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风暴

　　2009年的年度关键词之一，是“反腐风暴”。

　　10月24日，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黄瑶已是今年落马的第15个省部级高官。2009年，除了高官的“落马”频率之高实属罕见，至今已经有10多位省区市一把手高调表态布置反腐。一场全方位反腐风暴席卷全国。

　　“反腐风暴”中，网络反腐正在蒸蒸日上，被网络舆论拉下马的官员接连出现。10月10日，“天价烟”当事人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判决一出，网民称此为“网络舆论监督的胜利”。

　　“天价烟”事发后，南京市官员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举止也开始悄然改变，不抽好烟、不戴好表。以点带面的影响力，让网络反腐成为反腐工作中的新亮点。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事物，和其他基层反腐经验一样受到中央重视，并被正式引入反腐体制中。

　　有鉴于此，本刊分别在全国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派出了四路记者分赴云南、湖南、江西、浙江杭州，采访了20多位主政一方的地方政府“一、二把手”官员，试图展现各地以网络为阵地的反腐经验，他们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探求解决当下问题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20多位官员面对这个敏感问题时的态度颇为复杂：有人谈网色变，有人欲言又止，有人婉转回避，也有人言辞激动。而更多的官员基于信任基础的坦率和配合，令我们逐渐地接近了问题的核心。

　　在效率、速度及影响力都远远超出传统监督制度的网络浪潮之下，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感受到了网络凝视的巨大压力和考验。网络正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

　　网络风暴下的官员生态

　　网络反腐已经得到了中央层面的高度肯定，地方官员感受到了信息公开环境下执政的压力和困扰。未来，他们将如何化解随之而来的新的治理难题？

　　文  本刊记者 郭芳 兰燕飞  

　　网络反腐之火越烧越旺。

　　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考察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强调反腐倡廉要高度重视网络举报。下一步将要完善中央、省、市、县四级统一的纪检监察网络举报体系。

　　20天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开通当天，网站被点击瘫痪。

　　时间再往前推移，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称，反腐是未来的“重大政治任务”。与此同时，中共决心以制度的创新来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高潮。创新的制度中包含网络反腐。

　　至此，来自中央层面的态度已经清晰：高度认同互联网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的机制被正式引入反腐体制中。

　　改变

　　狱中的周久耕正在写小说。他怀疑最后导致他落马的网络炒作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操纵。

　　2009年10月10日，周久耕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位前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是网民“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最终导致落马的。

　　很多官员在议论：如果不是网络的炒作就查不到他，因为他也不是贪腐最厉害的人。“到了纪委那儿，曾经收过的一条烟、开会拿过的一点小礼品都要往里加，一加起来就是很大的事情。现在的中国官员经得起查的是比较少的。”

　　接受采访时，其中一位官员的看法颇为中肯：第一是无风不起浪，第二也有可能是某种恩怨关系在里面。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还是要洁身自好，你没有的终归是没有的，炒作或诬陷的东西终是站不住脚的。

　　2008年开始，在网络的监督之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言语不慎、行为不当成为网上人肉搜索的对象，因此而落马的官员接二连三。

　　周久耕事件被视为网络反腐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网络反腐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新型反腐败模式得到了朝野的认可。

　　无可否认，周久耕事件对江苏官场乃至全国官场的风气影响巨大。

　　这可从周久耕出事后，南京官场流传的笑话得到印证。一是假如你问某官：“最近怎么不抽‘九五至尊’了？”他定勃然否认，称同事亲友皆可作证，自己向来只抽“南京”烟。二是假如你问某官：“腕表可是‘江诗丹顿’?”他定佯装摘表，说：“拿去，100元在夫子庙地摊上买的。”

　　“现在的领导已经很少戴名表，抽名烟了，官员都很在意这些细节。”五大连池市市长徐飞接受本刊时坦言，从来没有哪一种监督像现在的人肉搜索这么有力度、快速和透明。

　　过去的监督只是当地区域内的监督，最大也只是省内监督，但现在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成为全国监督的焦点。

　　基层官员们感觉到了被放大镜集体俯视的压力。小官也有可能犯大错误，徐飞说，他们很注意约束官员的行为。

　　监督的效果显而易见。

　　比如：过去接待信访的时候，有些官员可能会连推带拖，或者下面的有些局长可能会说几句横话，但现在没人敢说这样的话了。

　　受访的大多数官员坦率地承认：网络对于廉政建设绝对是有利的，“多一种监督渠道畅通，对巩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是有益的，很多人会很收敛。”

　　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方向虽然获得了中央的确定，但具体推动仍然相当艰难。这种情形下，网络监督的功能凸显。

　　周久耕事件之后，南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龙翔感慨道：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

　　对政治道德的拷问、对执政能力的质疑以及对决策、措施的异议，会瞬间充斥在网络中。网络使民意表达更直接、更生动，也更不受限制。

　　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感受到了这种由互联网信息公开环境带来的集体凝视和挑战的巨大压力和无穷困扰。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地方政府一个新的治理难题。

　　难题

　　网络对官员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既尴尬又回避不了的阶段。从一个纯粹的信息渠道到与官员的执政能力、水平和理念结合起来，这一切来得太迅猛。

　　“特别是对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领导，有些甚至不知所措，谈网变色。”

　　信息时代带来的变化已经一日千里：一个小小的乡镇，原来信息闭塞的时候，可能造了一座天安门，也要经过很多辗转才能传出来，但现在一个小事一夜之间可能就成为全社会的话题。

　　此前不久，徐飞的上级城市黑河市有关部门出了一个“打狗令”，规定把除了登记之外的狗都要灭杀。“打狗令”一出，群起而攻之，三天之内，网络舆论居高不下。一个小事件，但却有一个放大的效应，舆论排山倒海，压得官方喘不过气来。面对网络庞大的势力，这个时候他们是被动的。

