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大佬的江湖恩怨

　　多年以后，罗雄在回答为什么入行钩界时说：“这一行钱来得多、快。”

　　罗雄介绍，每钩一辆车，宝山的价格是 200元，南汇是250元，奉贤是600元，其他是500元。一般抓一辆奖励500元的车，钩头分给钩子两三百元，剩下的钱，用于吃饭、油费、保险和买录音笔，大头归钩头所有。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头一年少说也有十几万。

　　除了钩车的分成所得，养黑车是钩头的另一项生财之道。如果养20辆黑车，一辆车每月交300元信息费，年收入就可达六七万元。抓车时，钩头会及时给黑车司机发来信息：“上班了。”意思就是不能做了；“好了”、“下班了”，就是可以开车拉客了。

　　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在闵行北桥一带，黑车司机们买信息的花费，一手信息是每月500元，二手信息是300元，三手信息是100元。在张军被钩的俞塘村，司机李师傅原来从不相信信息费，在几次被钩之后，终于醒悟过来。现在，他每天看钩车信息，比看天气预报还积极。

　　除了自己养的黑车不抓外，还有一种，是黑老大养的车也不能抓。这种车上都有标志，有的是一条龙，有的是一枝花。钩子看见了，就不钩。

　　罗雄回忆：如果动了黑老大的车，他也不会打你，他派手下的车子，跟着你，比如早晨，车子从执法大队出来，他们派车跟着，不是一辆车跟，而是多辆车接力跟，到达抓车地点时，可能会来很多辆车，把整个马路堵死。双方有了纠纷，就要坐下来吃饭，认识了以后就好办事了。

　　黑老大，也经常去执法机关帮人拿车，拿一辆车500元，今天扣进去，明天放出来；或者是帮助少罚一点，从中获利。黑老大经常打电话来：“老罗，这个车子放掉好吧。”罗雄就说，好。

　　钩子之间还有黑吃黑的，很残酷。

　　知情人士透露，有一次，蒋国辉手下的车子被甲钩的人钩掉，让他放车，他不放。甲钩自己养车二三十辆，自己的弟弟弟媳也开黑车。蒋国辉想出一招，派个女的，经常坐他弟媳的车，到闵行抓车时，在半路上，把车引到高速路下面，一直往北走，最后被警察设卡拦住。甲钩的弟弟最后把车子卖掉，不做生意了。

　　在钩子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交情，只有永恒的利益。2001年，罗雄和蒋国辉也闹翻了。

　　知情人士透露，罗雄手下的一辆奉贤小奥托，在闵行被抓住了。罗雄打电话给蒋国辉：“你把车子放了，你也是养黑车的，他们要告的。”蒋国辉说：“他们不敢告，要么你告。”“我告了你怎么样？”“告了，我买个雷管，把你炸死。”“你这样说了，我马上去告你，你在哪里？” 蒋国辉把电话挂了。

　　罗雄火了，通过收保护费的小兄弟，联名写信，把蒋国辉告上去，说他养黑车，冒充执法人员。最后，罗雄带着警察，跑到松江，把蒋国辉抓走了。后来，他被劳动教养1年半。

　　大概2003年，蒋国辉出来了，通过关系，继续在闵行抓车。2005年又转战南汇。这以后，蒋国辉又养了黑车，天天叫闵行的黑车去投诉，说罗雄养黑车，最终把罗雄搞倒，逼其退出了江湖。

　　前钩头现身支招

　　10月23日，在公众的视野里，调查组的消息仍如石沉大海。

　　下午4点，郝劲松受孙中界委托，向原南汇区交通执法大队递交要求返还车辆和陈述、申辩的说明。

　　这天下午，南方都市报记者牵线，让罗雄会见孙中界，未果。傍晚时，罗雄通过南都周刊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孙中界、郝劲松，为其以后打官司支招。

　　罗雄说，在这种官司中，采集证据非常不利，一般的钩子在执法大队没有档案，工资单上没名字。要找到钩车线索，主要有两个链条，一是工资，钩子每月的抓车费用，由钩头定期从执法部门领取，而钩头并非执法人员，却要领钱，这就可证明钩车交易的存在；第二，就是从执法大队找到内部的扣车单，上面有“乘客”的签名，那是真实名字，可凭此找到钩子。而提供给司机的单据，只有执法人员的名字或代号。

　　罗雄对“钓鱼官司”的胜算并不乐观。在他的钩子生涯中，他曾数次出庭作假证，出庭时，法官问他和执法人员认识吗，他说不认识，自己就是乘客，给了司机多少钱等等。

　　为什么上海系列“钓鱼执法”案中，被栽赃陷害的车主为何屡诉屡败、无一胜算？此前，郝劲松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也看出了一些名堂。这份意见，由上海高院与市交通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并邀请有关专家学者研讨而成。郝劲松认为此举与司法公正、独立原则不符；二者对某些事宜形成一致意见并要求下级法院参照执行，显然会偏袒行政执法部门，是行政机关对司法审判的行政干预。

