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宗亲归宗亲，政治归政治

　　凡事总有矛盾之处，就像绿营3位大佬——陈水扁、吕秀莲、游锡堃所为，他们一边是强烈的认祖归宗、亲往或派人赴大陆寻根拜祖，一边又在岛内极端地叫嚣“台独”。

　　而同是回乡祭祖，蓝营政要，如连战、宋楚瑜、林丰正、江丙坤等大多公开寻根，并以此为荣。而绿营方面则遮遮掩掩，即使回了也不敢承认。这当中，除了漳州籍的陈水扁、吕秀莲、游锡堃、谢长廷之外，还有被称为“台独精神领袖”的李登辉，据考证，他的祖籍在福建永定，18年前就派侄儿李道雄回乡寻根谒祖。

　　其实，祭祖所表达的是炎黄子孙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和眷恋，体现了中国人“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美德。此俗也是维系家庭、家族乃至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而这种祭祀祖先的传统在台湾也得到了完整保存，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这一点来说，台湾蓝绿政要的返乡祭祖，却蕴涵人性和地域人文的因素。

　　“谁会去写族谱？只有中华民族！”

　　走遍世界，真正会认认真真地去写族谱，认寻自己根出何处的，唯有中华民族。诏安县台办主任申建平对本刊记者说，“比如我们诏安的沈姓，跑到城区老城庙，看看石碑上刻的姓氏，便知他们的祖宗是从无锡搬过来的。”

　　从本刊记者所采访的政要祖籍地来看，要数吕秀莲的“吕氏族谱”编写得最为完整。据吕赞春介绍说，“吕传胜第二次返乡时，他对我说，‘赞春啊，上次回来看不到我们宗族像样的族谱，你能不能把它搞起来，经费不用担心，我来安排。’”

　　此后，两人商定，并由宗亲会认可之后，确定吕传胜当主编，负责内容审阅，吕赞春任副主编，负责收集并编纂资料，这样来来往往12年，族谱成形了。

　　这期间，吕赞春还写信给吕秀莲，要她的照片、简历。吕甚为重视，很快寄来，还为族谱题词：“吕祖万古流芳，我族日月增光”。“2001年我们出了第一卷，2004年再出第二卷时，台湾、美国的电视台都报道此事，吕秀莲看后很是高兴。”

　　然而，为什么“台独”大佬们虽有浓厚的血缘情结，喊起“台独”却又如此起劲？

　　究其原因，或是普通台湾民众中的中华文化和血缘情结因为多年的隔阂被淡化了。他们认同自己是“河洛人”、“客家人”或者其它的什么人，却忽略了自己是中华人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很重视族谱，但苦于两岸隔阂，早先移民没什么文化，地名人名在族谱上容易出错，所以在寻根上造成障碍。两岸对接族谱的作用，有利于唤起他们的中华血缘意识。

　　树高千尺不忘根，认祖归宗是人性情感的具体展现。对祖先的敬仰与怀念，是两岸中国人共有的情感，是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正常的心理需求，也是人之常情。对此，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曾说，“饮水之恩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我们认祖归宗的脚步。”

　　闽南性格的“义气”“坚强”

　　闽南人的性格成分，很重要的就是讲义气，所以阿扁下台时，仍有18%的深绿跟随他，即使现在身陷弊案，关在看守所了，铁心跟他的人还是不少，这除了政治利益的难以切割，更有闽南后裔的性格所影响——我就认准跟着你。

　　对此，申建平告知本刊记者，陈水扁和游锡堃的老家都在诏安北部，那里都是山区，山里人“好客”，但宗族姓氏的观念也特别强烈，“我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返回祖地，在祖宗面前，我们就是亲人、兄弟。”

　　戏称阿扁老家“父母官”的诏安县太平镇党委书记林惠生告知本刊记者，该镇与广东饶平交界，镇上人口是客家(人)和“河佬”(闽南人)各占一半，他们按姓氏宗族划分，早些年，宗族之间为了“自家人”的利益，常有械斗，驻村干部也就常常下村“灭火”调解。其实，这些人的举动，与阿扁支持者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的做法，其性格表现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讲义气，认自家人。

　　这种性格的另一特质是坚强和坚韧。

　　当本刊记者历经山路盘旋，抵达游锡堃祖地秀篆镇时，恰逢此地墟日，只见小镇街头熙熙攘攘，人车拥挤，村民们以路代市，就地交易，热闹非凡。路经街市，忽见一地段均销广东产品，旁者解释，方知“秀篆有条广东街，广东有条秀篆街”的说法，说的是秀篆人一向有外出闯荡的传统，他们在广东发达之后，形成自己的群体，在广州白云区京溪一带开辟一条类似纽约唐人街的秀篆街，专售家乡货，而同时，又在自己的老家开店专销广东货。集市的另一端，却见发往广州、汕头、石狮等方向的大巴中巴，夹杂着喇叭声进进出出。

