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僵局

　　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并不是只有焚烧和填埋这两条路可走。

　　袁越

　　垃圾争议

　　最近，由垃圾焚烧引发的环境争议，已经成为中国的公共环境热门话题。一年来，广州、深圳、番禺、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先后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公开表达了对垃圾焚烧厂影响生活环境的担忧。但是，从政府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显示，垃圾焚烧将成为中国大城市垃圾处理的新趋势。以北京为例，就在今年初的“两会”上，283名代表提出了垃圾处理议案，直指北京垃圾处理的危急形势和困局。北京市政府经过调研后达成共识，明确提出“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综合处理厂建设”。按照规划，北京市将在2015年前投资100亿元兴建40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包括9座垃圾焚烧厂。届时，除了已经运营了一年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以外，阿苏卫焚烧厂、京南焚烧厂、董村焚烧厂、六里屯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南宫焚烧厂、顺义区焚烧厂和梁家务焚烧厂也将陆续投入运营，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可达到每天8200吨，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上升到40%。

　　这项计划的背后，是北京市垃圾处理能力提升速度的严重滞后。来自市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1990年的垃圾总量不到200万吨，2008年猛增至672万吨，日均1.84万吨。如果按照现在每年8%左右的速度持续上升，2012年北京市垃圾年产生量将达到914万吨，2015年将达到1152万吨，日均3万吨。目前全市共有23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计日处理能力1.04万吨，实际处理量已经达到每日1.74万吨，平均超负荷率67%。

　　全中国的情况与北京相似。据统计，1981年的全国垃圾清运量约为3000万吨，到了2004年则迅速增长为1.6亿吨，年增长率约为7%～10%，和GDP的增长幅度大致相当。

　　因为后续处理能力的不足，这些垃圾如果不烧掉，就只能进填埋场。说来难以置信，北京市直到1993年时仍然采取垃圾清运出城，露天堆放的简单处理方式。1994年北京市建成了第一批现代化垃圾填埋场，终于有能力对垃圾做无害化处理。但是，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很快就面临着无地可埋的境况。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4年多不到5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所以焚烧厂的建设对于我们来讲是必须的。”

　　但是，垃圾焚烧如果处理不善，必将产生剧毒物质二恶英，不能说是一种完美的处理方式。问题在于，尽数填埋也不是长久之计。垃圾的长途运输从经济上讲显然非常不合算，就近填埋又会占用宝贵的城市土地资源，如果填埋技术不完善，同样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甚至会污染地下水源。近年来，涉及垃圾填埋场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社会影响力一点也不亚于垃圾焚烧。

　　到底是焚烧还是填埋？垃圾问题僵在了这里。要想打破僵局，第一要务就是垃圾减量。

　　垃圾减量

　　“解决城市垃圾问题总的原则是‘五化’，第一要务就是减量化，减少垃圾总量。”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对本刊记者说，“第二是资源化，也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第三是无害化，比如填埋或者焚烧。第四是社会化，政府企业和公众都要参与进来。第五是产业化，鼓励企业来运作。”

　　要想做好垃圾减量，必须首先搞清垃圾的成分。已经和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的王维平回忆说，20年前北京市的垃圾以渣土和煤灰居多，近10年来包装物含量激增，尤其是塑料制品增幅最大。遗憾的是，环卫部门一直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

　　2008年4月，北京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振山及其学生对北京市113户不同类型的居民家庭垃圾进行了抽样调查，要求居民把所有垃圾(包括本来打算卖掉的垃圾)放置在专门的收集桶中以供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每人每天产生0.233公斤垃圾，厨余垃圾占到70%左右。

　　“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严格采取净菜进城的政策，就能减少垃圾总量18%～22%。”王维平对本刊记者说，“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中国的城市管理者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忽视了毛菜的潜在成本。”

　　根据王维平的计算，每运进300吨带根带叶的毛菜，就会产生60吨废料，两头加起来就是120吨无效运输。目前北京市处理1吨垃圾的费用是158元，如果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每吨垃圾的处理费更是高达272元。相比之下，如果把烂菜还田，不但可以休养地力，还能简化垃圾处理程序，好处巨大。“政府担心老百姓抱怨菜价高，没有强力推进净菜进城的政策。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王维平说。

　　据统计，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厨余垃圾仅占垃圾总量的30%，这与他们实行的净菜进城政策密切相关。但是，中式烹饪讲究原材料新鲜，中国人吃饭浪费的现象历来十分严重，要想在短时间里改变这一现状，绝非易事。

