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国家公安部的部署和直接指挥下，全国范围内的打击赌球、假球的行动逐步升级，从沈阳波及到四川、陕西、厦门、武汉、青岛、广州和深圳等全国数个省、市，刑事拘留和协助调查的人员已超过百人……

　　一场国内史无前例的打击赌球、假球的“雷霆行动”迅猛刮起。

　　本报记者通过独家采访众多圈内知情人士获悉，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相继针对中国足球讲话后，此次由沈阳开始的抓赌，只是国家严打足坛毒瘤、肃清足坛环境的开始。国家已经下了很大决心，并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办案，避免“走后门”、“说人情”，哪怕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

　　●2002年国足从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袁伟民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电话：如果体育主管觉得权力范围有限，铲除中国足球毒瘤的问题可以交给其他部门

　　●2006年，公安部获得一份中国足球内部参与赌球和打假球的几百人黑名单，其中球员占据大部分，不少前任、现任国脚也赫然在列；另尚有不少俱乐部高层人员、教练和足协官员，甚至一些很有知名度的国字号教练和中国足协的内部人员

　　●据博彩专家研究，去年我国非法赌资可能高达1万亿元左右，其中赌球金额“十分吓人”、“不敢想象”

　　●一支球队中，最容易操作做球的是主教练，然后是后卫和门将，最后才是那种能够绝对控制球队的俱乐部老总和副老总

　　足球抓赌10年“潜伏”

　　2009年的这次足坛抓赌以雷霆之势震撼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直接部署和指挥的行动，酝酿了近10年的时间！

　　“甲B五鼠案”惊动国家领导人“中国第一黑哨”遭遇取证难

　　一切要从上世纪末说起。

　　黑哨、假球、赌球……那时，这些日后为害甚重的“毒瘤”在中国足坛内并未壮大，基本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个案。

　　比较“猖狂”的案例是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的“渝沈之战”，在这场比赛中，至少有6支俱乐部被证明打假球。

　　彼时，查处、打击赌球、假球的主体还是中国足协。由于足协自身缺乏法治能力，在查处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作祟，这一切也注定了这一轮的打假制黑无法有实质性斩获。当时，中国足协对于“渝沈之战”只作出了“消极比赛”的处理结果。

　　也许正是连“渝沈之战”这样的丑闻都能被轻描淡写，同时受亚洲地区地下赌球逐渐升温的大环境影响，中国足球联赛中的假球、赌球开始愈演愈烈，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2001年，“甲B五鼠案”可谓是中国足坛假球的巅峰，被确认在同一轮联合打假球的球队就达到5支！

　　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的“甲B五鼠案”已经令很多国家领导人震怒，他们甚至在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谈话中放出狠话：“如果足球再这么乱，就不要玩了！”

　　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多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务院副总理均过问了此事，要求国家体育总局必须严查。

　　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督促下，中国足协对当事球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罚：降级的降级，禁赛的禁赛。

　　不过那次，调查假球的主角依然是“婆婆”中国足协，而“挨板子”的“媳妇”还是俱乐部、球队、教练和球员。处理手段也很单一：只是业内处罚，并未祭出法律制裁“利器”，更未触及到在中间牵线、操纵比赛而获得巨大利润的局外人，即赌球的庄家。

　　“甲B五鼠案”也还是为中国足球作出了贡献，那就是直接牵扯出“中国第一黑哨”、后来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的龚建平。这也开启了国内司法部门介入中国足坛的先河。

　　知情人士表示，随着“龚建平案”的出现，国家领导人要求借此好好整顿一下足球不良风气，国家体育总局也想好好配合司法机构，给中国足球一个凤凰涅槃的机会。

　　但是，用法律手段来打击假球、黑哨和赌球，无论司法部门还是体育总局都遇到一个棘手难题———证据不足！

　　据记者了解，司法部门当时想从龚建平身上找到突破口，将打假球和赌球的网络一网打尽。可惜的是，龚建平当时只交代自己的问题，却不愿意谈及其他人和其他事。2004年7月11日，保外就医的龚建平因肺病在北京市304医院病逝。直到最后，警方也没能从龚建平身上获得有价值的证据。

　　肇始于“甲B五鼠案”的打黑风暴，经过几年轰轰烈烈，到“中国第一黑哨”就无奈地戛然而止。

　　“冲出亚洲”之年开始撒网公安部副局长安插进足协

　　2001年底，中国队获得韩日世界杯决赛圈资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队冲出亚洲，似乎给了假球、黑哨、赌球一个喘气的机会。其实外界并不知道，从“中国第一黑哨”开始，公安部就已经开始关注渗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赌球网络。

　　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国队从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电话，谈话表示：中国足球的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数，中国足球有希望，但阻碍发展的毒瘤也很严重。足球主管领导要有用十年时间营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的决心。如果体育主管觉得权力范围有限，毒瘤的问题可以交给其他部门。

　　袁伟民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出现龚建平的事情后，我们就想顺藤摸瓜，彻底查处一些人。但是，足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足球的问题了。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证据。我干了这么多年，谁打假球我看不出来吗？但这种事情，也不是我能管得了的，所以只能请其他部门来管，我们来配合。”

　　也正是从2002年世界杯结束后，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审计署等部门开始派专人关注和调查中国职业联赛的赌球、假球。他们之所以低调行事，主要原因就是吸取了中国足协之前打击赌球、假球缺乏证据的教训。

　　在这轮足坛抓赌中，吴明山，这个名字值得注意。

　　事实上，2001年5月22日的中国足协联赛工作会议，公安部就已经派该部治安局副局长吴明山作为代表出席。不过那个时候，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球场安全问题。2003年8月，在中国足球代表会议上，吴明山当选为中国足协副主席。

　　而他的工作重心，也已经转变为深入调查足球联赛中的赌球、假球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收集相关证据。

　　抓赌从外围转向内部一份黑名单浮出水面

　　公安部从2002年开始部署打击赌球后，查处了很多外围赌球网络。但是，随着调查深入，公安部门发现，打击赌球网络容易，要想彻底肃清却并不简单。因为足协工作人员、俱乐部、球队、教练和球员等共同参与赌球和操纵比赛，才是更大的毒瘤。

　　从2004年开始，公安部联合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将调查、取证目标转向中国足坛内部。

　　这年年底，中国足协在香河召开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中的一个主要议程就是“抓赌行动”从外围转向俱乐部、球队内部。

　　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对记者说：“那个时候的确抓了一些庄家，但仅仅是外围的，真正危害性最大、最让人感到可怕的球员赌球和俱乐部赌球都还没有涉及。我们开会就是希望俱乐部能够站出来举证，否则公安机关也很难入手。但遗憾的是，没有什么俱乐部提供实质性的证据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