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活着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简直猪狗不如。” 一名广告策划者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

　　《蜗居》女主角海萍说：“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这讲的是一个房奴，一个小三(第三者)的故事。这么普通，却打动人们的视听。《蜗居》的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1平方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管是热播剧《蜗居》还是杨浦的杀妻自杀案，反映的都是转型社会中都市白领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不能承受之重。年轻人从来都是社会中压力最大的族群，面对就业、结婚、生子等重重人生关卡如过山车般呼啸而来，面对从学校到社会、孩子到成人的质的跨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爱情和面包的不可兼得，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奔奔族”困惑而焦虑。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可是在这样一片蝇营狗苟的浮华下面，在爬得更高、涨得更快、走得更远的理论指引下，“奔奔族”如何才能选择另一种“幸福而平淡的生活”？

　　(钱亦蕉)

　　99%的女人都是海萍

　　她代表了大都市里辛劳打拼的大多数女性，在孩子、房子和票子组成的柴米油盐间磨光了傲气和理想。

　　撰稿·王 倩(记者)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

　　——郑智化，《蜗牛的家》

　　2009年上半年，红了《潜伏》；2009年下半年，红了《蜗居》。这现象就好比，理想主义再美好，我们总归要回到现实。只是，《蜗居》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的走红过程，有点不寻常。

　　早在7月底，它已经在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差不多同时期，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等多个城市的地面频道也都播出了该剧。当时片方没有做任何宣传，该剧在上海电视剧频道开播初期收视率一般，但等到电视剧快播完时，已经创造了今年该频道的收视率新高，而且在申城老百姓中引起了热议。当时上海一家平日只登国内一线女星封面照片的都市时尚周报，仅仅因为编辑非常喜欢该剧，就让毫无名气的女星李念(妹妹海藻的扮演者)出现在了该报的头版，李念的经纪公司对此也甚感意外，旗下大大小小明星多盼望此待遇啊，怎想轮到了这么个不出名的丫头。不过只此一家，其他媒体并没有对这部现实剧给予太多关注。

　　当时的《蜗居》就是这么小打小闹，几个月后就大不一样了。11月16日，《蜗居》在东方卫视首播，卫视频道辐射全国的优势在此刻放大了《蜗居》的社会效应。

　　《蜗居》不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更不是“有两个好爸爸版”的都市偶像剧《奋斗》。这部从房子问题说起的电视剧，其争议性的话题迅速从“很黄很暴力”挪开，转向了房奴和都市生活的压力，转到了婚姻和情感的真谛，转到了贪官和小三的道德扭曲。甚至有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在网上发言，这样的电视剧也能获许播出，难道政府有意调控高房价了吗？他们相信文艺作品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蜗居》现象再一次验证了网络时代议题设置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能成为社会现象，《蜗居》是创作者对这个时代沉重生活的正面直视。高昂的房价如同蜗牛身上的壳，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在都市的快节奏下逐渐变异，人们到底还能承受多久？其实很多社会情绪本不该由一部电视剧来承担，文艺解决不了实际的吃喝问题。

　　菜价、工资、房价都是真实数据

　　所有和编剧六六接触过的人都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她的快人快语，她的回答总是很干脆，开头会开个玩笑，甚至不忌讳拿自己开玩笑，只要耐心听下去，她到最后肯定会说出真实的想法。她会说，不看自己写的电视剧，不喜欢评判自己的作品，不怕被观众砸砖头。但是紧跟着就会详细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她其实很怕被人误解自己在作品里倡导的价值观。她形容自己是铜墙铁壁，“第一，我从不粉饰太平。第二，我从不说谎话，要么不说，要说就说真话。”

　　就在《蜗居》在东方卫视播出前，《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六六，当时还未被卷入“露骨对白”风波的六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异常风趣。这也是一种职业精神，因为当时正值宣传期。几天后《蜗居》过热了，六六在自己的空间里宣布封嘴，她还没习惯成为名人后毫无隐私的生活。

　　为什么想写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发展走向？为什么剧中人物的命运会是这样安排的？六六说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借了神之手。我下笔那时刻起，人物就有了他自己的灵魂，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走。古希腊有句话，创作就是艺术之神缪斯附在了你身上。灵感来时，就拼命地写；灵感走了，你就去过自己的生活吧。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的。”2005年她花了20多天就写出了轰动华人圈的小说《双面胶》。

