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高层领导的关注、中央及地方媒介的舆论推力之下，“钩子并不存在”的谎言已彻底破产。随着黑幕的揭开，上海又面临着平反类似“冤假错案”的巨大压力，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前的汹涌民意，正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执政智慧。

　　南都周刊记者·谢海涛  上海报道  摄影·雍和

 　警察和保安，排成几排人墙，试图阻止人群进入大楼。一个多小时前，几十名前来讨要说法的“钓鱼”受害者，趁中午吃饭时间进入大楼，在楼上到处去找执法大队的领导，却发现几乎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一个老太太，抱着孙子，带着被子，躺到了楼道里。据悉，她的儿子开车三次被钩，儿媳妇也跑了。楼道里混乱一团，人们甚至闯进食堂去吃饭。

　　10月27日，上海沪南公路9758号，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再次遭遇“围困”。

　　人群是上午9点多聚集的，张兰平赶到时，已有一二十人。11点时，人越来越多，他们想去找领导讨说法，但是门卫不让进。后来，第一批警察赶到，被他们劝了回去：我们又不打架，是来讨说法的，你们来干嘛？

　　这是上海市公布钓鱼事件真相的第二天。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向公众道歉的新闻，使他们理直气壮了许多。这是自周老虎事件后，地方政府又一次向公众道歉。

　　这场一波三折的事件，自9月8日起，夹杂着白领被钩、青年断指等剧烈冲突情节，使上海交通部门一直讳莫如深的钩子现象，浮出水面，而在上海高层领导的关注、中央及地方媒介的舆论推力之下，“钩子并不存在”的谎言已彻底破产。

　　在新华社对浦东新区“勇于纠错取信于民”的赞扬声中，随着黑幕的揭开，上海又面临着平反类似“冤假错案”的巨大压力，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前的汹涌民意，正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执政智慧。

　　两条战线的调查

　　10月23日，上海火车站，左手吊着绷带的孙中界，看到专程来沪的郝劲松时，9天以来第一次笑了。他的哥哥孙中记形容此前的一段日子：他们像掉到了油锅里。郝劲松的到来，使孙家兄弟增添了信心。

　　这时，上海对钓鱼式执法的态度已开始起变化了。

　　10月20日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国家一级律师薄海豹，接到上海市人大的电话时，天已经很晚了。电话里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媒体很关注，问他是否乐意参加。

　　这件媒体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孙中界遭遇倒钩事件。这天上午，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刚刚公布对其的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一时，舆论大哗。

　　消息发布时，孙中界并不知情。他和哥哥等人，从原南汇地带，跑到浦东新区的各个部门上访，但没有人理会他们。令人蹊跷的是，这份由《新民晚报》当天刊发的调查结果，第二天，上海的其他媒体并未刊发。

　　薄海豹就在这时接到了电话，成为浦东新区紧急成立的联合调查组的成员，调查的方向是：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在孙中界事件中，是否采用了不正当手段取证等问题。

　　浦东新区对调查组成员名单高度保密，在后来公布的名单中：丁仲良、王洁、李江、李燕、陆敬波、金永红、季明、唐一平、顾文剑、郭翔、郭耀明、薄海豹(按姓氏笔划排列)，身份主要为上海市和浦东新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的代表、社区和企业的代表。

　　此前，忙于教学与律师事务的薄海豹，对孙中界事件只是一般了解。但他觉得作为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有义务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与调查组的秘密调查相比，媒介也开始了独立的调查。在上海媒体无奈失声之际，上海交管部门对钩子的一再否认，刺激了中央和地方多家媒体强烈的关注热情，仅中央电视台，就有新闻节目中心、经济半小时等多部门记者，来到上海。而一年前更具轰动效应的奉贤钩子被杀案，则由于3月的全国两会、5月的四川大地震、8月的北京奥运会，而被遮蔽不彰。

　　“这次，我估计要搞大了。”这种声势浩大的报道声势，甚至让前钩头罗雄(化名) 倍感鼓舞，坚定了他后来站出来说话的信心。

　　而在孙中界事件之前，南都周刊是唯一近距离探寻钩子的媒体，随着事态的发展，促使南都周刊编辑部决定把核心线索资源共享，以促进揭穿钩子骗局的进展。

　　在南都周刊记者牵线下，10月21日，奉贤一名现役钩子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采访；10月22日，前钩头罗雄再次现身说法，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10月26日，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采访……

　　上海交通部门一再否认的钩子现象，逐渐被挖至深水区。

　　薄海豹智识钩子面目

　　10月21日，联合调查组兵分三路，分赴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孙中界工作的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薄海豹所在的小组共四五个人，主要负责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调查，以查明事件中的乘客是不是钩子，此人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

