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60年官员形象之变

　　◎本刊记者_衡洁

　　衣着：从中山装到西装

　　服装，是某一历史时期最直观的印象，也是个人形象最为外露的反映。

　　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首次集体亮相，毛泽东主席和他身边其他领导人清一色的中山装让世界瞩目。中山装面料硬挺，颜色稳重(多为黑、藏青色)，很适合重大场合的氛围，成为了建国初期官员们的正装、国服。那时，西装是舶来品，普及量远不及中山装。到了文革时，西装甚至几乎接近停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吹来的欧美风，官员们的服装开始注入了新元素。第一个穿西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是胡耀邦，他把穿西装视为培养官员们的开放意识以及展示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带领下，直到现在，出席正式场合的中国官员们服装的主打款基本是西装领带，这一服饰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官员开放的形象。

　　“中国风”是官员服装的另一种风格。2001年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外贵宾选择了中式红色锦缎唐装出席，引发了持续不衰的“唐装热”。近年来，一些民众又开始呼唤中山装的回归，希望官员们能穿着中国特色的中山装来展示形象。不论结果如何，官员着装的发展主线将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多元和开放。

　　学历：从低到高的飞跃

　　官员学历的发展路径其实和普通群众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建国初期的官员很多是从沙场上征战出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高小”毕业生都算是“秀才”了，一些干部在讲话时都自称是“大老粗”，没多少文化。随着国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官员的文化水平也水涨船高。尤其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一锤定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官员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了2006年，组织部发文明确指出，县党政正职队伍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据统计，到2007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机关干部已占到88%，比1978年提高了78个百分点。“官员”前已不用特加“知识型”的注解，国家领导人多是名校出身，学者型官员也俯拾皆是。普通公务员中，本科生已成“入场券”，硕士、博士都不乏其人。如近期新闻曝的重庆半数区县党政一把手都在读博。

　　不过，对学历的重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学历成为升职的重要资本，假文凭、混文凭就应势而生。于是，公众又开始将赞扬给予了这个时代的“低学历”官员。先有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后有苏州新任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在职大专学历，都被打上了“实力”的标签。这里面也暗藏着公众对“用权力对学历巧取豪夺”的痛恨吧。在公务员晋升机制越来越完善、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的趋势下，今后官员的能力砝码将越来越重要，评判的标准也会越来越多元。

　　出身：从根正苗红到百花齐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人日后的从政道路是否顺利，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娘胎里就注定了。如果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工人或革命军人的家庭，那么他在今后的仕途过程中就会顺利很多，这就叫根正苗红。反之，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家庭，那就意味着，他在入党、提干等发展道路上会处处被卡。“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出身论”是那时的流行论调。

　　文革后，出身论开始从政治舞台上谢幕。进入官员队伍的身份越来越不受限制。尤其是90年代开始逐渐实行公务员“逢进必考”制度后，英雄不问出身，公务员的来源就更加丰富了。出身论变成了能力论，官职向各种社会角色开放，努力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学学者、企业骨干可以半路杀入公务员队伍实现华丽转身，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不再是官员中的点缀角色，可以官至一把手。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中国卫生部长，成为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亮点。随着法治社会的日趋成熟，“逢进必考”规则会越来越完善和规范，官员的构成也将真正百花齐放。

　　年龄：从终身制到年轻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员的年龄经历了年轻——高龄——再年轻的路线图。建国初期，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年龄平均为50多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邓小平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打破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60后”省部级干部成了中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统计表明，中国45岁以下的机关干部比例已经达到七成。从1982年到2007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人们眼中的官员形象似乎也越来越“娃娃脸”，28岁厅官、29岁市长等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同时，将45岁作为干部选拔的分水岭，恐怕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专家表示，干部的年轻化不能一味追求低龄化，关键要看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是否梯次配备。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形成正向的人才机制，不造成人才浪费，是未来大势所趋。

　　话语：从套话到个性化

　　长久以来，官场比较流行的是“正确的废话”，“假、大、空”，上传下达，照本宣科，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昏昏欲睡。官话泛滥往往会直接损害官员在百姓心目的形象。“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的著名讲话，时至今日仍有必要继续大力宣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政上海期间，曾力批官员的“话语平庸”：“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

