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文化运动”

　　对于重庆普通市民而言，“打黑”风暴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谈资出现在生活里，而规模更大、波及面更广的“唱红”活动却真实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里

　　文  本刊记者 刘彦昆 朱文强 重庆报道 

　　“主城九区的书记、区长先唱一个！”18位书记、区长齐刷刷上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一边唱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渝东南”书记县长紧接着上台，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不尽兴，又打起节拍。“库区人民”也不甘示弱，书记县长们的一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获得阵阵掌声……“区县同志唱得很带劲儿，干事创业就要有这个精神头儿！”市委书记薄熙来又点将：“55岁以上的同志，和我一起上台唱一个……”

　　这一幕出现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重庆市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与40个区县的党政一把手的红歌联欢会上，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会后，区县的党政一把手们得到了定制的焦裕禄和王进喜的小铜像，还配了一本介绍二人事迹的小册子。

　　薄熙来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四十二届年会上说：“有人说重庆正在进行‘新五四运动’，实际上我们搞的‘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是为了提升重庆人的精气神……‘五个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是从物质上改变城市面貌，而‘唱读讲传’则是提高重庆人的精神面貌。”

　　全民“唱红”

　　重庆是一座有历史、有故事的城市。重庆人深受码头文化与抗战文化的浸染，耿直、豪爽、城府不深，有时候甚至是粗鲁与火爆的。对于薄熙来这样一位“对红色文化情有独钟”的市委书记，重庆的“下里巴人”式的文化氛围，显然不是他所满意的。

　　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说：“重庆火锅很有名……有的男同志吃火锅，光着膀子大汗淋漓，很豪爽，可你定睛一看，身上一堆虚肉，不结实！重庆的烟民不少……不仅抽烟，还要喝酒，去年我市喝的酒比2004年多了33万吨！还有不少人‘黑白颠倒’，打扑克、‘斗地主’斗到大半夜……据说‘斗地主’的书还成了畅销书！这些生活习惯都不利于健康，要注意精神健康……要大力提倡红歌和‘坝坝舞’，聚在一块，又唱又跳，多提神啊！只有从体质健康、饮食健康、行为健康、生育健康和精神健康五个方面综合着手，才有健康之风，才算‘健康重庆’。”

　　2008年9月，重庆市大中专诗歌朗诵会，薄熙来去看了，给了很高的肯定。“我是希望唱出来。”薄熙来说。随后，在薄熙来的倡导下，重庆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全市人民参与“唱红”。

　　牟云义所在的重庆市文广局社会图书处是红歌活动的组织部门，他告诉本刊记者，重庆市级的各机关单位，节庆日都会组织大型红歌合唱，日常还要“会前一支歌”；区县一级的单位，唱红歌都是党政一把手在主抓；社区里的一些群众性文艺组织也把活动的内容都换成了唱红歌。现在他们还组织了千名辅导员深入到各社区、团体，进行面对面的红歌教唱。

　　除了社会机关团体，学校里针对学生也掀起了“红色浪潮”。在渝中区马家堡小学，每一个孩子手里都有一本区教委统一印制的《45首经典革命歌曲》读本，读本里既有《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红色曲目，也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小白杨》这样颇有些难度的歌曲。每节音乐课的40分钟里，老师们会专门拿出10分钟左右的时间教孩子们唱红歌。在队会、课间以及其他学校活动中，孩子们也会被统一组织起来唱红歌。马家堡小学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教给孩子们的歌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会组织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而不是强调活动本身的政治色彩。”

　　“如果说唱红歌是只唱毛主席时代的歌那是一种误解，真的是一种误解，红歌里面绝对有2008年创作的歌曲，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歌，健康的歌曲，都叫红歌。毛泽东时代的老歌，它有它的背景，40、50、60这个时代的人听起来亲切，有一种怀旧的感觉。”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说。

　　牟云义说，红歌的歌词旋律都是经典的，小孩子能理解一部分就达到目的了，“我们不会要求小孩子全部都背唱，但是从娃娃抓起的工作要加大力度，孩子们有了红色文化做基础，面对多元的文化才会有鉴别力。”

　　声势浩大的“唱红”运动涉及到各个方面，重庆市的主要新闻媒体，全都按照上级指示开辟专栏专题宣传“唱、读、讲、传”活动。重庆电视台有“红歌社区行”、《每日一歌》等固定栏目，手机报每天两次向手机用户播发“每日经典”。

　　在一份汇报材料中显示，截至今年6月，重庆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5.18万场，参与人次达到3298.3万人；有一定规模的故事会超过1万场，讲述故事4.2万个(次)，直接听众1042万人次；移动手机用户累计上传健康有益的短信18.12万条，转发短信562万多条，参与用户达587万人次。

