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者的困境

　　11月12日，北京突降大雪，气温也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早晨5点，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附近的一个农家小院早早地亮起了灯，一群操着四川口音的人开始生火做饭，此时院子里养着的一窝鸡还没有打鸣。

　　1小时后，这群人换上脏兮兮的工作服，外面套一件干净的橘黄色外套，登上一辆破旧的卡车，来到位于六环外的西田阳填埋场上班。此时天刚蒙蒙亮，本刊记者在现场观察，第一辆垃圾车驶进填埋场，倒出一车生活垃圾，足有15吨重。工人们冲上去，用双手扒开烂菜叶和沾满秽物的废纸，把塑料瓶、一次性餐盒、旧鞋子，以及一切值钱的东西扔进背着的筐子里，动作迅速而又准确。

　　不久，一辆推土机开了进来，把垃圾推往填埋场的中心。履带过处，原本被白雪覆盖的垃圾重新翻了出来，工人们跟在推土机后面，重新翻捡昨天挑剩下的垃圾。推土机司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随意地转弯、倒行、加速。工人们似乎也早已熟悉了推土机的走势，一边灵巧地躲避着这辆巨无霸，一边头也不抬地继续工作。积雪在履带的压迫下开始融化，雪水把垃圾和泥土搅和在一起，使得整个垃圾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泥坑，散发着垃圾场特有的臭味。有人点起了一支烟，更多的人则似乎毫不在乎，大声说笑着。

　　天亮了，一辆辆垃圾车鱼贯而入，工人们不必再跟着推土机走，因为新到的垃圾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捡拾速度。筐子迅速装满了，工人们把捡来的垃圾腾入一只更大的麻布袋，回到垃圾场继续工作。两小时后，麻布袋也满了，工人们用手把垃圾压实，捆牢，然后一齐用力抬上卡车，运回那个农家小院卸下，再回到垃圾场继续工作。

　　上午11点，工人们又运回了一车垃圾，两车加起来大概有8吨左右。此时炊烟再起，工人们生火做饭。一个5～6岁的小男孩独自在院子里玩游戏，玩具竟然是一辆塑料推土机。吃罢午饭，大家唠了会闲嗑，便来到各家的自留地上，开始对今天的战利品进行分类。每个人身边都堆放着好几个布包，工人们熟练地把捡来的垃圾分别放入包内。“饮料瓶1.8元，好塑料1元，塑料布6毛，一次性饭盒4毛，胶鞋4毛，铁盒1元，铁皮8毛……”一位名叫谯桂芳的女工熟练地报出每公斤垃圾的价值。“今天还捡到几个红薯，留着当晚饭吃。”她高兴地从框里捡出几个生红薯，用手抹去皮上的泥，放到一旁。

　　谯桂芳今年30岁，来自四川巴中县。她和丈夫一年前来北京打工，丈夫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她则当上了拾荒者。“干建筑来钱多，但不稳定，房子盖好了就又得找新工作。垃圾每天都有，挣的也不少，我每个月能挣2000多块。”

　　旁边一位名叫谯丽华的工人干了4年，手快，一个月能挣3000块。她的丈夫也在这里工作，负责开车。夫妻俩有两个孩子，都寄养在巴中的老家，由婆婆看着。“我们家已经盖好了一间楼房，用的都是捡垃圾挣的钱！”谯丽华自豪地说。

　　不过那间新房是留着养老用的，她现在还得和另外13名工人一起住在这座农家院子里。她和丈夫单独住一间，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电热毯取暖。不过，比起那些盲流拾荒者，谯丽华的情况要好多了。她是“北京市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雇员，和公司签过聘用合同。房子是公司租的，不需缴纳房租和水电费。垃圾的销路由公司负责，挣来的钱和公司四六开，她拿大头，公司拿小头。

　　“北京市政管委的渣土处不让我们捡了，请记者同志帮忙向领导反映反映情况吧。”公司董事长杜茂洲开门见山地说，“拣垃圾可以帮助国家节约资源，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可是政府不支持，如今北京就只剩下两三家还在维持。”

　　杜茂洲2005年上过央视的新闻会客厅，当时还被誉为“京城破烂王”，劳动致富的模范。4年过去了，他略微有些发福，脸上的笑容却消失了，只剩下一脸愁苦。他拿出一封写给市领导的信，向本刊记者讲述他这20多年来的遭遇。

　　杜茂洲原先是四川巴中地区的一名小学教师，1989年他来北京打工，从捡垃圾干起，逐渐积累了一笔财富。1993年他在北京市注册了这家物资回收公司，最多时雇了1000多名来自老家巴中和仪陇地区的农民工，年收入50多万元。如今他手下只剩下不到50名员工，每年收入降到了几万元。

　　1995年，北京市政管委渣土管理处出台新政策，不让拾荒者进垃圾填埋场捡垃圾，他们只能偷着干，或者转战远郊。1999年时北京市环卫局决定在宣武、崇文、西城、东城和朝阳这5个区内有条件的垃圾楼里搞分类试点，允许拾荒者进入垃圾楼进行分类回收。虽然垃圾楼规划时并没有考虑到拾荒者的问题，面积通常很小，但拾荒者毕竟有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工作条件大为改善。这5个试点区每天能分出1000吨左右的可再生资源，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万元左右。可惜好景不长，拾荒者为了争夺资源经常大打出手，垃圾楼的卫生情况也不尽如人意，不少居民开始有意见。于是，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市所有的垃圾楼被关闭，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