　　真话，过去只有退休干部说，一个可喜的变化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在言语间展现自己的个人风采、真情实感。薄熙来、李肇星、汪洋等官员的话语风格备受民众欢迎。只是往往职位越高，越敢于讲切中利害的真话，而大量的普通公务员，仍在官话中徘徊。

　　改革开放已过而立，而官员的思想解放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重塑官员话语形象是一堂必修课，也是一项涉及到能力、观念、制度等的系统工程，在未来官员的形象要素中，将越来越重要。

　　施政风格：从四平八稳到高调张扬

　　曾经的官员形象总是严肃、中规中矩、小心翼翼，在最大程度上与他人保持共性，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千人一面；而现在，官员们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已成为政坛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从宿迁到昆明执政的仇和，上任之后新政不断，公开领导工作电话、勒令打瞌睡官员辞职、要求1/3公务员去招商、要公务员学五门外语等等，仇式旋风刮遍春城，震撼全国，成为了中国官员新形象的代言人。此外，还有“铁娘子”吴仪、铁面审计长李金华、“魅力”薄熙来等一批个性官员，他们都从共性突围到个性，或敢说敢干，或锐意创新，如明星般赢得无数拥趸。在一项“您愿意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领导干部吗？”的调查中，高达72.6%的中青年官员选择了愿意。

　　官员的个性执政在赢得人们赞赏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人治与法治之争成为焦点，人走政息成为忧虑。但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仇和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越来越多的官员敢于推行个人烙印分明的新政，说明我们的体制对官员个性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在社会日益开放包容、法制体系愈加成熟完善的今后，可以预见，将会提供给官员们施展个性更大的舞台。

　　媒体形象：从扁平符号到立体触摸

　　无论是身处乡村还是城市，除了从身边日常生活的变化感知官员的各项举措外，触摸官员形象最主流的渠道就是媒体。在建国初期，由于人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最普及的媒体就是广播，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优秀典型，其活动和事迹都从大喇叭或半导体中流出，任听众自行想像。后来报纸逐渐普及，上面除了文字还配有官员照片，人们对官员的形象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上所塑造的官员形象总是一种高大全的套路，官员的面孔总模糊而相似。改革开放后，随着媒体的发展，官员“曝光率”的增加，民众对官员个体的认知日益加深。如今，电视成了官民沟通不可或缺的媒介。学会电视传播的大众语系，已成为官员的必修课。老百姓不再仅仅是一个接收者，而是可以发表意见的参与者。而官员形象也更加亲民。

　　进入网络时代后，有近4亿网民作支撑的互联网更将官员的一举一动放大，成为了获取形象的直接来源。国家领导人也做客网络，引来粉丝无数，成为了网络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在汹涌的网络“民意”下，网民甚至不仅是参与者，甚至成为了官员形象的再塑造者。周久耕的天价烟、周森锋的打伞门等等皆为网络的集体杰作。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经网络的扩散，可以引发“蝴蝶效应”甚至导致一场舆论“台风”。在媒体网络无处不及的将来，如何全方位地塑造好媒体形象，是官员们会面临的越来越重要的考验。

　　形象重视程度：从原生态到形象设计

　　官员对个人形象的重视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以前官员都在办公室里呆着，没那么多上镜和面对公众的机会，对形象的要求只要整洁大方就行。现在的官员却已被媒体席卷，随时可能面对着亿万观众，来赢得宝贵的政治表现分。有人指出，官员们在外交、礼宾、商务等场合的形象非常重要，对个人形象的重视，是一种必要的政治修养。有需求就有市场，官员形象包装和设计的行业应势而生。

　　包装分两种，一种是“秀外”，据整形专家陈焕然介绍，中国官员及其太太整容数量约占整容总人数的15%到20%。官员整容的高峰时间是每年“两会”之前。一般的项目是做去眼袋和去皱，有些女官员还会增加吸脂等塑身项目。

　　另一种包装是“慧中”，从面部表情到肢体语言，都可以在事前进行精心策划。湖南曾出现一家叫“千般秀”的会所，专门推出了为官员进行商务形象策划的服务项目。在这样的策划下，如何微笑、如何握手、如何说话等都有章可循。工作带上了表演的色彩，种种表现亦真亦幻。

　　官员对形象的日益重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然而，形象设计不能剑走偏锋，如何让表演不要沦为作秀，最终还得看官员的执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