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里的折腾

　　始于2008年9月2日，将于2010年底完成的这次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行动，省政府的政策是一刀切，普山西的天空之下，概莫能外。但省里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产煤大市和产煤大县，对于非产煤重点县，省政府则网开一面，任其折腾。

　　位于山西忻州市与朔州市交界处的某县，不但是非产煤重点县，而且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县境内只有6家民营小煤矿，但该县缺乏其它财源，公务员工资靠国家拨款，每年一两千万元的税收大都来自煤矿，因此不愿对煤矿放手。省里规定，年产30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要被整合。这个县所有煤矿的年产量加在一起，也不到300万吨，但它做了虚假数据：煤矿的工作面、年产量等，表面的东西都做得过去，忻州市亦不愿这个穷县的煤矿都被省属国有大矿整合走，省里也对它“法”外施恩，允许县政府出面，把境内几座小煤矿整合成一个集团。

　　今年春节过后，县政府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境内几家煤矿。县里的主导思想是：必须保存一定的煤炭生产企业，因为本县一点工业也没有，利税全靠煤矿，只有保住几个煤矿，本县的工业产值、财政收入才能上去。省里给了该县两个指标，即可将现有6个煤矿压缩成两个，并成立地方煤矿集团，其中县政府占股51%，各煤矿共同占股49%。

　　有机会自己当整合主体，看起来似乎是好事，但6家煤矿的矿主却都傻了眼。一来县里希望东边两个有实力的矿去整合其它4个矿，这6个煤矿如果是连在一起的，将来还能形成整体相连。但是，县域东边三矿与西边三矿中间隔着山，犹如摩天岭一样，东边的矿没法去挖西边的煤。按这样的整合方式，西边的煤层只能放弃。二是县里规定：谁去整合其它4个矿，不但要给人家补偿金，还要将其债务也一并承担起来，万一将来不能生产，这笔钱也不会再退给你。另外，谁当整合主体，还要先给县政府缴5000万元作抵押金。三是所谓的县政府占股51%，只是一句空话。政府拿不出钱，说是以后再给，但却强行占股份，还要控股。

　　县域东边3个稍有实力的煤矿，位于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前面开着矿，后山冒着烟，因为当地农民偷煤，露天煤下雨后遭日晒着火了，没人救也救不了。这3家矿，一个是浙江老板投资，年产煤40多万吨。第二个矿设计产能90万吨/年，是当地政府去北京招商引资来的，但这个矿下井两公里才能看到煤，自北京老板来后就没生产过。第三个矿年产煤60多万吨，是大同一个老板购买的。这位老板在左云县还有3个矿，已被同煤集团整合了，现在自己“翻身做主人”，也可以整合别人了，矿主却尝到了比被整合更大的苦恼。

　　该县一家煤矿的矿长说：“现在我们是进退两难。退吧，当初我们买资源费的钱，县政府说已经花光了，不会给；我们被其它矿整合，钱也到不了我们的手；而且政府又把证都吊销了，成了非法煤矿，不能再生产。进吧，政府把门槛提高了，想把煤矿保存下来，必须与县煤炭集团签合同，去收购其它的矿。想只买一个矿，政府让你把另外两三个矿也买了，本来值一块钱的东西，现在让你掏三块钱。而且整合以后的技术改造，资金投入，政府还是没钱，将来你的生产、经营肯定陷入困境。”

　　这位矿长说，省里的政策是好的，9~30万吨的小煤矿，小打小闹，以后全部改成机械化开采，有利于安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但是，产业调整应该有一个缓冲期，让我们投入的巨额资金能有一点回报。“2005年，政府通过发安全许可证提高门槛。2006年，政府让我们缴一两千万的资源价款，说是缴了钱以后，下面的煤就全是我们的了，那就缴吧。2007年，政府规定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一律关闭，煤老板都拼命提升能力，那次资源整合就把煤老板整得基本都趴下了，生产能力不够的就再买个矿，两矿合一；钱不够就去借高利贷，山西矿区的地下钱庄、黑市贷款很多，煤老板想的是尽可能保住煤矿，能开一天是一天。但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又要资源重组，300万吨以下的煤矿一律要被整合……”

　　如今，县里6家煤矿的矿主都不想干了，都等着被其它矿整合，补偿自己的投资，然后彻底退出。6个矿的煤矿工人有一两千，现在也没事干了。矿上不断出现聚众哄抢设备事件。以前当地农民烧煤从煤矿买优惠价，现在他们要到陕西去买，价格翻了一番。

　　此次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牵涉许多外来投资者的利益，据闻浙江省政府已派人来晋交涉此事。一位浙江商人激动地对记者说：“山西作为资源大省，就是靠政策的变来变去吃饭，养活着几百万公务员。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我们好多人是山西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现在走到这个地步！政府的做法既不合法律，也不符合国家政策。”

　　浙江商人说：“我们浙江、福建、广东的商人进入山西，以中小企业为主，以投资和产业转移为主，需要地方政策的稳定，自己把握住机会才能赢利。现在山西省的政策变来变去，对我们影响太大！浙江、福建、广东也有煤矿，但从来没出过这事儿。我们的投资好多是在家乡借来的，现在亏损巨大，还不上钱，在家乡已经引起了社会不稳。国家号召支持中西部开发，中小企业是主体，现在山西一下子把自己的信誉打没了，以后我们肯定不敢再来山西投资了，外资更不敢来了。”

　　这位商人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此次事件的根由。他说：山西有许多晋商研究会，山西的专家学者都爱研究晋商文化。晋商以诚信起家，后来不讲诚信，就衰败了，而现在是“晋商文化”与山西特有的“煤窑文化”相结合，脱离了市场经济，造成了政府决策不停地变，“先是让我们缴资源管理费，我们缴了，政府说这一块资源永远是你的了，现在这话又不算数了。政府要求煤矿年产量要达到9万吨，后来又要求30万吨，现在是300万吨，政府说多少就是多少，至于外来投资商亏损、倒闭，都是你自己的事！我们向县政府抗议，县政府说‘这是省里的政策，我们也没办法’。有人说山西的政策是‘初一十五不一样’，现在变成了‘(初)三(初)六(初)九不一样’，决策反复无常，让人无所适从，这是我们外来投资者最大的痛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