　　厨余垃圾的高含量使得北京城市居民垃圾中的含水量高达50%，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垃圾的热值，不利于控制焚烧炉的温度，增加二恶英的产生概率。厨余垃圾有机物含量高，填埋后极易产生臭味，不易处理。因此，解决厨余垃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堆肥，但堆肥对垃圾的纯度要求较高，如果混杂了过多的塑料包装物，堆肥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2007年，北京市评选出144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开始进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2009年1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了10多名教师和学生，用了4个月的时间对这144个示范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暗访，发现仅有35个单位配置了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又只有两座还在运行，其余的都因各种原因被闲置，成了摆设。这些设施当初都是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的，但包括菌种和水电人工等运行费用都要由小区物业或者机关单位自己出。可是，发酵后产生的肥料卖不出价钱，只能给小区花园施肥，经济上得不偿失。

　　相比之下，废报纸、啤酒瓶和空饮水瓶等回收价值高的垃圾境况要好很多。中国历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废品回收体系，虽然该体系归商务部门管，但环卫部门在统计垃圾回收利用率时，总会把这部分垃圾包括进来。按照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研究生毛达的说法，如果不包括废品回收，那么北京市就无法完成奥组委对世界的承诺，即2008年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分类率50%、资源化率30%的目标。

　　但是，北京大学113户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垃圾中纸张和塑料各占10%左右，其中可回收纸类仅占纸类垃圾总量的一半，最具有回收价值的报纸更是只占可回收纸类的1/3，其他都是食品包装、广告宣传单、破碎的办公用纸和其他纸包装等，一般居民不会主动分类回收。塑料垃圾当中，高价值塑料仅占1/10，其余都是食品包装(如塑料袋和方便面袋)等低价值塑料，居民也不会主动回收。这部分低价值垃圾在可回收物总价值中占到43%～60%，如果实行全面分类回收，将比只靠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废品回收公司回收的模式提高回收效果一倍以上。但正是因为它们的低价，使得这部分垃圾变成了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如何让老百姓懂得它们的价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这部分垃圾通常和厨余垃圾混在一起，被送进了堆肥场或者焚烧炉。事实上，正是这部分垃圾中所含的透水透气性能极差的塑料，导致了厨余垃圾堆肥效果大大降低，也正是由于这部分垃圾中含有的带有氯原子的塑料，在焚烧炉中不完全燃烧后生成了二恶英。

　　由此可见，要想减少垃圾量，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和无害化，首先必须解决垃圾分类的难题。

　　垃圾分类

　　“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垃圾分类这个概念的城市，这是世界公认的。”王维平对本刊记者说，“1957年7月11号的《北京日报》有篇文章，题目叫做《垃圾要分类收集》。可惜后来我们搞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垃圾分类没有坚持做下去。”

　　2000年，建设部确定了全国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榜上有名。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北京市政府对外承诺垃圾分类率达到50%，但这仅指50%的小区设有垃圾分类收集箱。当居民们看到环卫工人把分类箱内的垃圾统统倒进一辆垃圾车运走时，便很自然地对垃圾分类失去了兴趣。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后续分选的设施不到位。”位于北京四环路东南角的小武基大型固废转运站站长王宏哲对本刊记者说，“目前北京市具备粗分选能力的垃圾转运站只有两座，日处理能力大约在3000吨左右。其余1.5万吨垃圾都未加分选，直接进了填埋场。”

　　小武基转运站隶属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49年，最早叫“北京市第一清洁车辆厂”。“过去我们厂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王厂长回忆说。

　　改变发生在1994年。那一年德国政府和北京市开展合作，帮助北京市建立一套现代化垃圾处理场站。一期工程包括5座垃圾处理设施，小武基转运站和北神树填埋场负责北京市东南部的垃圾分类、转运和填埋，马家楼转运站和安定填埋场负责处理北京市西南地区的垃圾，另外又建了一座南宫堆肥厂，专门负责处理厨余垃圾。

　　“德国专家非常敬业，把收集来的垃圾摊在地上逐一分类研究，再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的组分特点，设计出这套适合北京的垃圾分类系统。”王厂长说。

　　本刊记者走进小武基转运站，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完全不像是个处理垃圾的地方，不但闻不到异味，就连垃圾也看不到，整个分选过程全部发生在密闭的厂房内，基本不需要工人参与。垃圾处理的各个环节都有录像监控，只要在干净整洁的中控室内配备一名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录像显示，垃圾车运来的生活垃圾先被放置在传送带上，由工人负责挑出大件物品，比如家具或电器。然后垃圾进入一个长11米、直径3米的斜置滚筒，被滚筒上的孔洞分为筛上物和筛下物两类。筛上物先经过磁选选出磁性金属，然后再通过风选，把质量较轻的塑料吹出来单独收集，余下的送去焚烧。筛下物也要先经过磁选，然后进入孔径更细的弹跳筛，这次筛下来的都是直径更小的灰渣，直接送去填埋场。筛上物大都是厨余垃圾，有机物含量40%～60%左右，正好运到南宫堆肥厂进行好氧堆肥。

