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

　　71.6分，这是浙江杭州余杭区2007年度法治指数。这是中国内地首次量化考评政府法治水平。2008年底，《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出炉。余杭、深圳等地“吃螃蟹”，其实只是六十年来政府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

　　建国之初的行政法制建设，主要目的是巩固新生政权，保障政府管理，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权力控制和监督机制，与现代廉洁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仍有差距。1957年后，刚刚起步的行政法被弃置尘埃。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建设，乃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起点。

　　改革开放初期， “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与胆量冲破了重重束缚，同时也造就了政府部门强大无边的行政权力。但缺乏法律监管的权力始终难逃腐蚀的厄运，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一连串的名单记载着共和国吏治的耻辱，也折射出中国反腐的艰辛历程，更记载着限制权力、监督权力的法治政府成长印迹。

　　限制政府权力首在立法。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这部仅有75个条文的法律，深刻改写了中国数千年官民关系的历史。如今，“民告官”渐成常态，案件种类达到50多种，迄今被起诉的中央部委就达几十个。

　　以《行政诉讼法》为开端，中国驶入行政立法快车道——《国家赔偿法》通过，宣告国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终结，为政府责任行政套上法律缰绳；《行政处罚法》将限制政府滥用处罚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设定为重要目标；《行政复议法》的出台，开通了百姓向政府“讨说法”的又一重要渠道；《行政许可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为“行政许可”单独立法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审批大幅削减，更让民众发出“公章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感叹；而《公务员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通过，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警察限权的主题。

　　日益健全的立法将政府权力逐渐“关进笼子”，同时也极大地张扬了公民私权。2002年“陕西黄碟案”表明，在面对公权的非正当介入时，捍卫公民权利成为一种时尚。公民不断向政府“叫板”的背后，深刻揭示出一个真理：政府的权威必须置于法律之下，我们面临着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脱胎换骨式的变革。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布，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浮出水面。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政府，程序正当与信息公开是重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知情权的觉醒和程序观念的普及，让权力逐渐走出传统的暗箱，接受阳光的普照。2006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正式运行，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

　　一次次法治洗礼，昭示着中国行政法治化时代的到来。

　　司法崛起：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六十年风云变幻，两次司法的重建与改革，共和国正义大厦昂然耸立。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司法体系开始自上而下建立。与此同时，过于强调对旧法抱“轻蔑与批判的态度”，也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

　　1957年7月，中央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向地方党委负责。随后11年里，铁路与水上运输法院、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撤销，司法几近沦陷。

　　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启用印鉴，正式恢复办公，标志着司法重建的开始。次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并第一次使用了“法治”的概念。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让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律师辩护恢复，而“两案”审判落槌更成为中国司法制度恢复重建的典范。

　　重建后的司法迅速介入到社会秩序的维护当中，“严打”开始兴起。一系列重案震动全国，促使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将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高院。

　　严打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也带来司法失衡、人权缺失等问题。之后湖北的佘祥林案、河北的聂树斌案、河南的胥敬祥案、云南的杜培武案等，引发了人们对死刑复核问题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复核权回收的直接推动力。

　　死刑复核权的回归，只是共和国第二轮司法改革逼近体制的一个缩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法院系统就开展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但改革的力度非常有限。十五大报告将正式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体制改革由此提上日程。2002年底，司法体制改革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次年5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模式最终确立。”

　　频繁的改革举措，热烈的舆论聚焦，让司法改革俨然成为世纪之初中国的标志性话语。2000年5月，象征着公正和中立的法袍闪亮登场；2002年3月21日，历史上首次大法官、大检察官颁证仪式，深刻烙印在共和国的法治记忆里； 9天后，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开考，36万名考生为追寻同一个司法职业梦想而逐鹿。从“罪犯”到“犯罪嫌疑人”，从“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到“一米线”、“双探头”、“高保真”询问全程录像，从废除“囚笼席”到推行“法言法语”，从“ 量刑答辩”到“圆桌审判”……诸如此类细节性的改变，无不让人体验到司法的文明与“温柔”的一面。

　　司法改革向何处去？如何将我国的历史传统、人民特性等国情与西方一些司法文明恰切地嫁接，如何坚持司法独立性，如何寻求司法民主化与司法专业化之间的均衡？我们还需自主构建，勾勒更加清晰的中国司法图景。

　　社会自治：构筑鲜活的法治画卷

　　法治终须融入生活。对于中国人而言，六十年的制度变迁最明显的体验，或许还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

　　1949年后，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经过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国营化等运动的重塑，宗法关系中的人迅速被基层政权单位所“钙化”。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更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高不可攀的壁垒，农民被牢牢固定在乡土社会。

　　以忠诚替代价值判断的情感政治，在“文革”中国演绎出“大民主”，一度将公民社会引向歧途。

　　由选举改革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破冰之旅。1980年2月，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产生，村民自治这一土生土长的中国式“草根民主”，由此成为九亿农民最真实的“民主操练”。1998年11月4日，《村委会组织法》结束长达10年的试行，村民自治驶上快车道。在普遍化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基层民主的面庞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与农村改革遥相呼应，城市民主选举也在积极推进。1980年10月，北京大学率先尝试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张贴海报，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最终正式选举选民投票率达91.25%。九年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迈进制度化轨道。

　　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走出了“臣民社会”的囹圄，那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就让我们开启了“公民社会”的新纪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过此前文化上、知识上的解构及政治社会运动的冲击，人逐渐从国家的结构中剥离出来，成为原子式的个体。

　　1992年，一部名为《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吸引了无数观众走进影院，为“讨一个说法”而走上法庭开始深入人心。正是在对“家门口的权利”理性而有序的争取中，中国传统的平民开始转化为法治社会状态下的公民；河北律师乔占祥叫板 “铁老大”，揭开了中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序幕；2003年因“孙志刚事件”最终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等都表明，法治的价值和生命，从来不是静静地躺在法典或法律汇编中，而是表现在“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中，那些坚信法治的人们汇聚力量和才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

　　公权下筑起私权保护墙。如今，为争取小区绿地、为银行少付一分钱利息、为餐车消费没有发票、为高速路不高速… …越来越多普通身影的踊跃维权行为，让人们意识到，公民权利不仅写在书本上、法条里，还存在于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在社会法治事件的亲身参与中，开始了“平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面对不公，他们不再选择沉默，而是积极的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互联网的出现，更是让“沉默的大多数”找到新的维权通道。经过近二十年的急速发展，网络已在不知不觉中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政治习惯与诉求方式，助推着公民社会的构建。

　　“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化工项目事件、华南虎照片事件，无不折射出一个新的公民群体——网民的力量，中国进入了“传媒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NGO崛起于废墟之上。犹如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一丛丛青草，中国的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迎风招展，满目葱茏。

　　截至2008年底，中国依法登记的民间组织超过413600个，而民办的非法人基层社会组织超过24万个。民间组织正不断地汇集“草根力量”，成为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的成立，成为中华法治千年史上的界碑。中华法治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始终风雨同舟、不离不弃。行进在法治之路上，我们不断困惑，不断悟解，前进的步伐越发从容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