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我对厦航充满感情，怎么会恶心公司呢？”范后军向本刊叙述时不以为然，但也不否认恩怨之说。矛盾的源头要追溯到2003年的空警转制考试，以此为分水岭，此前，范后军对厦航的确只有感恩没有怨恨，但此后，一切都变了。

　　“9·11”事件之后，组建专门的空中警察队伍很快被提上日程。2003年7月，因“非典”被推迟的空警转制考试在各航空公司举行。既然是考试，必然就有淘汰。现在回忆起来，不止是范后军一人，包括接受本刊采访的其他几位厦航空中安保人员也都承认：“那是一段人心惶惶的日子。”由航空公司聘用的空中安全员转为国家公务员性质的空中警察，虽然在工资待遇上没什么明显区别，但身份却不一样了。“合同工变成了铁饭碗”，这是范后军的认识。但是，这次转制牵扯方方面面，远没有一次考试那么简单。

　　根据厦航福州分公司保安部原负责人的回忆，当时民航总局的确有过“干满两年的空中安全员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这一说法。但是，厦航也有自己的难处。由于机场临近台湾，上世纪90年代初，在劫机至台湾的事件中厦航占到1/3，为此，公司逐年扩大空中安全员队伍。到2003年时，单是从警校招收的毕业生就多达100人左右。“人家都是正规警校毕业，很多人虽然没有干满两年，但也已经开始执行飞行任务，总不能不让人家参加考试吧？”上述厦航福州分公司原保安部负责人向本刊解释，“再说厦航是一家地方性航空公司，如果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地方上也不愿意啊。”结果，在厦航的争取下，民航总局最终同意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允许他们参加考试。

　　“听到这个说法，大家立刻炸了锅。”范后军所说的“大家”是指像他这样从部队退伍过来的专职安全员。在文化水平上，“我们肯定考不过大学生，但我们就是靠身体吃饭的，干到30多岁了，如果被淘汰，还能有什么退路呢？”那是一段充满焦躁与忐忑的日子。“没办法，只能死记硬背，每天晚上飞完之后回来看书到两三点。”与范后军同批的一个老同事向本刊回忆，在他印象中，“我们互相提问题的时候，范后军显得总是很有把握”。说起这些，范后军略有羞涩：“我的文化水平是不高。”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高嗓门，“可如果我都没转上的话，他们谁有资格转？”不可否认，他潜意识里看中的仍是“资格”。

　　其实，范后军后来的反应，在其上司眼中并不奇怪。2003年8月27日晚，厦航召开大会公布榜单。傍晚，范后军穿戴整整齐齐，开着那辆刚买不久的吉利车来到公司。“路上接到总部一个同事的电话，告诉我转上了，高兴得我是一路从大门跳到办公楼的。”范后军回忆着那天的兴奋之情。但是，此时已经知道结果的保安部负责人却“心里哭都来不及，范后军刚刚离婚，他肯定迈不过这道坎”。这位与范后军来自同一部队，并担任过参谋长的负责人向本刊回忆：“在部队带兵这么多年，我当然知道这时候该干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收缴他们所有的飞行证件和警械。”

　　不出所料，坐在会议室第一排座位上的范后军，直到名单念完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当时脑袋都要炸了，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这怎么可能！”范后军再次从沙发上站起来，两手紧紧捂着脑袋向本刊描述那天的震动。没等会议结束，他愤然离场：“我天生就是当警察的料，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结果，因为情绪不稳，范后军被停飞。

　　按小时计算的飞行补贴才是空中安全员的主要收入，“从天上到地上，一落千丈”，范后军当然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此后，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虽然也断断续续在福州分公司工会、厦航下属的房地产公司上过班，但始终未能安心，他的心结仍缠绕在转制失败上。追述那些极其琐碎的上访过程不免无趣，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找福州分公司领导、厦航总部领导，还是厦航的控股公司南航领导，甚至数次到民航总局找到当时的杨元元局长，所有的沟通过程并不理想，其间甚至有肢体冲突发生。在留给厦航领导的纸条中，出现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样的字眼，虽然于他而言只是一时气话，但对厦航来说，“我们能不紧张吗？”在昔日的上级与同事眼中，“范后军的名气越来越大，但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恩怨纠葛的结局，2004年8月，范后军在厦航工作了10年零4个月之后被解聘。一年半之后，2006年3月20日，范后军拿到了厦航19.3万元的补偿金。当然，作为“花钱买清净”的交换，他也付出了“在有子女之前不得乘坐厦航飞机”的代价。这为后面的拒载与官司埋下了伏笔。

