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十一个

　　本刊记者/吕娟

　　贵州11个被拐孩子中，目前只有一个找到了家。这些孩子的记忆就像白纸，被人为地抹去、涂改、再抹去。日子久了，伤痕便无法消退。

　　幸与不幸

　　在全国60个孩子中，3岁的华国抗是第一个找到家人的宝贝。

　　52岁的王帮银来贵阳福利院认领孩子的时候，央视记者程琴做了一个小小的安排，她领着王帮银来到福利院里的一个房间，指着那些玩耍的孩子，让王帮银看有没有自己的宝贝，王帮银逐个看了以后，摇了摇头。他们又来到另一个房间，王帮银盯着那些奔跑嬉戏的孩子。一会儿，他走到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面前，一把抱起他，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唤着儿子的小名：“小红，小红……”这个孩子就是华国抗。

　　华国抗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还不满周岁，“模样还没有长出来呢”，此前，程琴问王帮银再见到儿子能不能认出来，王帮银斩钉截铁地说“能”，程琴不太相信，但是，看着眼前相拥而泣的父子，程琴相信了什么是“割不断的血缘”。

　　在公安部公布的贵州11个未查清身源的被拐孩子中，王帮银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生子和继子，人人都艳羡着他的福气。

　　但是，了解了这个老实人的命运，你很难再认为他是幸运的。

　　王帮银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家里兄弟4个，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王帮银曾经结过一次婚，但妻子还没来得及留下一儿半女就病逝了，家境贫寒的他难以再娶，年纪越来越大，王家的香火眼看着难以延续。

　　2005年，家里又给48岁的王帮银说了一门亲事，还没有见到人，王帮银就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女方带着前夫留下的两个儿子嫁了过来，一家人靠着王帮银种地的微薄收入度日，王帮银渐渐发现，妻子的精神有些问题，但他并没有在意。

　　第二年，妻子给王帮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老来得子，而且一下就是三个，村里人人都说，王帮银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但是，陡增的人丁让家境本就贫寒的王家更加入不敷出，王帮银带着全家人到贵阳打工，王帮银靠在建筑工地用背篓搬货，每月挣几百元钱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

　　2007年10月的一天，王帮银在工地干活，妻子出门提水。15岁的继子背着不满1岁的华国抗，拉着6岁的弟弟在家门口玩耍。然后，他们不见了。目击者告诉王帮银，一个男人把3个孩子抱上摩托车就开跑了。

　　王家的命根子没了，王帮银几乎崩溃了。他不再干活，疯了一样四处寻找孩子，一个月后，大儿子被警察送回来了，两个小儿子却从此没了音讯。

　　今年3月，王帮银的老母亲过世前还惦记着被拐的小孙子，含恨而终。随后的某一天，王帮银的妻子带着大儿子离开了家，从此不知所踪。

　　辗转了两年，儿子和继子“做梦一样”回来了，王帮银原本已经绝望的人生终于出现了转机，但是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儿子对他的生疏和抗拒，妻子的离去，逐渐老迈的身体，更加贫困的生活，这都是他今后需要面对的。

　　王帮银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城市留给他太多伤痛的回忆，他相信，只有在那个偏远的农村，孩子才是最安全的。

　　罪恶的“洗脑”

　　华国抗被父亲领走时，旁边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眼睛大大的、极其漂亮”的小男孩哭得稀里哗啦，这是此番采访让程琴最揪心的一个孩子——华国球。

　　“华国”是孩子们在贵阳福利院统一的姓，华国球同华国抗是从一个人贩子链条上解救出来的，随后一同进入了贵阳儿童福利院。

　　华国球引起程琴的注意，不光在他的漂亮，更在于这个孩子的善良。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老师一发吃的，华国球都是先拿给其他小朋友，最后才轮到自己，“你可以看出他的养父母对他的教育很好”。

　　华国抗回家了，华国球却连续两次失去了爸爸妈妈(从买他的养父母家里被警方带走的时候，华国球和华国抗一样，对着泣不成声的养母哭叫着“妈妈”)，小小孩子的记忆就像一张白纸，被人为地抹去、涂划、再抹去，程琴担心，日子久了，伤痕会无法消退。

