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华南虎的浮世绘

　　今天重读郝劲松因华南虎事件而写的诉状，依然能让人联想起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小说。

　　“——华南虎是大型猫科动物，听觉与嗅觉非常灵敏，活的华南虎在几百米外就可以感知到大型动物的存在，而被告向媒体叙述他藏在距离华南虎20米距离处连续拍照20多分钟，共拍摄70多张照片，且照片中老虎一直保持着放松的卧姿……既没有逃跑也没有发起攻击，不符合常理，被告显然是在撒谎，结论是：被告所拍摄的并非活体老虎，而是纸老虎。

　　“——从照片上看，老虎头顶有片叶子几乎遮住整个老虎的脑袋，据常识，成年老虎的脑袋直径有洗脸盆大小，据此推断，叶子的直径也应该有洗脸盆大小，事实上拍摄地根本没任何植物的叶子如此巨大……结论是：被告所拍摄的并非活体老虎，而是纸老虎。

　　“——被告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虚假照片，欺骗全世界人民，也包括欺骗了原告。原告是一名动物爱好者，从小喜欢各种动物，尤其喜欢华南虎，而被告一开始公布照片的行为让原告信以为真，欣喜若狂，但在随后的调查了解中得到是虚假照片假老虎的结论后，原告有一种被人欺骗，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感觉，原告异常沮丧，异常愤怒！被告侵犯了原告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并使原告作为动物爱好者的精神受到极大伤害，致使原告现在夜不能寐，一闭眼就看到华南虎的影子。”

　　作为原告，郝劲松向被告周正龙要求索赔：人民币1元。郝劲松说，回想起“打虎”过程，他依然觉得好玩，这是一场极富荒诞色彩的闹剧，它以玩笑的方式开场，渐渐地，人们发现笑不出来了，旷日持久的荒诞恰恰暴露了现实的荒唐与不合理。

　　打这场战役依然是需要技巧和章法的。“对方的策略就是拖，不吭声。我们做好了6套应对方案。有段时间禁止报道，我们也就停下了，这个时候你强行报道也没用。但在对手麻痹的时候，我们突然做一个法律行为，利用5月1日信息公开条例首次实施，马上申请公开华南虎照片信息，把整桩事件再度拖回公众的视野。否则中国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媒体也是很功利的，就会转移到其他方向了。”

　　周正龙受审当日，郝劲松无法进法院旁听，他打了一把巨大的黑伞站在法庭之外，伞的正前方写着“周正龙就是替罪羊”。很多媒体刊登的照片上都出现了这个打黑伞的人，他身后站着森严的警察。

　　“维持秩序的警察站在我身后，但他们看不到我伞前方的字，所以也并未过来制止。人们记不得冗长的法律程序，但是他们会记得那把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黑伞。”

　　我不当大哥好多年

　　郝劲松从小就是孩子里的小头头，麾下有一票同住一条胡同里的小屁孩，正是渴慕硬汉的年纪，他领着他们从高台往下跳，因为这是“锻炼胆量的一种方式”。

　　“为了维持我的威信，我小小年纪就抽巴山雪茄和鸵鸟雪茄，5毛钱一根，小朋友买来给我。因为我从电视上看到，老大都得抽雪茄。抽的时候其实十分难受，舌头发麻，为了老大的形象我只好忍着。”

　　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发现这个社会对力量的认同并非嘴里叼着的雪茄，而接受了民主价值观的郝劲松再也不想成为什么领头大哥，他更希望成为一个启蒙者，因为领袖常常意味着霸权，“所以我现在不抽雪茄，连香烟也不抽了。”

　　从小，郝劲松就是著名的“刺头”，“我不喜欢服从管教，总要挑战一切权威。”在学校，他挑战宿舍制度、熄灯制度、晚自习制度……在叛逆的学生期以后，他在山西一家工商银行任职，照例成为单位中的捣乱者和不合作分子。

　　他负责会计事务监督，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会就发票报销问题向行长质询，“有一张住宿发票是8000元，什么人住宿啊？是开会吗？按县城最好的标间一天20块钱算，够400个人开一天会。但咱们银行没开过会，这怎么回事？”

　　他同时自学法律，参加自学考试，4年中先后拿到专科和本科文凭。在山西的小县城，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受限，工作8年后，他向银行提出辞职，揣着5万多元的买断工龄费，一个人来到北京。

　　2003年，他在北大蹭了整整一年的课，按着借来的课程表去听课，贺卫方的课听得最多，还有陈兴良的刑法、王磊的宪法、王锡锌的行政法……他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大，一待就是一天。“那一年我觉得思想每天都有改变，像一棵树那样拼命地吸取养料。”

　　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他专门用一个学期学习刑事侦查，“因为我觉得有一天我会需要它。”