　　落差

　　范后军一切情绪变化都写在脸上，用当兵时的连队指导员肖文贵的话说：“他是一个心中无鬼的直肠子，爱较真。”充满戏剧性的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范后军昔日上司与同事不下5位，给出的第一句评价几乎完全一致：“急性子、一根筋。”这些老同事全部要求本刊记者在文中隐去姓名，出乎意料的是，倒不是因为他们顾及厦航与自己的饭碗，而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范后军事件的报道中。“我们都是好战友、好兄弟，看他走到这一步我们也很痛心，但他的性格，我们的评价恐怕他是不会接受的。”

　　范后军的性格，共事多年的上司自然最清楚。“那时候基地宿舍的床都是软床，他习惯睡硬床，调换不成，就硬是找来一块木板铺在床垫上。”前述厦航福州分公司保安部负责人回忆。即便在与他接触时间不长的张起淮律师看来，范后军也是“典型的军人性格”，法庭上，当审判长喊道“原告范后军”时，他的回音也是标准的军人口气，一个字：“到！”

　　比范后军小7岁的弟弟现在是合肥一家医院的医生，在弟弟眼中，大哥是个“耿直的人”。一起坐公交车时，遇到有人抽烟，范后军会毫不犹豫地上前制止，当然不免有过因为态度生硬而起冲突的情况。“他说话从不绕弯子，不了解的人就一时不好接受。”

　　与范后军聊天后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范后军的妈妈。“如果他能像他弟弟妹妹那样灵活，就不会走到今天了。”范妈妈并不避讳谈论儿子的习性。出生在合肥郊区农村的范后军，初中毕业后，家里条件困难，他是家中长子，只好退学。19岁应征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侦察连指导员肖文贵到新兵连挑人，第一眼就看上了他，觉得他“身体好，能吃苦，性格直爽”。只有条件优秀的士兵才能进入侦察连，范后军从此开始成为家人眼中的骄傲。

　　部队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自然没有改变范后军“从小就直来直去”的性格。1993年退伍后，正值劫机猖狂时期，范后军所在的部队驻地在泉州，与厦航关系紧密，加之侦察兵出色的身体素质，自然进入了厦航招收空中安全员的序列。

　　“那时候，没人不羡慕我家，全村都没人坐过飞机，我儿子就天天在飞机上工作。”范妈妈说。除了身份上的荣光，家里经济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范后军自己讲述，进入厦航后第二个月就拿到了3000多元的飞行补贴，每小时23元，加上基本工资480元，他在1994年的月收入就达到了4000元。“相比那些开出租或者进政府机关的战友，我肯定是最好的。”当然，每次战友聚会，肯定是收入最高的范后军抢着买单。

　　范后军清楚，只有飞行，才能保证所有的这一切优越。但是，飞行的要求极其严苛，任何情绪起伏或身体不适，都会面临停飞。2000年，范后军在公司的体检中查出“单项转氨酶偏高”，公司担心其肝功能有问题，要求停飞，直到住院保肝一个多月后才复飞。这次小波折更加重了范后军的顾虑：“如果是聘用的安全员，随时会被公司剔除，但如果是正式的空中警察，即便有一天不能飞了，也还有国家公务员的保障。”范后军对后来空警转制的期望，并非一时之念。

　　结果，偏偏是转制的失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推倒了一切。结婚6年的妻子离开了他，本来还有希望复婚，也因为转制未成而不了了之。后来为了筹钱上访，在福州的房子也陆续卖掉。他说：“不飞就像成了个废人，在老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更没法向家人交代。”这种落差成了范妈妈的一块心病：“2006年他从福州回到老家，我们见了人都低头躲着走。人活一张脸，要的就是个名声，警察没当上，反倒成了危险分子。”

　　午饭时，范妈妈的情绪终于平缓下来，她念叨着常常在梦中出现的1997年。那一年夏天，范后军结婚，范妈妈成为村里第一个坐飞机的人，甚至为此专门补办了身份证，全村人都来给她送行。坐在旁边的范后军忍不住打断了妈妈的讲述，长长的沉默后，他道出了自己继续上诉的目标：“能够像普通人一样乘坐厦航的飞机。”可是，对于厦航来说，“范后军已经算不上普通乘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