　　每期超过30万册的畅销书

　　解放碑重庆书城的销售排行榜上，一本叫做《读点经典》的小册子一直位于榜首，这是重庆最大的新华书店，9月份，《读点经典》销售了1300余册，远远高于第二名400余册的销量。这整整一个系列的图书在一层和三层的显著位置均有专区。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书卖得不错，大部分是团购的。”

　　薄熙来到重庆担任市委书记后，曾进行了多次调研，“发现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思想文化、知识积累等方面都需要提升。”

　　按照薄熙来的设想，最初《读点经典》是面向厅级以上党政干部的。每月一期，装在口袋里，随时可翻，旨在“鼓劲提神”。薄熙来指定重庆市委宣传部来抓这个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顺理成章成为丛书的主编。

　　到目前为止，这本最开始专为党员干部设计的一本读物，现在已经编著了11期，渐渐办成了一本文化经典读物，不光党员干部在读，普通老百姓也在读。“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一本学术书的影响。”刘明华说。

　　薄熙来对《读点经典》的指导“罕见地细致”。第一册书出版，编委会足足筹备了三个月。从书名、版式到版块调整、文章篇目，甚至字号都是薄熙来亲自定下的。薄熙来在丛书序言里亲笔写下：“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流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

　　为保证丛书的思想性，薄熙来召开了由5个市委常委和5个主要区委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

　　“这也是他的一个梦想。薄书记是一个文化味很浓的干部，他自己也能背很多好诗，《木兰诗》他背得很好的。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他都背得非常熟，基本上我看他没哪一次讲话不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刘明华说。

　　“我编过很多东西，但这个是编得最难的一个东西。”刘明华深有体会。一次过了半夜12点半，他才接到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的电话，“这期过关了”，这样，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了。显然，何事忠刚刚得到了薄熙来的认可，就立即通知了刘明华。

　　2009年1月，薄拿到第一本书。

　　刘明华的博士团队刚刚接受这个任务时，目的是要书注重思想性，要提高干部的素养，要做成至少在大学教材之上的一个读物。那个阶段，内容偏重于古代的多一点，现代的也有，红色的也有。

　　后来在和薄熙来沟通后，薄认为：“我们的干部并不都是学中文的，学过的也可能忘了嘛。”

　　最终，《读点经典》的内容更多的注重了“温故知新”，有常见的，也有新的东西。至少散文、诗歌里有一篇现代、有一篇外国，语录主要是马恩列斯。很多人读后感到很亲切。

　　刘明华说，薄熙来等领导干部对于编者的学术想法还是很尊重的。“大家对于选择古今中外文化精品、红色文化经典这个依据是有共识的。”每一册红色经典类的比例大概达到30%，古典文化经典占到一半。在薄熙来的肯定下，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节选也出现在小册子里。前段时间，有一位领导提出把今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首诗选进来。刘明华不同意，认为有悖于“文化经典”的原则。最后，市里的领导还是尊重了他的意见，没有选这首诗。

　　刘明华还透露，重庆出版社接到出版任务的时候，一度叫苦不迭，认为是“又来了一项政治任务。”《读点经典》第一册出版了一万册，到现在每期发行量达到了3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机关单位集体订购。

　　“我知道有一个干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互相的背啊。我们的政协主席，非常喜欢，基本上是读一次就给我打电话。关于《爱莲说》中，‘胜爱之’与‘甚爱之’的区别，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啊？是排错了还是？我就给他解释，这是版本的不同。”刘明华很欣慰。

　　每期《读点经典》出来后，重庆市政协都定期组织针对《读点经典》的考试。

　　“唱红歌的质量还要更进一步”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逸虹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重庆文化里有一种“袍哥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这种意识能够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推翻清朝统治，现在，“主政者能够找到拨动重庆人潜意识里的这种情感，利用唱红歌这种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整合，具有主导主流文化的气势。”

　　组织者牟云义说，从反馈情况看，红歌活动取得的效果“超出想象”的满意。一位退休老干部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则表示异议，“是不是所有人都去唱歌我们的社会就很健康了？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在唱歌？运动过后还有多少人会去唱歌？”

　　市民李先生在他的单位主管宣传工作，他介绍说，“我们单位每天都要通过手机发送信息的方式上传15条箴言，绞尽脑汁必须要达标”，“到了区县一级，有些领导还会攀比上传数量、获奖数量”，对此，他的看法是：“本来是挺好一个事情，强制要求就不好了。”

　　在牟云义看来，搞这种大型活动，有一些“杂音”很正常，“拿财政的钱组织唱红歌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益。”“我们倡导一件事情，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使唱红歌日后成为常态化的、大家自觉自愿的活动，就不需要过多干预了。”

　　这场“唱红”活动是否有需要改进之处？这位组织者稍作思忖，说：“我们没有发现弄虚作假的问题，硬是要找出不足，那就是唱红歌的质量上还要更进一步，群众文艺表演也要上台阶。”

　　每期《读点经典》出来后，重庆市政协都定期组织针对《读点经典》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