　　《蜗居》最初就是六六写给每一个在城市的写字楼中拥有一平方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的。她在剧中写的是江州这座虚拟的城市，但其中出现的所有和生活相关的数据，菜价、房价和工资等等，全部都是她从现实中找来的真实数据。但是2006年写小说时的数据，用2009年的眼光来看显然差得太远，所以有人指责电视剧太假，就10万元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悲剧呢？“剧中所有的价格都是有出处的，只能说3年后，人民的生活更富裕了。”

　　六六的写作对象其实就是像剧中的姐姐海萍那样的年轻人。没有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女性们大多过着这般真实到残酷，却万般无奈的生活，她代表了大都市里辛劳打拼的大多数女性，在孩子、房子和票子组成的柴米油盐间磨光了傲气和理想。而在姐姐的身边，妹妹海藻看似被逼上梁山当了贪官的情妇，拿爱情当良心的挡箭牌，生活安逸，仿佛能够一直保持着所谓的诗意浪漫和纯真善良。

　　海清最初拿到剧本时最想演的角色不是姐姐海萍，而是妹妹海藻，因为姐姐一点都不可爱，她的话句句如利剑。海萍在大多数观众心目中的评价果真如此，刻薄、虚荣、小市民，甚至很多人赞成一个观点，如果不是她硬要买房子，海藻不会沦落到最终悲惨的结局。

　　六六并不这么看，“海萍是个正常的女人，她有我们所有女人正常的情感。我不懂大家为什么恨她？因为她需要一套房子，把妹妹逼上了错误的生活道路？我不这么看。她要一套房子，不是因为虚荣，她是要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她对生活的抱怨，缘于她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她在迷惘中爬行。一旦她找到了门路，她是不惜力气的。她给我们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一种希望，就是凭自己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欲望都市里站稳脚跟。而海藻，其实是她本人放弃了努力这一条道路。”

　　如果把话说得再直接些，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女人都像海萍那样的不讨人喜欢。你有工作压力，有还款压力，要带孩子，做家务事，还得时刻防着老公出轨，这样的日子，还想让女人风姿绰约、善解人意，还要有小情小调，真是挺难的。用六六的玩笑话说，海萍其实是99%正常女人现实生活的写照。如果观众觉得她不可爱，也只能说明一点，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她赋予了海萍这个角色承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任，她相信社会的进步靠的是一群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人，而她借笔成名，奋笔疾书，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

　　都市生活里无法回避的问题

　　海藻的扮演者李念说，她走在大街上都被人骂做“小三”。出演了《渴望》的凯丽至今都被中国老百姓喊做“刘慧芳”，这是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也是一个演员的悲哀。李念的未来是否也是这样，现在还未知，起码六六不觉得需要去安慰这个年轻的女孩。

　　“捧杀和棒杀，都是走红的途径。没什么不好的，有人想被骂还得不到呢。而且你们只听到了她被骂的时候，我相信骂她的人大多是电视机面前的主流观众，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去听听那些偷偷摸摸在心里喜欢她的中年男性的声音呢？我见到的40岁以上的男性对李念那个角色多多少少都有些幻想，他们就说非常理解宋思明为什么会喜欢上海藻。只是他们比较阴险狡诈，不太善于在网络上向公众表达内心感受。”六六说，自己写的都是社会最真实的反映，是都市生活里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所思，不代表着一定要行动。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有自控能力，尤其是为人夫和为人父的责任感。导演滕华涛强调，电视剧结局时的人物命运，完全表达清楚了创作者们对于角色的态度，“一个贪官的命运，一个小三的命运，在结局处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当然你一定要问是否同情，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最后走到了这个地步，最终我可能也唏嘘过。但我多次强调过，其实在她刚走上第一步时，就决定了她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这样的。”

　　六六自己撰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宋太太这个角色。她说，也有观众给她反馈，希望改变故事的结尾，不要让海藻和宋思明这么惨，因为“他们是真爱”。现实中不仅男人可能喜欢海藻，很多女孩也会怜悯她，觉得她无辜。

　　六六相信一句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她在采访时经常提到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的一句话——晚年幸福生活的盔甲，是之前悉心奋斗的岁月，“你是要享受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成果，还是希望获得走捷径得来的凄凉。这是一定的，你最终的结局就是你之前种下的果子。”

　　所以最终，海藻和宋思明“罪有应得”，宋思明在被追捕途中主动撞向了卡车，海藻因为宋太太的殴打而流产，摘了子宫，从此不能生育。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主创们看来，不能生育是一个女性最大的悲剧，而新新人类们还意识不到这点，甚至会觉得出国多好啊，于是“为小三说话”的帽子又被扣在了《蜗居》身上。意在批判“小三”现象的主创们只能干瞪眼，这不是瞎闹嘛。

