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复归？

　　央企掀起这轮兼并重组的浪潮，在不同利益主体看来，有着不同的解读。

　　“这只是市场化重组的一种方式，是央企做大做强的一种途径。”在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看来，对央企垄断和损害产业结构调整的指责是不对的。

　　李保民认为，目前在诸多行业中，产能过剩严重，行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远远不够，在钢铁、汽车、能源行业，行业的集中度过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是事实，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不问身份的，不管是央企、地方国企还是民企，都处于不停地重组再重组的过程中，央企本身拥有规模效应，有技术有人才，在事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中，央企的地位应该得到加强。

　　“地方国企也在改革，而央企的进场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一方面央企延伸了产业链，加强了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他对记者说。而在重组兼并的过程中，是阳光交易，“市场化的重组”，并不是行政主导的结果。

　　“尽管我们不能用金融危机的理由去否定市场化和全球化理论，但是国际之间的竞争是客观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通过大企业进行竞争的，而大企业必须培育、发展、成长。而央企目前有能力、有责任来做这个成长的骨干力量。”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平则认为。

　　但在李曙光看来，目前这种央企大规模并购地方企业的风潮值得警惕，一些央企是否具备市场并购主体的地位是值得怀疑的，“从央企在过去一系列海外并购的失败中可见其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强，央企过去所获得的利润增长，与其垄断地位，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家资源的占有有关，在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属于经营与管理机制的创新所取得的，值得大打问号。”而央企在资源行业获得的利润，是“靠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来换取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央企本身扩张的冲动，有着内部挖潜能力有限，为了向中央交出满意的利润答卷，开始向地方要资源的嫌疑。而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依靠央企向中央政府拿政策、资金资源的出发点。

　　在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深圳市国资委主任贾和亭看来，央企并购地方国企并不值得大力提倡，从以往的并购重组经验来看，国企与国企之间的并购重组，效果并不比民营与国企、外资与国企重组的效果好。央企与地方国企之间，出资人代表虽然不一样，但机制和体制却相差不多，经营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上是趋同化的，并不有利于重组后的创新。

　　“地方政府看好央企的可能更多是垄断地位和中央政府的人脉关系，当遇到经营困难时，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由于有任期的压力，首要考虑的可能是如何在借央企之力壮大地方经济，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考虑如何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和体制创新能力。”他对记者说。

　　贾以深圳为例，在过去的几年中，深圳推出包括水务、能源、燃气、公交等一系列能源、公用事业的国企整合重组，但引进的都是国际资本和有名的民营企业，“就是期望他们能带来更先进的经营和管理体制，扭转连年低效率亏损的局面”。

　　央企并购重组地方国企失败的例子在过去也并不少见，如曾大举收编地方企业的中铝集团各地方炼厂纷纷减产停产，东航在并购地方航空公司后亏损严重等等。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央企的表现也并不比其他企业好。2008年，央企利润同比下滑30%。

　　而从纵向来看，多年来央企下放——上收搞了好几个来回，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总的趋势是中央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如今央企大规模并购重组地方国企，看上去则是一种反向，是在维护“旧体制”。

　　央企早已变异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而按照国资委2006年明确的政策思路，央企最终会在七大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另外九个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此外的央企应逐步推向市场。

　　在国资委看来，央企所发动的这一轮并购，虽然是国资委推动，但也坚持从“企业行为”出发，符合“有退有进”、“主辅分离”的原则。

　　“我们也并不赞成央企的无限制扩张，设置了主辅分离的关口以及不符合控制性行业不审批的关口。”李保民说。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央企的发展仍然存在投资体制不明确，利益导向不明确，考核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比如，在央企的利润构成中，到底哪些是主业经营带来的，哪些是辅业带来的，目前没有明晰。”

　　在这些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央企便可能以利益导向加强自身的垄断地位，依靠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并向竞争性行业扩张。在此番地方政府推广对接的诸多项目中，就包括旧城改造、地产开发、电子信息产业等诸多诱惑，并有着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

　　国资委提了好几年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总体仍然是缓慢的。比如房地产业，国资委的资料曾显示，中央直属企业当中，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达100家以上，尽管在国资委先后公布的央企主业名单中，房地产业务被列为主业的央企目前只有14家，但目前仍有80%的央企在从事房地产经营。这些央企在今年以来的各地的土地招标中，便凭借手中握有的巨额信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王”。

　　一位地产业界人士对此发表疑问：“这些央企的进场到底跟改善民生有什么关系？”

　　对于央企对利润获取和规模扩张的冲动，国资委的控制能力或是有限的，“说是管人、财、物，但在一些特大央企，人是管不着的，企业负责人直接由中组部任命，对于企业来说，人就是最大的问题。”李曙光认为。

　　一些央企蜕变成特殊的利益集团，为牟取自身的利益，不仅对其他资本进行打压，而且侵蚀了国民福利。资本经营预算机制的推行困难便是一个例证，2007年国资委刚刚推行的红利征收，在2008年便遭到了一些大型央企的抵制。

　　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央企的利润一直留在企业，困难时要求国家巨额补贴，赢利时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却并不分红。一方面是央企利润暴涨，另一方面是社保等账户的巨额亏空。而社保账户的亏空，很大部分就都是过去国企改制留下的社会欠账。

　　“企业向大走是好事，但如果说大必须是央企，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这些央企与中央政府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央企的风险，可能就是政府的风险。”李曙光说。

　　中国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以权力为基础来分配资源。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30多年来，中国经济格局有一点始终未变，这就是政府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中国当今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