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褚桂柏这四个名字，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是航天界颇有知名度的专家。然而，他们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四人小组”，由钱学森耳提面命，进行我国早期卫星技术和空间技术发展方向的艰苦探索，这一段历史却少有人知。

　　昨天下午，这四人来到设在航天大院内钱学森家中的灵堂，为他们的“钱先生”送行。钱老“四大弟子”在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回忆了这段往事。同时他们在思考，作为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是怎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的？而钱老为何给温总理写信，担忧学校总培养不出优秀人才？

　　每周见钱老一次

　　1963年1月，国务院调整从事研究发展导弹和火箭任务的组织机构，决定将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制。钱学森建议，上海机电设计院选派4名年轻技术人员到国防部五院来，由他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对这四个人的专业要求，钱学森提出：两个力学专业，一个动力推进专业，一个理论物理专业。

　　当年二三十岁的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褚桂柏被选派上来。褚桂柏回忆说：“1963年春节一过，我们四个人就来到北京，当时钱老看到我们的档案，就笑眯眯的，还说和我们是校友，因为我们都在上海交大机车系读过书。”钱学森这么一说一笑，一直特紧张的四个人也就松弛下来。

　　就这样，他们组成了“四人小组”。当时钱学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和学习国外人造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技术资料，跟踪国外宇航技术的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编制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划。四个小伙子心潮澎湃，干得是热火朝天。李颐黎回忆：“当时我们有一阵儿在关注阿波罗登月，那时候晚上在回宿舍的路上，一仰脸看到月亮，就会想，这就是阿波罗登的月亮啊！”

　　由于钱学森工作繁忙，“四人小组”每星期只能见到他一次，每次大概两三个小时。这段时间，先由组长孔祥言为主汇报一周来工作的情况，包括收集到的参考资料的名称、内容及遇到的困难和下一步的打算。他们记得特别清楚，钱老总是教导说：“对国外的资料要独立思考，善于分析，不要人云亦云。”

　　给钱老起外号“化学系”

　　为了让“四人小组”尽快步入卫星和星际航行这一尖端科技殿堂，钱学森还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他们，其中一项就是让他们为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1961年9月18日，钱学森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开启了《星际航行概论》的第一期课。当时场面十分火爆，“不少人都是自己带着小马扎过来听课。”而实际上，这门课还没有教材，每次都是由钱老的两个助手给大家印发讲义。

　　“那时让我们替他讲这门课，感到很有压力，我们就很刻苦地研读教材，钱老还鼓励我们提出自己对教材修改的意见。”正是在钱老的鼓励下，“四人小组”很顺利地完成了讲课任务。

　　当然，“四人小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小组。他们透露：曾经给钱老起过外号——“化学系”。钱学森给熟人写信，签名比较潦草，“钱”字写得像“化”，但“学”字不怎么走样，“森”字则有点像“系”。于是他 们就给钱老起了个外号——化学系。每当给“四人小组”写纸条或者批示文件，“四人小组”一看签名，就会笑着说：“化学系又来了。”

　　不敢发言遭受唯一一次批评

　　钱学森培养“四人小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他们担任星际航行座谈会的秘书。这个座谈会是1961年由钱学森、赵九章、竺可桢等知名科学家发起的不定期学术活动。1961年至1964年，座谈会共举行了12次。

　　“四人小组”回忆，有一次，由一位空间医学专家作空间生理学和生物学的报告。随后的讨论中，钱老说，运载火箭振动对人体的影响是载人航天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首先要分析振动对人眼球的影响，从力学观点看，人的眼眶就像是一个弹性支座，眼球就像弹性支座上的质量，它的共振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正是钱老的这些发言让“四人小组”大开眼界。

　　不过，钱老对“四人小组”要求极高，不仅要求他们去听座谈会，还要主动参与发言。孔祥言回忆：“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看到与会的都是科学界的顶尖人物，我们几个谁也不敢发言，后来钱老就批评了我们，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批评我们，他真的是希望我们尽快成才。”

　　他们的确是成才了。1964年5月，在钱学森的推动下，上海机电设计院以“四人小组”为骨干，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卫星总体研究室——第七研究室。1965年5月，该研究室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1966年至1969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方案设计。“四人小组就是我国早期研制卫星探索的种子，而钱老就是这粒种子的播撒者。”

　　谁还能冒出来？

　　是什么让钱学森成为一代科学巨匠？他的四大弟子昨天这样总结：

　　——关注细节。钱老给人回信都留底稿；书写的文件总是工工整整，有点卷边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民主学风。这一点应该是从老师冯·卡门那里传承下来的。冯·卡门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把德国格丁根大学的民主学风也带到美国。他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一律平等，畅所欲言。钱老也把这一学风传承给“四人小组”，“他总是鼓励我们多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创新精神。“钱老总是对我们讲，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否则一切都免谈，这就是要求创新”。

　　——奉献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钱老多次在我们五院表示，年轻人要多学习，多努力工作，提倡晚婚，他本人做到了这一点。”

　　昨天，钱老的长子钱永刚对本报记者说：“父亲在晚年也反复总结过自己的科学思想，那就是大科学研制、科学组织管理的效率化和系统化等。”

　　而针对“为什么现在科学巨匠难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四人小组”表示，“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不少人都是急功近利。”钱永刚表示，如今教育的土壤还需要耕耘。钱老生前就曾对温总理陈词：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本报记者 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