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形象感怀

　　◎文_欧可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沧桑巨变的60年，也是干部形象在曲折坎坷中丰富立体的60年，在历经沉浮、大浪淘沙中逐渐完善成熟的60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就我所亲历的一些具体事情，从不同侧面观察思考干部形象的变化。

　　作风——形象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本来是申请到三州(甘孜、阿坝、凉山)去当教师的，因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毛泽东同志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指示，从云贵川3省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考察选拔了50名而分配到了西南局组织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后，便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先后在南充的木老、舞凤、清溪公社和简阳的贾家公社搞了近两年四清。

　　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无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的是“左”的那一套。但是，四清工作团(队)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以及在群众中的形象，总体上是好的，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工作队员大多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农闲或雨天，和社员一样出工，挑粪、栽秧、打谷，还到城里帮生产队掏大粪拉回来。老同志言传身教，为我们新来的做表率。

　　在木老公社二大队七队，我和另两名同志住在生产队的棉籽房里。我在一户下中农家搭伙，顿顿都是一锅红苕粥，偶尔会见几粒米。菜就是小青椒剁烂用盐一漤，一端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一点油星子。因为几个月没洗过一次澡，背上长了痈疽，随便贴了一点膏药，结果越来越严重，拖了半年多也不见好。面对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没有谁有丝毫的怨言。那时的中国，谁不充满革命的激情？

　　两年的四清，使我对当时的农村和农民有了切身的了解，还和社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今天的农村和40多年前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干部作风不正，已成为农村干群冲突的主要矛盾。有的地方村民编了顺口溜：“蹲在机关甩大袖(打扑克)，下到基层瞎忽悠，富户人家喝喝酒，飘飘然然枕无忧。”干部形象如何适应群众眼睛越来越亮、参政意识越来越强、监督水平越来越高的要求，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同志——老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好风气，那就是党内不称官衔，从西南局第一书记到下面的一般干部，大家都叫同志。再有就是称年纪比自己大的老张老王老李，称年纪小的小张小王小李，同龄人干脆直呼其名。耳濡目染，我们新进机关的同志也习惯这样叫，从来没有觉得不自然、不合适、不习惯。到农村搞四清，社员都叫我“欧同志”，感觉挺亲切的。

　　可惜，这一好风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消失殆尽。在一些党的机关里，“书记”满天飞，“常委”遍地跑，迎面碰到的都是部长、主任、处长。本来，“×常委”这个称呼就很别扭，但有的人你不这样叫，他还装着没听见；有的书记在讲话中自称“书记”，深怕不这样就掉价了，丢份子了。更有甚者，有的一把手还喜欢别人叫他“老板”，热衷于当掌柜的，把党的组织当成自己的领地，这是不是干部形象的倒退呢？

　　毛泽东就一贯主张和提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这一写于30多年前的党中央的决定，现在读来就像是针对眼下现实做的。

　　称呼问题看似鸡毛蒜皮，但也是干部形象的综合反映。到底是“老板”形象、“铁哥们儿”形象，还是群众贴心人形象，是官本位，还是以人为本、党员主体本位，是党内人人平等，还是分三六九等，一听称呼便知是怎么回事。

　　“臭货”——“俏货”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没想到在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又是大学毕业生的我，要找个对象难于上青天。

　　当时，西南局宣传部的女同志要给我介绍对象，先后介绍了3个都吹了。第一个见了一次面，先问我是什么成份。我老实告诉她，一直填的是“小土地出租”，但分配到西南局之前，组织部的同志说我的成份应为职员，因为我的父亲是革命干部。她一听，反问了一句：“不就是小地主嘛！”一切就此了结。

　　第二个是个女工，见面后她回家征求她母亲意见，她母亲训斥她道：“你撞到鬼了！怎么去找个双料臭货？”原来，我一是“臭老九”，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黑九类”——知识分子，二是“文革”中“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中西南局的“臭干部”，岂不是“双料臭货”？当时，我等的形象之差、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第三个是个小学教师，处了几个月后，莫名其妙地要和我停止交往。一打听，说是她被学校的工宣队长看上了。

　　后来，我们这批刘少奇、李井泉的“黑苗子”被下放到企业去，我到了重庆山沟沟里兵器工业部的一个三线企业，真是高兴得很。在企业呆了10年后，又回到党政机关，没想到现在公务员这么吃香，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金饭碗”，考公务员比考大学、考研还难，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发展——形象

　　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就有句描写群众解决温饱后的心态的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当时，有人对这一现象感到不好理解，其实，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反映。“端起碗来吃肉”，说明老百姓生活好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就是饿肚子。别说吃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因为家里负担重，我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1958年大炼钢铁，我当时就读的宜宾一中组织学生到宜宾县观音公社烧杠炭，每天伐木精疲力竭不说，一双赤脚被树刺扎得满是小脓泡，更难受的是忍饥挨饿。过中秋节了，我就是一堆煮红苕填肚子。什么时候有肉吃？大约只有过大年。“放下筷子骂娘”，说明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种自由基本上是没有的，“舆论一律”，只能说一种话，弄不好就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诛连全家“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我一起分配到西南局的2名大学毕业生，因为和被打成“黑帮”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一起搞过四清，就收缴了他们的日记，从中查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斗争。我本来从1957年起就开始记日记，一天也没中断过。从那件事以后，为了自保，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日记付之一炬，而且从此不再记日记。

　　可以说，现在不仅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且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为什么还有老百姓意见那么大？主要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由此看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干部的形象要求更高。不仅要有一心一意抓发展的形象，改革创新的形象，还要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清正廉洁的形象。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初群众那么苦那么穷，意见还没有现在大？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那时干部和群众一块苦，没有什么距离感，群众从干部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愿景。

　　“黑脸”——“红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便一直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纪委恢复重建之初，各级党委为纪委充实了一大批党性强、作风实、资历老、威望高的干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纪检干部年纪偏大、学历偏低、思想解放不够等问题。当时，有人把纪检干部的形象概括为“黑脸”，以全国优秀纪检干部姜瑞峰为原型拍摄的电视剧，名字就叫《黑脸》。我虽然只见过姜瑞峰一面，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因公来川，应邀向四川省纪委的全体干部做过一次报告。我感到“黑脸”只是他形象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的一面。他的形象是丰富的、多层面的、立体的。我感到他还是一个非常可亲可敬的干部，对老百姓、对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爱得深沉，工作中政策水平很高。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对送礼的态度，哪些要收，比如老百姓为感谢你送了一篮子鸡蛋，你能拒绝吗？只能以后找机会加倍奉还；哪些不能收，拒绝不了要付款或上交组织；哪些要坚决顶回去，还要批评，区分得清清楚楚，又很讲究处理的艺术。在姜瑞峰、王瑛等许多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身上，完整全面地体现出纪检监察干部的形象。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的自身建设主题和可亲、可信、可敬的形象要求。后来又对这一要求深化、拓展和具体化为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腐败分子和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关心爱护、对自己和亲属严格要求。“四个对”抓住了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根本、关键和要害，从纪检监察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品格，应当担负的基本职责，到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自身行为都进行了规范。

　　由此，也为干部形象设计提出了一个思路：各行各业的干部，是否也应结合自己的职业特点，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在要求和形象要求，把干部的一般形象和具体形象融为一体，变成干部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