　　刑侦中的反侦察行为激发起他强烈的斗智乐趣，“比如怎么摆脱跟踪。有人跟踪你，你步行他步行，你坐公交他也做公交，你开车他也开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地铁，在关门的一瞬间迅速下车，如果这时也有人跟着你下来，你就是被跟踪了。此外还有许多方法，这些刑侦手段虽然我现在还没用上，但我制定整体思路的时候会有策略地行使它。”

　　研究生期间，郝劲松从事了另一项饶有趣味的实践，2006年，他在30多位师生的推荐下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这场合理合法的参选遇到了许多古怪的阻力，但他的竞选小组还是排除压力在选区散发了2600份竞选宣言：《选一个挥舞法律斧头的人当代表》，并在最后的投票中获得了406张选票。

　　他当然没当选，但投票那天，一位老太太捏着他发的参选传单，说要专门来给这孩子投一票，只因为他是一个愿意挨家挨户主动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谁的候选人。这给郝劲松留下了深刻印象。

　　男人的基本维度

　　在不用跟任何人较劲的日子里，郝劲松算得上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身上那件粉红色带梅花暗纹的衬衫隐隐折射出这个男人的性格与审美。逛街是他的悠闲解压方式，他流连于大型的Shopping Mall，看一切好玩的东西，逛累了就坐下来，吃。朋友都知道他是个美食家，有一餐晚饭换着场子连吃3顿的纪录，这爱好一度让他体重激增，并失去了自己的下巴。

　　做律师的朋友们批评他：“像你这样从事公益法律事业的人，怎么可以肥头大耳？这样你看上去跟你所反对的人还有什么区别？！”

　　他于是很听劝，马上开始减肥，少吃，多动。强烈的危机感把他从早晨的被窝里揪出来，投入北京初秋清冷的薄雾，跑步。

　　37岁的郝劲松，凡事都要问个“Why”，以及“Why not”，有着普及到一切领域的平权意识。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发现上海街头的时髦姑娘流行不穿袜子，赤足穿高跟鞋，“她们能不穿，我为什么不能？那我也不穿！”他马上很凉快地脱掉自己的袜子，黑色正装皮鞋里赫然露出一双干巴巴的大光脚。

　　“为什么女人穿皮鞋可以不穿袜子？为什么男人就一定要穿？”他理直气壮地反驳我的质疑。

　　“那女人还可以穿长筒丝袜，你能穿长筒丝袜吗？”

　　当他发现袜子问题并不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第二天就把袜子穿上了。

　　带孙家兄弟去餐厅吃饭，因为希望有个私密的环境谈案情，郝劲松要求包间，被服务员告知：我们只有8个人的大包间，没有三四个人的小包间。

　　服务员态度很坚决，但郝劲松态度更坚决。一分钟后，包间有了。

　　这一点让孙中记很欣喜，他发现：当权利被剥夺的时候，只要再坚持争取一下，包间就会有了，公道也许也就有了。

　　在北京，郝劲松另有一记要包间的杀手锏，就是不管人数多么少，先坐进去吃起来再说，买单时，点菜的费用自然不足包间的最低消费额，他很温和地告诉服务员：我可以按最低消费付钱，没问题，但请你开两张发票，一张是我们吃了多少饭钱，其余部分请开具另一张发票，名目写“包间最低消费款”。

　　没有人敢公然开出“包间最低消费”的发票，所以包间最低消费对郝劲松来说永远不存在。

　　表现欲也是从小就流露出来，山西常有走街串巷卖艺的耍蛇人，锣鼓点子一敲就围拢一票看客，耍蛇人高举手里的花蛇，问哪位观众愿意上台配合，约莫10岁的郝劲松马上举手，“我！我！”

　　小男孩看着耍蛇人把那条滑溜溜的动物塞进自己的小背心，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肚皮，以示“不怕”。邻居回去告诉郝劲松的母亲：“你家这个男伢，胆大！”

　　作为军人的后代、狂热的军事爱好者，他始终在乎“勇气”这一性格维度，但凡他起诉的案件，他就要坚持到底，宁可落败，也不肯半途撤诉，生怕别人说他孬种。“每个人都会有恐惧，但是我不能露怯。在老百姓心中，我们告过那么多国家部委，林业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我们是安全的。而且我们改变了一些现状，我们不能怕。”

　　“民主就是一条跑道，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这个跑道有多长，我们把它初步假设为一个5000米的跑道，要用20年或者15年的时间实现。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你不可能抛开政府就能进入现代社会，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也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了郝劲松是安全的，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跑道。人多了，民主的进程就会缩短。”他说。

　　在若干次或挑战强权、或承担风险的维权案例里，一旦发现自己在心理上有所动摇，他就会盯着镜子，对自己说：

　　“劲松，你要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