　　当天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国家一级律师薄海豹，展示了他专业的问讯技巧及判断能力。薄海豹问：“你在政府类似的交通执法中，不管是闵行、南汇，还是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过？”陈答：“没有。”薄又问：“如果有，就证明你不是一般的乘客，而是一个钩子，可以这样认为吗？”他说：“可以。”薄再问：“要不要一个机会证明你是清白的？”陈说：“愿意。”薄再问：“你是否能配合作公安测谎测试？”陈答：“可以。”

　　而据新华社报道，在调查组抽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今年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了陈雄杰曾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

　　在进一步深入调查后，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而且大多都由一位“蒋某某”领取，钩头由此现身。

　　22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钩头承认了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他，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正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的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上海钩子生物链

　　就在同一天，随着南都周刊、南方都市报记者对钩子的采访，以及罗雄的现身说法，“蒋某某”蒋国辉这个名字，开始浮出水面，一个庞大的钩子网络因而进一步清晰起来。

　　知情人士透露，40多岁的蒋国辉，出生于奉贤柘林镇。由上海市区南下50多公里，奉贤区政府所在地南桥以南七八公里处，就是这个盛产钩子的杭州湾北岸小镇，上海的钩子势力，有四股发端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这里的地痞流氓较多，构成了后来钩子云集的原因之一。

　　柘林镇东北方向，两三公里处的东海村，为蒋国辉的出生地，蒋为柘林系钩子第三股势力，常在闵行、南汇一带钩车。

　　奉贤钩子元老甲钩，则出生于柘林南宅村，手下有钩子四五十人，主要活动在闵行、松江、奉贤一带；唐老大为另一帮，有钩子十几人。

　　柘林以北，新寺社区以东新塘村，有后起之钩小三的家。此人手下有一二十人，多在青浦一带活动。其姘头陈素军，去年钩车失手，命丧西北方向的奉城头桥(2008年3月28日《南都周刊》有深入报道)。

　　而南桥钩子，自成一帮；奉贤以西金山区，是一陈姓安徽人的势力范围，拥有钩子10人以上。奉贤以北的闵行区，钩头除蒋国辉外，另有一伍姓钩头。

　　上海的钩子，据罗雄估计，最起码有300人。在罗雄的印象里，上海的钩子起步很早，在1994年就有了。

　　而蒋国辉，起步稍晚。他是一个黑老大的徒弟，后来做了钩头，手下有十几个人，常在闵行活动。罗雄和蒋国辉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00年，蒋国辉的手下找到罗雄，邀其入伙。

　　胆子很大、会说几种方言的罗雄，很快成为一名金牌钩子。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钩过商务别克、本田雅阁等车辆，钓过总经理、乡长的亲戚、银行行长的司机等人物，在张军被钩的北松公路、孙中界被钩的闸航公路，都曾留下罗雄的身影。

　　罗雄后来做了钩子头，手下金牌钩子有五六个。多年后，罗雄仍对他们的心理素质赞不绝口：比如说，人家说他是钩子，他很镇定“钩子？我打死他，我弟弟也被钩了。你看到了，通知我一声。”还有胆子更大的，钩车时，拿着身份证。“你不相信我，给你身份证看看。”而司机即使看了也没用，钩车时一闹，身份证上的信息，多半记不牢。

　　罗雄自己也多次遇有危险。有一年，他到宝山去钩车，有所怀疑的司机拿起螺丝刀，对准了他。罗雄拍着胸脯：“你认为我是钩子，你一定要捅，往这里捅。你不捅的话，就错过机会了。但如果你捅错了，你就倒霉了。”

　　在罗雄的印象里，早期的执法部门比较乱，制服、工作证都是队里拿的，钩头把法律文书带在身边，自己执法。

　　早年，并非执法人员的蒋国辉，甚至带队钩过南汇的一个警察。那是某一年的晚上11点多，钩子在南汇的一条马路上扬招，一辆沪O牌造的车停了下来，钩子不去坐，让他走，他不走。有它挡道，后面的车停不过来，钩子就和他谈价钱，谈好10元钱，就上了车。到了一个小区，埋伏的人员把车子围住了，叫他不要动。那人跳了起来：“什么？你钩车钩到我头上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拿出工作证，没有用，他要打110，钩子并不害怕，你打啊。几个人把他强行扣在车后座，车子开到停车场，他看到看门的警察，就哭了。这次行动中，蒋国辉带队，负责开单子。这以后，执法大队一位大队长因为乱发执法单子，被调离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