　　孙中界的诉讼还未开始。而在上海奉贤西渡镇，另一个被钩者陈瑞勤则已一再经历败诉的痛苦。2008年5月12日，这个与张军一样、同在北松公路被钩的安徽青年，甚至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被打，法庭上他提供了被钩时挨打的惨叫录音，无济于事。他要证人出庭作证，法官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两审都判他输了。倔强的他几乎扔掉了工作，一有空就跑各级执法部门讨说法。

　　迫于信访压力，在一年之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终于为他开出了放车通知书，但他的车仍关在停车场，如果从被钩算起，他需要交两万多元停车费。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条例》第63条规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交通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被遗忘的雷庆文家

　　10月25日，调查组的结果仍没有消息。而孙中界事件带来的效应，在上海同样遭受倒钩之害的人群中持续扩散。各种倒钩往事被人提起，而在奉贤头桥八字村一组，一年前因涉及钩子命案而轰动的雷庆文家，似乎仍是被公众遗忘的角落。

　　这一天，雷庆文的父亲雷长厚，在家里等着记者。这个干瘦、脸色黝黑的中年汉子，自去年已瘦了20多斤。他的妻子两眼无神，一手托腮，坐在那里，似乎身子都在往小里缩。一儿一女站在两旁，默默无言。去年3月7日的钩子事件，使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庭面目全非。

　　他们的儿子雷庆文，如今在几十公里外的提篮桥监狱。2008年 8月22日，他被上海一中院判处死缓。他们清楚地记得，一审时是7月24日，儿子哭得说不出话来；一审宣判时，雷妈妈瘫在地上。而当年的5月1日，本来是儿子结婚的日子，那个姑娘，一审时去了法庭，回来时伤心欲绝，吊了盐水，她舍不得他，而她父母说，等待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

　　如今，雷长厚不再卖菜。那辆令人伤心的奇瑞，一审时，被判没收，上诉后， 才得以取回，11月领回车，12月就卖了。这个贫苦的家庭，因为此前买车，去年请律师，欠下数万元债务。

　　49岁的雷长厚，如今在川沙修河道，7年前，他得了椎间盘突出， 天一冷，腿就麻木，干活时间长了，就撑不住。他常常在全身酸痛的夜里，想着儿子最近会不会来信。而妻子身患胆囊炎，慢性胃炎，牙齿经常上火，一年的时间，掉了五六颗牙。她经常哭，小儿子和女儿说：“妈妈，你不能那样，还有我们两个呢。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雷庆文的弟弟雷庆武，也不再上学。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他，考取了高中，却没有心思上学。知道哥哥的消息时，是去年四五月份，快中考了。家里一直瞒着他。但瞒也瞒不住，有一个老乡回老家拿东西，问在上海出事的，是不是他的亲戚。第二次，又有人这样问。雷庆武觉得有些不对劲。就打哥哥的电话，电话关机，又打父亲的电话。知道消息后，他一下子瘫在地上了。

　　去年6月，雷庆武来到上海，陪着伤心的父母，如今，他在一个厂里做麻将桌，姐姐庆霞，跟妈妈在服装厂上班。早晨 7点上班，中午半小时吃饭，上到傍晚，再留半小时吃饭，再上到晚上9点半。

　　去年腊月26日，家里接到信，知道雷庆文转到提蓝桥了。27日，雷长厚4点多就起了床，坐塘四线到塘桥，天还没有亮。天亮时，问了一个警察。坐了868公交车，到提篮桥。10点多，他找到了提篮桥监狱，围着外面兜了一大圈， 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不想，他就是去看看那个地方。

　　这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探望一次儿子。每次探望，雷妈妈回来就要睡好几天。她唠叨着从前：孩子13岁，就不读书了，出来帮家里打工，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

　　上一次探望，是9月15日。儿子的表情比以前好一些， 但瘦了很多，手上都是青筋。每一次探望他都哭，家人劝他在里面好好做人，隔着厚厚的玻璃。他在电话里说：知道。他又担心父母的身体不好。

　　他从里面先后写出四封信，落款都是“不孝子庆文”，有时随信开出所需物品清单：短裤，牙膏之类。他想读书，想要初中一年级的教材，而这些书新华书店买不到。他也想看经济方面的书。有一次家里买了两本书，想带进去，因为清单上没列出，就带不进去。一本是《李嘉诚：财富人生》，一本是《为什么富有的人越富有，贫穷的人越贫穷》。

　　雷家至今还保留着2008年7月25日的东方早报A12版， 那上面有雷庆文在法庭上的照片。雷长厚到现在，仍想不通。“为什么公诉人也承认他们有过错了，判刑还是那么重？”这个可怜的汉子，央求记者去问一下，现在社会上对钓鱼案这么关注，他的儿子还有没有重新审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