战、风险、坚定与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在述及半个多世纪前那场伟大解放的时候，人们更容易把1947年的石家庄或1948年的沈阳，作为中国共产党掌控并治理大城市的开端。

　　而在遥远的北国、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共产党于1946年4月就执掌了政权，此时距全面内战爆发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与战略反攻后被解放的大城市不同，1946年的哈尔滨所面临的，不仅是从满目疮痍中“复活”的问题。

　　追述这段历史，可能会令人惊讶，最初涌入大城市的农民，曾想彻底“平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则差一点被消灭。

　　也许哈尔滨的解放之早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一直到1948年元旦，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才明确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使得1946年时初入哈尔滨的城市管理者，遇到了后人无法想象的困惑和压力。

　　不过，如同以往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总是会获得新的路径和经验。他们不仅让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远东大都市“起死回生”，还让它焕发出巨大的力量，甚至成为一个新政权的城市治理样板。

　　从那时起，来自东北的源源不断的资源，成为推动人民解放军不断向南的动力。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不仅哈尔滨的模式在沈阳、天津、北平、上海得以复制，其原则和框架甚至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参考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选择了这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位领导者---市委书记钟子云，作为重回历史现场的切入点。从他在1946年后的际遇，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一个国家从战火离乱、依赖农耕到向现代化过渡，每一步都写满了挑战、风险、坚定与创造。

　　市委书记来自延安

　　钟子云是1945年9月初从延安启程去东北的。

　　他原名苏宗泉，1913年生于河北东光县一个农民之家。少年时迫于生计“闯关东”，并在那里入党。30年代初，钟子云一直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最为传奇的一次，就是用红油漆在火车站前的纪念碑上写了反日标语。

　　30年代后期，钟子云曾在莫斯科学习并于1938年回到延安。

　　日军投降后，中央决定派他到东北，这是第一批从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为了便于和苏军交往，出发前朱德还给他授了少将军衔。与他同行的两人，后来一个成了抚顺市委书记，一个成了辽西省委副书记。

　　他们乘坐的飞机在张家口降落时损坏，只好换乘火车、骑马、乘汽车，抵达沈阳时已是9月下旬。钟子云受命前往哈尔滨的北满临时省委，任工委书记。

　　据守哈尔滨的国民党军队，坚持到了1946年春天，跟着撤退的苏军到了海参崴，最后乘轮船回到上海。

　　4月28日，在哈尔滨各界人士的邀请下，共产党未放一枪，重返冰城。此后，虽然解放军曾暂时退出长春和沈阳，但哈尔滨再未被放弃过。

　　钟子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同样从关内来的刘达任市长。

　　“他这个人，性格有些内向，话不多。但性格很倔强，敢于说话，反对上级的错误路线。”后来曾与钟子云在煤炭部共事的成善一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后，成善一曾多次向钟子云了解他解放前的经历，并在钟子云去世后根据这些谈话完成了他的传记。

　　30年代末，有一次上级以内奸罪名要处置抗联里的一个朝鲜族干部。钟子云拖着命令没下发，而是把这个干部派到敌后。最后以无法控制为借口，使他躲过了一劫。解放后，这位已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干部来中国访问，要见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钟子云。

　　“他见了一次，第二次就拒绝了。”成善一说，钟子云觉得当初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钟子云向成善一讲起的另一段经历是：他在冀东同日军作战，子弹自鼻子下边打进去，从后颈穿出。钟倒在尸体堆里，日军逐个检验，认为他已经死了。而他却最终逃生。

　　“讲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他没有什么形容词，平静得很。”成善一回忆说，后来他给钟子云做传，就用了《九死一生钟子云》这个书名。

　　吃鸡、吃蛋，还是吃鸡腿

　　虽然再没有枪林弹雨，但1946年的哈尔滨对于钟子云和他的同志们来讲是一个新考验。

　　到40年代中期，哈尔滨经过沙俄和日本人的数十年经营，已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商业、外贸中心，大商店可以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向全东北中小城市批发。

　　但据第一任市长刘达回忆，他们刚进入时“哈市商业萧条到了顶点”，战争使交通中断，货物没有来源。最大的同记商场卖的礼帽，原来进货只有一两元钱，当时已经涨到20多元。一些干部要求把涨上来的部分分掉。

　　据钟子云后来回忆，进城后工人在工会领导下争取民主地位，但也出现乱打、乱斗资本家的情况，有些资本家甚至被关押起来。

　　有的人主张采取革命的办法，将城市管理系统彻底砸碎，甚至把工人组织起来冲击派出所和其他市政府机关。

　　1946年7月，在钟子云的坚持下，哈尔滨市委发出了《关于哈市的工作方针》。其中说，不能用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主义的办法应对城市工商业，“总之在一切方面必须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之发展，否则将自己毁灭自己。”

