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结盟“项目帮”

　　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30年河东，30年河西。曾经一度大面积亏损的央企，在蓄能积量之后如同捕猎者般四处出击，圈地成王，在经济危机的大潮中，更是“攀附”者众，风光无限。

　　近期以来，地方政府邀请央企投资地方项目的热情愈来愈高涨，与此同时，纷纷推动地方国有企业与央企进行合并重组，此类“央地结盟”的现象在2009年已蔚然成风。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股央地结盟的浪潮？在双手的握手言欢之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格局？

　　向央企靠拢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邀对象从过去的民资、外资，变成了流行邀请“央企”。

　　“市里前一段时间也专门开大会，讨论与央企对接合作的问题，由发改委负责，国资委协助。”9月25日，广州市国资委主任张连广对本刊记者说。

　　不仅仅是广州这样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掀起与央企对接合作的热情，今年至今，寻求与央企合作的省市呈现“全面开花”的现象，河北、江西、江苏、甘肃、湖南、河南、安徽、浙江、重庆等十多个省市，甚至纷纷组团赴京，专门召开针对央企的项目对接会。

　　安徽是一个典型。9月19日，安徽合肥市政府在北京举办“合肥市老城区改造项目与央企及全国知名房地产企业对接会”。此次推介会，该市共推介68个项目，涉及土地约1.6万亩，计划总投资150亿元。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表示：“只要你愿意来，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净地交付，最快时间为企业办理好各种程序，让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内真正开工建设。”

　　据悉，安徽省政府下达了与央企对接合作的项目任务，一共3000亿元，其中省属国企的任务是450亿。剩下的部分，按照各地的实际能力和情况进行分解。比如，安徽的工业重镇安庆，任务是200亿。安庆再次按照各个领域分解到各部门和下属县市，其中工业和农业、服务业项目140亿元，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60亿元。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在与央企的对接座谈会上表示，安徽与央企的合作将“不设条件、不限领域、不拘形式、只讲内容”。

　　在重庆，6月13日吸引央企超过1000亿元资金；在江苏，2月20日与央企的合约金额高达2220亿。在一些省份，与央企的对接工作甚至被当成“政治任务”。即使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亦把吸引央企作为工作的重点，宁波、绍兴、嘉兴都举办了和央企对接会。

　　在新投资项目寻求央企合作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纷纷将本地国企推出谋求央企的兼并与重组。这与国资委的需求也不谋而合，今年以来，李荣融带队的央企“国家队”频频前往各地，与地方政府探讨重组地方国企事宜。武钢、宝钢、东航、中航、华侨城、国投电力、中金黄金、东航、中房、中核集团、中石油、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通用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都在进行并购地方企业的活动。

　　在宁夏和甘肃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更是毫不保留地欢迎央企兼并重组本地国企。“只要注册在宁夏，税收在宁夏，就业在宁夏，能使企业迅速做大做强，怎么重组都行。”宁夏国资委主任黄宗信说。

　　如此一来，除了“国进民退”蔚然成风之外，“央进地退”也成为新浪潮。

　　计算下的共谋

　　地方政府与央企之间，各有各的算盘。

　　安徽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表示，现在去争取央企，主要是为了保证投资增长的后劲。“实事求是地讲，经过四批中央投资之后，后续投资已经有点跟不上。跟不上的原因，既与国家对项目审批较严有关，也与地方配套资金跟不上有关。与央企搭上关系，由他们来投资，地方的资金压力基本就解决了。”

　　河南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则表示，一些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只有纳入国家总体规划才可能获批开工建设，而谋求与央企合作，明显有利于这样的项目获批。因此，抓住了央企就抓住了调整和振兴各项产业规划的产业政策资源。

　　在已经或即将出台的各项产业振兴规划之中，央企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如钢铁行业，鼓励宝钢、鞍本、武钢等三大央企在国内的联合重组中发挥先锋作用。有色金属振兴规划草案，中铝、中国有色、五矿集团和中冶集团等将扮演兼并重组主角。汽车产业兼并重组目标也将出炉，鼓励上汽、一汽、东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兼并重组。

　　在地方政府眼中，手握重金的央企显然是解决地方投资项目资金缺口和兼并重组本地企业的大好对象。在今年的信贷狂潮中，央企无疑拥有了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信贷优势，年初，仅华能一家就获得了中国银行一笔6.8亿元的并购贷款，建行也向中石化、国家电网、中铝等42家央企大规模地推销并购贷款。

　　此外，央企还获得了国家的大规模注资、银行信贷巨额授信、低成本票据融资便利，央企还几乎占据了公司债发行市场。

　　以东航为例，上半年就获得国家90亿元注资，非公开发行A股和定向增发H股募集资金总额约70亿元，截至今年4月底，手上累积的银行授信额度已超过千亿元。作为一家资不抵债的企业，各方如此“输血”，其能量只能让民企甚至地方国企望洋兴叹。

　　而在央企这边，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到2010年中央企业将减少到80~100家，要努力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一再表示央企如果做不到行业的前三，就有可能面临着被重组。随着大限的逼近，央企做大规模的冲动也昭然若揭。

　　除了外部的压力，央企本身长期就有着扩张的欲望与冲动，规模越大，获得的资产越多，净资产回报率和利润指标越好看，能撬动的资源也越多，薪酬亦会随之上涨。更何况在如今宽松的信贷政策之下。

　　除此之外，自2009年起，拥有合并纳税资格的106家大型企业将停止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也使得此前地方政府与央企重组后担心税收被分走的担忧去除，地方政府转而追求“不求所有，只求所在”。

　　而至今尚未完成改制重组的地方大型国企，往往是历史包袱重、改革难度大的企业。这类企业要想与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实现重组，往往会在政策、体制、国家战略等方面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难题，而“卖给央企”，则要简单得多。

　　“经济危机放大了中国经济对央企的依赖性，在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眼中，具有垄断地位，规模庞大的央企由于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抗风浪能力比较强，寻求与央企的合作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而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型企业在面对强大的央企面前，生存空间必然缩小，与其在夹缝中生存，不如向央企靠拢，为未来市场定位找到一席之地。”对于“央地结盟”的原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资法》起草工作小组专家成员李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