　　简单地说，除了大件垃圾和金属，小武基基本上就是按照垃圾的物理性质进行粗分，体积大的送去烧，中等的送去堆肥，小件的运到填埋场，如果体积大又比较轻，则会被当做塑料单独分出来进行资源再利用。经过这套粗分系统分类后，很多后续处理存在的问题便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比如，从小武基出来的焚烧料热值很高，是原生垃圾的两倍，基本上不用添加助燃剂即可自行燃烧，便于焚烧厂控制炉温，提高发电效率，减少残渣。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以前烧的是混合垃圾，每100吨垃圾焚烧后仍然会产生40吨残渣需要填埋，采用小武基的焚烧料后，每100吨垃圾焚烧后只产生10吨残渣，减轻了填埋场的负担。

　　再比如，从小武基出来的填埋料都经过粉碎，有机物含量较少，填埋后渗漏液不多，不容易发生堆体坍塌事故。与小武基配套的北神树卫生填埋场几乎和公园差不多，堆体经过一层层压实和覆盖后再种上不同种类的草坪，一点也看不出山下堆的都是垃圾。少量沼气通过导管被从堆体内引出，用于发电，少量渗滤液经过污水处理后可以养鱼。若干年后，垃圾被完全矿化后变成土壤，可以重复利用。

　　这样一套系统看上去非常完美，可以说代表了垃圾处理的未来。问题在于这套系统花费巨大，小武基的进口分选设备和配套设施总计花了1.7亿元，日处理量仅1500吨。如果北京市所有的垃圾都经过类似处理，需要再投入17亿元，这还不包括征地费用和运行成本，以及垃圾增量必然导致的追加投资。

　　于是，虽然这批“德办”项目自1997年就开始运营并成效显著，但北京市直到现在仍然只有小武基和马家楼这两个固废分选转运站。朝阳海淀和东城西城等北部地区的垃圾只能由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进行处理。这套系统是利用世行贷款建设的，不具备垃圾分选功能，只进行简单的垃圾搬家，小车换大车往城外运，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物流公司。这就不难理解北京市的垃圾分类项目为什么一直做不下去了。

　　如果说只需要投资17亿元就能解决问题，倒也不难，问题是这套系统的分拣效率着实令人担忧。运到小武基的垃圾混杂了大量厨余废物，含水量高，成分复杂，仅靠机器分拣很难分干净。比如，塑料占垃圾总量的10%，但经过这套系统分拣出来的塑料只占其中的1/10，也就是说，如果不把焚烧和堆肥当做资源再利用的话，小武基每天只能分拣出15吨废塑料进行再加工，仅占垃圾总量的1%。

　　即使是这1%的塑料也是鱼龙混杂，各种类型都有。因此小武基分拣出来的垃圾只能被当做粗原料进行回收利用，比如和木材混合后制成塑木材料，用于制作栏杆、井盖，或者集装箱的托盘等，附加值较低。

　　北京奥运会再次为小武基提供了一个改进机会。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北京市推行垃圾分类的决心，该厂从德国进口了3套精分选系统，能够根据不同物料的光谱特性，把垃圾进一步分类。比如，该系统可以把聚氯乙烯(PVC)单独分拣出来，防止这种氯元素含量很高的塑料进入焚烧厂，减少二恶英的释放。

　　奥运会期间，小武基和北神树被选为北京市重点对外参观单位，接待了大批外宾和记者的参观。这套光分选系统无疑是重中之重，明星中的明星。

　　是明星就得有相应的身价。每套光分选系统耗资300万元，但只能分出一种物料。小武基花费900万元买了3套，组成一条流水线，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只有200吨。按照计划，这套系统将专门用于处理经过粗分的，不含厨余废料的小区分类垃圾，但本刊记者于12日15时参观该厂时却发现流水线已经停工了。原来，由于北京市居民垃圾分类进行得不彻底，运输能力也跟不上，小武基每天只能获得几十吨这类垃圾，根本吃不饱。

　　那么，如果北京市政府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并不惜重金购买新的设备，是否就能彻底解决垃圾僵局呢？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小武基明年的目标是把塑料分选率提高2～3个百分点，但别忘了，现在焚烧炉烧的主要就是塑料垃圾，如果我们把塑料都挑干净了，焚烧炉就没料可烧了。”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副总经理董黎向本刊记者道出了个中原因。

　　看来，北京市政府已经在分类和焚烧之间做出了选择。

　　那么，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