　　这样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公安部公布的贵州11个未明身源的孩子中，有4个是多年前被警方解救、一直未找到亲生父母，被送往贵阳福利院的孩子，这些孩子如今已经十多岁了。程琴去寻找他们的时候，被福利院告知，几年前，4个孩子被贵州当地一个知名的杂技团挑走了，程琴辗转找到杂技团，又得知4个孩子已被选送到深圳一家杂技团，等程琴联系到他们的时候，这些孩子正在国外进行演出。

　　孩子们在越洋电话里的声音礼貌，乖巧，但是，当程琴问他们“想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吗”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冷漠和怨懑：“不想，是他们当初狠心不要我的！”

　　根据警方统计，一个被人贩子拐走的孩子，少则被转手两次，多则可以达到五到七次。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驯服”孩子，人贩子会反复地给孩子进行“洗脑”，直到孩子像个木偶一样，听凭他们操纵自己的命运。

　　记者手记

　　2009年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办在“宝贝寻家”的网站上，公布了全国首批60个被拐卖但未查清身源的孩子的名单和照片，希望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提供有效线索，帮助这些孩子尽快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派出6路记者，奔赴广东、贵州、安徽等地进行实地采访，目前，已经有3路记者见证了3个宝贝通过DNA鉴定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归家庭的感人过程。

　　本刊分别采访了前往广东东莞、安徽、贵州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孙烨辉、刘尊富和程琴，请他们为读者讲述此次采访中，镜头无法记录下来的心路历程。

　　孙烨辉：爱心需要传递

　　打拐是这两年最牵动我神经的，我常说自己患上了“打拐之痛”。拐卖案件虽然不像凶杀抢劫等案件恶性、暴力，但是它对于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且不要说孩子的父母，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个孩子仅被拐卖倒手过一次，要比正常的孩子多经历多少次伤害？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被倒手隐匿的时候，警方解救他的时候(多在半夜，且收养家庭甚至是全村的人都可能与警方产生冲突)、被送到福利院的时候，直到父母把他带走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些孩子小，不明白，其实，他们往往比谁都明白，自己小小年纪的人生轨迹是畸形的。

　　我希望这些孩子那无辜、受伤的眼神能够引起我们全社会的反思，该怎么保护这些孩子？我想，不止是打击犯罪，帮孩子们找家，从根源上讲，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多是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了生活奔波的辛劳，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对孩子疏于看管的理由，对吧？

　　另外，我们媒体能否对这些找家的孩子给予更长期有效的帮助？比如，我建议可以印一种有传递功能的爱心卡，代替现在报纸一过性的宣传报道，让这样的卡片在人们当中无限次地传递下去，通过这种方式，总能传递到孩子的父母手中吧！

　　刘尊富：买儿不能防老

　　福建、山东、河北、广东等地是被拐卖孩子的主要“拐入地”。这些地方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十分严重，很多家庭固守着养儿防老、延续香火的封建观念，那些没有男孩的家庭，就往往不惜一切地“买儿防老”了。

　　但是，买儿真的能防老吗？刘从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3年，刘从富被养父母花了300元钱买来，养父母供他上学、当兵、找工作、结婚、盖房子，指望着这个买来的儿子将来能够给自己养老送终。但是，刘从富长大后，得知了自己被拐卖的身世，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寻找亲生父母的历程。期间，刘从富举报了把自己从人贩子手中抱来的养父母的亲戚，与养父母反目成仇。如今，刘从富的养父母独自住在村里的养老院，靠村里的补助和打些零工为生，刘从富并不认为自己不念养育之恩，“如果不是他们把我买来了，我不至于和亲生父母骨肉分离”，他说。

　　程琴：形形色色的拐卖市场

　　在贵州11个被拐孩子中，有3个特殊的女婴，她们今年都不满周岁，据警方调查，这3个女婴基本是在刚出生没几天就被倒手的，辗转被卖到河南。刚出生的孩子基本是离不开母亲视线的，怎么可能被拐卖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拐卖”是被孩子的父母默许的吧？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这些女婴，几乎没有可能找到她们的亲生父母了。只有切断卖女和买儿这两个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罪恶的拐卖。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上半月刊)