　　“这是一种考验，可以说是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微博)坦言，官方仍不习惯这种网络信息公开状态下的执政环境。

　　这种环境将整个官员群体包括廉洁度、诚信度等在内的政治道德以及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置于社会的放大镜之下俯视。

　　“这必然迫使官员行为多一点收敛，出台政策前多一些调查研究，当然也不得不多关注一些民生。”官员们坦承。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我们决策的模式是‘可行性论证’，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不仅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也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伍皓肯定，互联网不同声音的存在，对政府完善政策措施，改进工作是大有帮助的。

　　然而，政府要直面庞大的网络群体的“不可行性论证”显然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贵州市副市长季泓对本刊直言，在网络和舆论监督这一块他们确实有压力。一方面，他们感受到了网民对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工作的帮助，他们很重视这一块。但另一方面，她认为，政府的决策不能受网民的干扰。

　　“要重视他提供的信息，但政府不能受其左右。”这是大多数官员持有的观点。

　　“我们一直在很小心地应对它”。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

　　但很不幸，因为周久耕事件，南京成为了被首先炒作的对象。

　　这种炒作最后变成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学信息管理出身的陈刚坦言，对于政府而言，这种传播技术革命给政府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

　　互联网是个蔓延的东西，无处不在，而且它有虚拟性。“发个贴子你也不知道他是谁。要把网络像其他的东西一样来管理是做不到的，实现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难。”

　　这种监管上的困难体现在了对待“网络非理性”上的无力。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志强对“网络广场政治”这样分析：一方面，网络话语以发现、揭秘、质疑和公论的方式，向办案人员施加压力，从而使案件处理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络话语依旧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也无法在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

　　当社会的道德、法律秩序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网络显得尤其强大，也容易被人为操纵。具有盲动性和缺少约束，有一定的杀伤力。

　　“一个事件出来以后，很多人并不了解真相。当真相大白之后，热点不会再持续，但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陈刚说。

　　这种打击已远远超出了对政治生命的打击。这样的威慑让官员心生余悸。

　　很多官员愤愤：有些人就喜欢用它做杀手锏，容易误伤人。

　　然而，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短期之内这将无可避免。“因为腐败确实是存在的，不公平也确实是存在的。老百姓总得找发泄的渠道。”

　　龙翔这样总结周久耕事件：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嬗变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

　　地方官员的焦虑正在于：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而且自己在明，对方在暗，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并且无法管理。

　　这种焦虑在基层尤其明显。

　　一位官员这样陈述基层政府的无奈：在社会的转型期，很多潜在的社会矛盾累积在基层，很容易就激发，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在网络上炒作。中央层面怎么应对？各级政府怎么应对？监督肯定是好的，但最后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原来通过信访解决，现在善用网络的人越来越多，但怎么解决诉求是个问题。如果只是领导看到问题在哪个网站上被炒作起来了，就签字处理这么简单，那么这个问题值得推敲研究。

　　基层在承担改革的成本。

　　地方政府的焦灼与不安最终转化为对互联网舆论施加限制。

　　“说到底是利益问题”，一名基层官员坦陈，当网络上的民意与既得利益者产生严重抵触时，管制则不可避免。

　　2002年左右，互联网引入了关键字过滤系统。这个技术后来被地方广为使用。“影射”“谣言”等禁止性规定也屡在地方性管理条例中出现。比如，给个别领导的名字取谐音外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条例就明文予以禁止。

　　“虽然大家都知道，‘堵’不是根本，‘疏’才是根本。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一有问题就屏蔽。”这像是地方政府出于本能的自我防卫，是否正当显然不在考虑之内。

　　被称为“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的杨平在当地掀起一阵网络反腐风暴之后很快被调离了株洲市纪委书记的岗位，株洲市网络反腐随后陷入困境。

　　但在中央层面，现实中承担反腐重任的中纪委及最高检探索网络监督新模式的工作一直在积极推进。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表示：纪检部门对网络线索非常重视，很多部门每天都有人在看，不单是举报，还有很多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组织力量收集编辑每日《涉检网络舆情》和每旬《政法网络舆情》。

　　此前不久，中央党校出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正式收录“网络反腐”词条，这被视为官方对网络反腐的“正名”。反腐新政的变化，由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最近的讲话得以印证，他强调，纪检部门要深入研究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影响。

　　中央的一系列部署表明：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中央“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在这之前，中国网民受到的最大鼓舞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短暂的在线交流。他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各地官员纷纷触网。

　　南方日报旗下的奥一网专门设立了一个“问政”频道，问政对象从省长、市长到部门官员，专门聘请的“问政观察员”们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向官员们提问或建议。在省委书记汪洋的带领下，广东官员们轮番上阵与网友对话互动。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都有过与网友交流的经历，各地各级官员通过网络与公众沟通逐渐成为常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继9月贵阳市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正式上岗后，广东、云南、江苏也纷纷出台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他各地的相关制度也已经在酝酿之中。

　　至此，网络反腐经历了由草根发起到政府参与，从个人行为到集体行动的转变，最后再从行动向制度嬗变。这种嬗变正在使网络反腐成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反腐败制度的推行一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比起查处案件，制度建设的推进更能反映领导人的智慧和决心。

　　“因为制度涉及面更大，面临阻力更多。它需要有政治上的智慧和决心。”

　　(本刊记者朱文强、实习生李彪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京市副市长 陈刚

　　互联网是个蔓延的东西，无处不在，实现有序的管理基本上很难。我们一直在很小心地应对。

　　贵阳市副市长 季泓

　　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决策确实有压力。政府不能受其左右但要重视它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