　　“实事求是地讲，垃圾分类的最佳地点是填埋场。”杜茂洲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垃圾在小区垃圾楼里分捡、分类、包装和临时堆放都需要场地，城市里场地十分紧张，归属权难以协调，垃圾分类不好做。垃圾填埋场就不存在以上问题，又都远离城市，是回收再生资源的最佳场所。”

　　但是市政管委并不这么看。垃圾填埋场卫生条件较差，又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曾经发生过推土机压死人的事件，所以北京市市政管委决定关闭填埋场。杜茂洲最多时曾经包了7个填埋场，如今只剩下3个，还必须偷偷摸摸地干。这个西田阳填埋场是他每年花4万元包下来的，按规模可以容纳100个拾荒工人，但填埋场怕出麻烦，只允许十几个人进入，遇到上级领导前来检查工作就必须歇工。该填埋场每天大约运进800吨来自通州的生活垃圾，如果100个人拣，至少能拣出80吨可再生原材料。但因为人手不够，现在每天只能拣8吨。

　　“现在的工人都懒了，不像我们那时候，垃圾车一来，就像打仗一样冲上去，两分钟就把一车垃圾拣得一干二净。”只有当他回忆起当初捡垃圾时的情景，这位据说身家过百万的“垃圾王”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我那时有个外号，叫做‘48筐’，意思是说我手快，每天能拣48筐垃圾，每筐30公斤，加起来就是1.5吨。现在的工人不用抢，速度也慢，每人每天只能捡500公斤了。”

　　王维平对那时北京垃圾填埋场的“盛况”也是记忆犹新。“1987年我在北京市环卫局规划处当科长，有一天两个四川巴中的农民找到我，说自己找不到工作，求我批准他们进填埋场捡垃圾。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他们住在丰台郊区的公共厕所里，因为城里的厕所也是有人管的，不让他们住。我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开了条子，当天两人就领着500个老乡住进了垃圾填埋场，在场边盖起了一排‘狗窝’，算是安了家。他们分成7个组，每组只拣一类物料。拣来的碎砖头卖给了附近农民，其他可再生资源则都运到了河北的加工厂，其中废金属卖到了霸县，碎玻璃卖到邯郸，鞋底胶皮卖到了定州，废塑料卖到了文安，废纸卖到了保定。还有一个组是暗的，负责养垃圾猪”。

　　这两位创业者一个名叫许继才，另一个名叫杜茂献。他们每个月向每个拾荒者收取500元管理费，但拾荒者每个月能挣到1500元，顶得上当年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如今这两人都已成了垃圾回收领域的大老板，而杜茂洲就是杜茂献的哥哥，照理说在这个行业里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他却已萌生退意。“我打算改行搞建筑了。”杜茂洲说，“垃圾回收政府不支持，做不下去了。”

　　不光政府不支持，环卫系统的员工更是坚定地站在了拾荒者的对立面。“我清楚地记得，‘非典’时期我们的垃圾成分好得不得了，收益也非常好，因为捡垃圾的都跑了。”董黎对本刊记者说，“这个行业风险大，值钱的垃圾我们收，不值钱的我们也要管，这就叫做权利和义务对等。另外，垃圾管理国有化的成本极高，因为我们必须实行规范化管理，肯定亏本。捡垃圾的不管这些，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竞争？所以政府必须明确，到底打算依靠谁。如果要依靠我们，就得给我们相应的扶持，增加投资，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分出更多类的垃圾。”

　　在董黎看来，拾荒这个行业不符合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社会观感不好，会让人觉得贫富差距太大了。另外拾荒者不好管理，传染病和犯罪的问题也很难解决。王维平对此也有同感：“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调查，北京市72%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干的。很多拾荒者素质低下，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北京一年丢3万个井盖，都被拾荒者偷去卖掉了。另外，拾荒者70%有传染病，是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隐患。”

　　不过，王维平认为拾荒者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劳不能抹杀。“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拾荒者的贡献。”王维平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央视拍过一部名为《双城记》的奥运纪录片，对比了北京和伦敦在城市交通、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5个方面的优劣，北京只有在垃圾回收这一点上胜过了伦敦。“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推行居民垃圾分类，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健全了，穷人宁可待在家里吃救济也不去捡垃圾，拾荒者阶层消失了，于是政府只能把垃圾分类的重担转移到市民身上。”

　　王维平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国内垃圾总量于1989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递减，2008年比1989年减少了44%，垃圾焚烧厂也从1989年的25个减少到2008年的15个。

　　长期从事垃圾研究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农学国际教育协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岡山朋子博士于10月25日在北京为环境组织代表做过一个报告，间接证实了王维平的说法。由于名古屋靠海，很难找到填埋场地，1999年经历了一次类似今天北京面临的垃圾处理危机。自那以后，名古屋把垃圾管理的中心从末端处理改为前段控制，尤其注重包装物的减少、垃圾分类和循环再利用，仅仅用了两年，相关措施就见效了，垃圾总量减少了25.6%，分类收集物也增加了两倍。垃圾焚烧率由1998年的79%降到2004年的56%，而且焚烧的大部分垃圾都是生物质废物，如厨余垃圾、纸和木料废物等，塑料很少，不会产生二恶英。

　　确实，国内媒体上经常可以读到关于日本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文章，肯定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羡慕不已，慨叹中国人的垃圾分类意识何时才能达到日本人的水平。但是，董黎的观点也许代表了更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作为纳税人，我不愿意自己动手搞垃圾分类，而是希望政府把垃圾问题管起来。我认为垃圾问题应当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年4月24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生活垃圾处理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这一新的定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依靠发展垃圾产业解决垃圾问题的做法，改由政府主导，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新模式。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否有这个能力挑起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