　　这份文件甚至还提到，必须严格注意法治精神，用法治来具体表现民主政治，“主要意思是说对于涉及任何人的人权财权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府之判决。”

　　然而，工人和资本家似乎很难和平共处。

　　1946年秋天，国民党切断了哈尔滨主要电源小丰满电站的供电，导致城市用电困难。

　　哈尔滨市委决定，尽量保证生产供电，结果引起很多领导和部队的不满，特别是对于向私人大企业供电。许多人因此闹到市委，指责市委有电不给自己的机关部队，而是给资本家的工厂商店，是阶级立场问题。

　　据钟子云回忆，《方针》出台后，市委内部有人就不赞成，“上级机关意见也不一致。”

　　1946年6月，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并进行调整。林彪任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及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和陈云任副书记兼副政委，高岗同时任秘书长。

　　林彪和罗荣桓主要负责部队工作，不过对地方工作，林彪提出东北局要实行秘书长专政。

　　钟子云虽然也经常向林、罗请示汇报，但市委的主要工作是与彭真和高岗打交道。

　　之前一直领导东北局的彭真是支持钟子云的。1946年7月，彭真在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讲话：“工商业没有恢复和发展，就过多地提高工资，这是失败的经验。”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及抗日战争时的冀中，都曾遭遇教训。

　　当时在哈尔滨的领导干部有个比喻：对资本主义是吃蛋还是吃鸡？

　　彭真多次在工人集会上讲，只能吃蛋。但还是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吃一条鸡大腿。

　　到省城“扫堂子”

　　据解放后担任哈尔滨市长的饶斌回忆，他于1947年10月抵达哈尔滨时，市委扩大会议仍在讨论“一切权力归工会”到底对不对。

　　有关工人和资本家的问题还未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又浮了上来。

　　早在1945年底，北满的土地改革就从伪奸分子的土地上开始，其力度与速度，正如周立波形容的“暴风骤雨”般席卷黑土地。当时主抓这项工作的，正是高岗。

　　东北土地改革的一个特征是“扫堂子”，即农民斗争地主后，清算其浮财，房屋里的东西全都拿干净。而且允许各村互相“扫”，农民往往成群结队坐在胶皮轮的大车上，携带武器逐村“扫”过。

　　在东北，与关内不同的是城市资本家多在农村经营土地，特别在日伪时期，城市经营不安全，很多人就把资本放在农村购买土地出租。

　　此外，哈尔滨主要是粮油加工业和皮革业，资本家从农村购进粮食、大豆和毛皮等进行加工生产。农民认为这是经济剥削行为，应该清算。

　　特别是在农村土改告一段落之后，“扫堂子”的目标转向了城市。

　　1947年秋天，农民冲进哈尔滨附近的呼兰县县城，扫荡私人工商业。次日，县城几乎无一家商户开张，有点钱的都跑到了哈尔滨。政府只好组织了一些油盐等当地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运过去。

　　但农民的行为得到了一些干部的认可。

　　当时省委的一位领导把刘达叫去，开口就问：“你估计哈尔滨能挖出多少财宝？”刘达说，很难估计，因为资本家和地主不一样，他们总是希望资金周转越快越好，不会埋在地下。

　　这位领导用安排工作的口吻说，你给我准备400人的住处。他告诉刘达已经在农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来哈尔滨挖财宝。

　　据钟子云后来告诉成善一，当时打算进入哈尔滨“扫堂子”的农民有上千辆大车。军队和公安人员按照市委指示，堵在郊区，与农民对峙。但还是有一些农民进了城区，一度想带走全国闻名的商业资本家武百祥。

　　因为不让农民进城，高岗特意把钟子云叫去谈话。此前，他们在清算资本家、是否彻底砸烂市政系统等问题上已经有过争论。

　　钟子云对他说，农民名义上是抓地主，实际是要进城扫浮财，抢东西，对于这种做法，要讲政策。

　　高岗说，群众运动中有些过激行动在所难免，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就是政策。

　　钟子云据理力争，高岗就说他“右倾”。钟子云说，如果东北局支持农民这么做，就请东北局下个命令，哈尔滨市委照办。

　　但当时东北局大多数领导都是支持哈尔滨市委决定的。

　　最后规定，凡农民进城搞清算，一定要经过公安局许可，并把情况说清楚，如找谁、有多大剥削、什么时间等等。最后往往算一笔钱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