　　秀篆人外出闯荡，不惧险阻所彰显的坚强性格，让记者看到了当年他们的祖先漂洋过海的影子，这样的性格延续两岸。陈水扁的性格亦有这样的成分。

　　陈水扁是草根出身，三级贫户之子，随时处于贫穷忧患意识之下，自幼刻苦读书以求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改变命运。从小学到后来考律师，他都是第一名。

　　阿扁由“立委”、市长乃至“总统”，是依靠“扁友会”系统打出天下，即使是2000年的选举，陈水扁的核心智囊与选举议题的设定，也是由民进党和扁友会运作的。陈水扁早已习惯于以自己为轴心运作选举，后来兼任党主席，或者操作台北市长选举、花莲县长补选，乃至2004年的选举，陈水扁均自己承担胜败责任，如同政治豪赌，赢则获得天下，输则一干二净。

　　他的这种性格从未改变，在其弊案诉讼中，陈水扁采取激烈又极端的策略，正是源于他的性格底蕴与一贯风格，或许，这是坚韧的另一层解读。

　　而江丙坤在6年前出版的自传《拼命三郎——江丙坤的台湾经验》一书中，其坚韧和拼搏的性格表现，亦有生动描述。“他和我们村里的宗亲一样，平时就很勤奋，不会游游荡荡的。”江子永如是说。

　　乡亲眼中的“两面人”

　　物有多面，人亦然。台湾政要，不论蓝绿，其返乡谒祖之时，他们在祖宗面前宗亲面前，展现和流露的，更多的是人性的一面，此时，他们都会把政治暂放一边，给乡亲留下敬祖爱祖的良好印象。也正因如此，宗亲们对于“自家人”在政治方面的所作所为，持一种理解和体谅的态度。

　　就像“秀莲姑”的表现，族长吕赞春就认为她没忘祖，并说她是祖留心中，至于她在岛内的言辞，那是“宗亲归宗亲，政治归政治”。“不这样，她当得了官吗？”吕赞春反问本刊记者。

　　对于吕秀莲的评价，吕赞春并不掩饰什么，称她性格直爽，什么话都敢讲，不埋在心里，不像陈水扁那么狡猾阴险。他甚至告知本刊记者，2005年吕秀莲连任“副总统”时，他就写了副对联送她，“秀水龙潭蛟过海，莲花宝岛凤棲台”，横批是“巾帼英雄”，还花600多元请当地的国家级书法家陈东河书法并装裱，但当时他不敢公开，因那时秀莲姑叫嚷台独很厉害，怕说是歌颂她，即把此事告知吕传胜，由他传话给吕秀莲。“秀莲姑听后，甚是高兴，还邀请我去台湾呢。”吕赞春的话语间，亲情自然流露。

　　几天来一直陪同本刊记者采访的漳州市委通联站副站长吕峰鹏也说，“吕秀莲给族里族亲的感觉还是很亲的，她和我爷爷同辈，大家都看得出，她热爱自己的家乡，而村里出了这么一个台湾政要，宗亲们都感荣耀。当然，我们也坚决反对她的台独言行。”

　　与吕赞春的态度一样，游锡堃祖地宗亲同样是站在乡亲角度看待游氏。就在2006年台北市议员李庆元派员秘访游家老厝之时，惊讶发现其宗亲们非常珍惜游锡堃在台湾的政治成就，更对于“游家人”能够位居“行政院长”而感骄傲。当秘访者拍摄游氏家庙时，宗亲之间还热烈讨论这项访问是否与“倒扁事件”有关，遂有宗亲以“倒扁事件会对游锡堃造成影响”为由，要求宗长不应该和访员多作交谈，甚至和访者发生了言语上的龃龉。

　　在秀篆镇担任统战委员的黄明德对本刊记者说，“其实，乡里人不会计较你是蓝是绿，成为政要名人，视其有出息有本事，他们回来，乡亲都会热情接待。”

　　不过，政治元素还是回避不了，返乡拜祖者(尤其是绿营的)还是言行谨慎。游锡堃的同辈游祥练就告知本刊记者说，游锡堃弟弟游锡贤第一次回来祭祖时，他就一声不吭成“哑巴”，临走时他对乡亲解释说，“我说多了，会连累人，共产党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我们也有我们的政治追求，但我还是要认我的祖宗。”