　　抓人贩，更要“让孩子回家”

　　文/沈佳音

　　过去的打拐重在打击犯罪，但现在的理念不一样了，破了案，抓了人还不够，要找回孩子才行。

　　暴利行当

　　在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量刑起点是五年，拐卖儿童三名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死刑。然而，此类犯罪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促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是背后丰厚的利润。

　　在暴利的驱使下，拐卖儿童犯罪日趋猖獗。一些犯罪团伙已经形成了从拐骗到运输，再到贩卖的产业链。

　　“一拐”以7000元至1.5万元的价格卖给“二拐”。“二拐”将孩子带到外省后，加价到3万元左右卖给“三拐”。接着，再通过各种中间人层层加码。每个中间人收取几百到1000元的佣金。到达收买人手里时，孩子的价格少则4万元左右，多则七八万元，且价格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人贩子的成本只是几百元的运输费。

　　长途运输是这个生意链中的难点之一。以前人贩子怕孩子在路途中哭闹，引人注意，就喂孩子吃安眠药，让其昏睡。但久而久之，公安机关对这种形式特别警惕。

　　如今，“二拐”买到孩子后，往往不急于出手。他们先把孩子放在家里养一段时间，对其进行“洗脑”。他们培养这些孩子对自己的依赖感。让孩子管自己叫“爸爸”、“妈妈”，抹去孩子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孩子往往都是六七岁以下，受到惊吓之后，记忆很模糊。人贩子养了几个星期之后，孩子就跟他们特别亲。

　　买方市场

　　有买方，才有市场，才有利润。云南、贵州、四川是主要的儿童“拐出地”，而福建、山东、河北、广东等是主要的儿童“拐入地”。

　　部分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十分严重，没有男孩的家庭被认为绝门绝户，受人耻笑。于是，他们就希望买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还有些人相信，买一个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引子，为家族带来多子多福。 还有些富裕地区的家庭，买个孩子来养也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这些都为人贩子拐卖儿童提供了巨大市场。

　　被拐儿童的“合法化”又成了“助推器”。孩子被买来之后，花点钱就能解决户籍问题。在农村，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各地有各地的办法。

　　有些地方买孩子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当地的老百姓不仅不支持警方打拐，甚至还抵触，更别说给警方提供线索。这就给打拐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按照我国刑法，收买被拐卖儿童是有罪的。但刑法又规定收买孩子的家庭只要没有虐待孩子，不阻碍解救，一般不予制裁。一些收养家庭对孩子确实倾注了感情，但是，如果不切断买方市场，这种犯罪就不可能断绝。

　　不久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杨东表示，已经将这个问题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正在积极地通过多种途径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寻子联盟

　　从民间到政府，都在与拐卖人口犯罪进行艰苦的斗争。与打击犯罪同样重要的是——让宝贝回家。

　　对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回孩子。

　　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形成一些“寻子联盟”。目前，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在云南、广东、贵州和河南这四个省份。它们互相合作，互通消息。

　　民间的“寻子联盟”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毕竟还是凤毛麟角。警方依然是打拐寻亲最可依赖的力量。

　　自从今年4月9日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以来，截至10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各类拐卖案件4420起，打掉犯罪团伙982个，解救被拐卖儿童2169人，利用DNA数据比对确认298名被拐卖人员身份。

　　而有些孩子解救回来之后却又找不到家人。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办在公安部网站《宝贝寻家》栏目，公布了首批60名已解救但未查清身份来源的被拐儿童的信息，迄今为止，只有3名宝贝找到家人。

　　今年4月，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父母和儿童分别有一个数据库，全国联网。只要在所在地抽血录入即可，两库数据会自动比对得出结果，这不仅节约了寻亲的成本，而且提高了寻亲的效率。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公安部官员杨东表示，过去的打拐行动重在“打击犯罪”，最终结果是看破了多少案子，抓了多少不法分子。“现在的理念不一样了，破了案、抓了人还不够，要‘找回孩子’才行。”

　　(摘自《京华时报》，有删节)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