　　路是你自己选的

　　爱是她的剧本核心吗？六六说，“妖精照镜子”，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蜗居》是编剧六六、导演滕华涛和演员海清这组“铁三角”之间的第三次合作。总制片人金维一评价说，“这是近年来少见的现实主义力作。电视台这样的戏不多，不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题材，而是没有太多的创作者写得出这样的力作。当初我们决定投拍该剧就是因为题材好，要找一个非常好的契合点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那最好的选择就是房地产。”

　　历代中国人可能都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局面，你有没有买房子，买了一套房子还是两套，可能就会影响你未来十年甚至后半辈子的生活，房子对人生发展轨迹的权重实在太大。金维一说，最终电视剧还是比较忠实地反映了六六原著小说的原貌，没有像其他很多文艺作品改编时出现“这个不能拍，那个不能提”的局面。

　　六六的作品写的是家长里短，但在长期合作者滕华涛看来，“剧中蕴涵的是她对社会的思考，我的工作就是把她的思考转化成画面”。他们两人从《双面胶》(2007年)开始合作，到《王贵与安娜》(2008年)再到现在这部《蜗居》，正好把他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高速发展的社会之下，对于社会、家庭和爱情的思考全部放在了这三部戏里。

　　滕华涛比六六年长两岁，按照“三岁一代沟”来衡量的话，他们两人可以算是同龄人，对事物的看法很接近。而且一个为男性，一个为女性，创作者的男女性别差异对于家庭剧的影响力也降到了最低。《双面胶》的视野并不大，直接面对的就是小夫妻和双方父母之间的婆媳关系和金钱关系。滕华涛的评价是，“我们所展示的，表面是一个婆媳关系。但我看小说时就对六六说过，她从婆媳关系写起，其实真正想写的是城市里两代人的文化冲突，南方和北方的(地区)文化冲突，以及我们后来在《蜗居》里所展示出的一个在小城市出生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的心态，他和都市人的不同。这个他，可能是大学毕业生，也可能是最普通的打工者。这在当时拍《双面胶》时，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展现，所以现在我把它放在了《蜗居》里，这就是我拍《蜗居》的动因。”滕华涛说，他不想揭露社会阴暗面，他只是在讲述大都市各个阶层人群的心态。他的一句话已经传开了，“不能天天都是湖南卫视”，人们也需要思考。

　　《双面胶》拍完后，导演滕华涛和女主演海清红了。然后这个“三人组”又把六六在2003年写的小说《王贵与安娜》拍成了电视剧，写尽了一段40年的婚姻中的争吵与甜蜜。当时滕华涛在和六六就作品进行沟通时，发现“我们20多岁时，无论父母说什么，都觉得烦，这都什么老掉牙的事了，有什么可以天天叨叨的；可是等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时才发现，他们说的是只有这个年纪的人才能感悟到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小时候家长教育我们的‘做人的本分’。现在财富越来越多，但那些都不提了，好像不重要了，其实这些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王贵和安娜是中国式的英雄人物，我希望用一部温暖的作品，让他们两人把一些正常的价值观说出来，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

　　这次，主创们又回到了带点残酷的写实之路上，只是“正常的价值观”这个想法没有改变。就在拍摄《王贵和安娜》时，滕华涛想到了拍摄《蜗居》的理由，“我想要表达一种基础的价值观，我生活的改变要靠我自己的奋斗努力。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海清演海萍，为什么要在剧中强调海萍这个角色，我从来没有让剧中某个人站出来或者跳起来呐喊一句，你们不应该这样做。我展示了一些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这些是对的。反而，我给了人物两种选择的可能，其实你面前有两条路，你到底走哪条路，是要你自己选的。”滕华涛说这番话时，网络上尚没有出现诸如“当小三比当老婆好”之类荒谬的观后感，但显然他已经预料到人们可能的反应。只是他没有想到这种社会论调的反响会如此地强烈，差点把电视剧拖入了它本义的对立面。

　　人们习惯了看到的是别人展示出来的繁华，繁华下的沉重往往不被外人所感所知。而《蜗居》展示的恰恰就是繁华下的这片沉重，很多人偶尔见一次沉重就会恐惧，事实上完整的世界里肯定既有繁华也有沉重，而每个人在完整的世界里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为什么《蜗居》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呢？或许是因为它敢于直面真实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