　　吕秀莲哥哥吕传胜返乡时也说同样的话，“我是回来祭祖的，不谈政治。”但他一回台湾，即把祭祖情形一五一十告知吕秀莲。有趣的是，吕传胜每次回乡谒祖，吕秀莲都官升一级，从县长、立法委员到“副总统”及其连任。

　　对此，同为吕秀莲乡亲的漳州东南花都公司副董事长陈连升对本刊记者说，“他们这么做，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在政治和宗亲面前，他们就是两面人，言不由衷。”

　　宗亲们对这些绿营政要为何如此“通情达理”？从他们的角度想来，“一家人政见可以不同，但祖先却是共同的。”

　　“人生有那么多政治吗？”

　　此话引自同是台湾深绿但非漳州籍政治人物、现为高雄市长的陈菊所说。今年5月23日，陈菊利用首访北京的机会，前往福田公墓“祭奠室”祭拜当年党外共同为台湾民主奋斗的挚友苏庆黎。当她轻抚苏的骨灰坛，深情怀念之时，神情肃穆，有感而发，说，“人除了政治，还有人性啊，人生真有那么多政治吗？”

　　但陈菊返回高雄两个多月后，即出面邀访达赖，现在又计划播映有关“疆独头目”热比娅的纪录片。搞完“藏独”搞“疆独”，其人生，真的就有“那么多的政治”。事实上，对同文同种的漳州籍蓝绿政要而言，政治相争贯穿了他们那么多的政治人生。

　　江丙坤与陈水扁两地祖地两县相邻，但是，江氏族亲族长江子永以他的“丙坤兄”为荣，称其为两岸交流做出贡献，而陈家祖地的族长，也就是陈水扁的“叔公”陈水滚认定阿扁是败类，责骂他搞台湾当贪官，是给祖先抹黑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像连战、江丙坤那样‘光宗耀祖’，为中华民族做点好事？”每有记者采访，陈水滚老人总是这么追问。

　　陈水滚的话或有所指。2006年4月19日，连战返乡马崎，锣鼓喧天，夹道欢迎，境内外媒体蜂拥而至。而这同时，同年5月13日，正巧陈水扁再派其堂兄秘访诏安，与连战认祖的大大方方、顺顺当当相比，陈水扁间接的“寻根之旅”只能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故此，身为族长的陈水滚当然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陈水扁早年就到过大陆了，但他却矢口否认。后来，有媒体注意到了他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留影，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是1991年7月23日至26日，陈水扁通过在大陆的台南同乡牵线，曾秘密访问北京。当时，他是“立法院国防委员”，想和大陆军方座谈。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在其《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的一段话，可以概括台湾绿营的政治操守。“人性的变化漫长而难以觉察，而政治环境的变化却如白驹过隙。环境中的象征符号能激起人的情感，诱发人的无意识。许多政客正是利用这一点，操纵选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比如族群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王若甫研究员认为，族群概念被提出时，它是描述一种文化和血缘团体、甚至祖先来源的差别，之后族群概念慢慢有了第二层定义，用来表达一种社会位置和地位，就是通常用族群去定义与别人的关系。

　　其实长期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在日常生活中，族群根本没有问题，只是到了选举，台湾蓝绿政治人物便以族裔来唤起族群的认同，借以巩固自己的票源。各族群也会基于政治或象征性的利益而支持“自己人”。因此，民主政治的出现，不但未减少族裔意识，反而有增加之势。族群动员、族群投票，基本上就是宗族意识的外显化。

　　2004年3月20日，陈水扁连任成功后，4月12日，他在台北接见澳裔美籍的哈佛大学教授谭若思时，从皮夹中掏出一纸条，上写“福建诏安二都白叶村”，以示他本人一向不忘本，虽是台湾之子，但承认自己的祖先在大陆。

　　对此，陈水滚还告知本刊记者，陈水扁有次在台湾的客家电视台接受采访时，故意从衣袖上掉出一块布条，上写“我是诏安二都人，我也是客家人”。那个时间点，他是在拉客家人的选票。

　　“都是政治的原因啊，要不然，怎么会一样水土两样人呢？人生就为了政治吗？”听陈水滚的话，让本刊记者有些诧异，长年居于深山里头祖屋之中的这位硬朗老人，表达的意思竟与现代政客——高雄市长陈菊相似。

　　的确，有时人性因政治而扭曲。尽管漳州后裔如今在台湾政坛“大放光彩”，他们同源同文同种，却因蓝绿追求不同而彼此相斗。他们正在书写各自的政治人生，留待历史的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