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20人

　　一本杂志的成长印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杂志，如《时代》、《财富》、《新闻周刊》、《商业周刊》基本都诞生于1929年前后，即美国经济大萧条前后。那是一个大破大立的年代，人们的孤独感和对未知变化的恐惧成为了催生杂志发展的温床。 

　　1989年，中国的改革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当1989年4月《新世纪周刊》第一期在海南出版时，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先行者。作为一本新闻类周刊，《新世纪周刊》展现了与当时的“主流媒体”——一些官方新闻杂志完全不同的姿态：对读者更加亲切，更加友善，更加平等。这些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的理念，在当时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在之后的几年，中国杂志开始步入它的黄金年代，很多现在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在1995年前后创办的。

　　就像很多先行者那样，《新世纪周刊》并未成为行业中最杰出的一个。但很荣幸，我们成为了投石问路的那个人，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20年。我们选取了20位在这20年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有我们杂志的编者、记者，也有我们的作者、报道者和读者，让他们来共同见证一份杂志的成长印迹。

　　耕耘者

　　迟福林：海南，我的人生拐点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新世纪周刊》创办人

　　■本刊记者／陈焱

　　就在一个月前，迟福林入选了“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这位多年致力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学者先后提出的多个改革政策建议，或直接为中央决策所采纳，或被用作制订政策和法规的重要参考。在改革进程中，留下了迟福林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号的许多个足迹，而下海南成为这个学者的别样路径。

　　踏上海南热土

　　1988年4月26日的《海南日报》出了号外，庆祝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的挂牌成立。街头上舞狮敲锣，鞭炮齐鸣。“海南热”催生无数带着梦想的年轻人，坐火车一路南下至广东湛江，再换长途汽车至海安码头，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奇观。

　　1987年12月，迟福林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转调海南，担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一下飞机，呈现在他眼前的尽是破烂不堪的街道、混乱的交通秩序。“第一个晚上被安排在一个13人同住的大房间。拎一桶水，随便擦擦身子。很多人打牌聊天，整个晚上我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海口街头一夜之间变得拥挤不堪，大街小巷拥挤着大量戴着眼镜、身穿中山装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那时海口还没有红绿灯，道路交叉口的交通警察手里也没有指挥棒，而是石头或树枝，见有人违章就会扔过去。

　　“十万人才下海南”为特区的大规模开发填补了人才空缺。海南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当时曾收到来信和接待来访18万余人次，其中不乏各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解决了海南的燃眉之急，这其中也包括后来比较有名的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还有冯仑、潘石屹这样的地产大腕。

　　迟福林说，那时候大家思想简单、工作劲头十足，同事们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热得都光着膀子，汗水浸湿了草稿纸。当时，迟福林经常去省委书记办公室讨论、汇报问题，发现时任省委书记的许士杰竟然也光着膀子，穿个短裤看文件。迟福林感言，“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一个创业的年代、一个充满热情的年代。”

　　创办不吃财政饭的学术机构

　　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转调海南，迟福林在中国南隅牵头建立了网络型、国际化、独立性的学术研究机构，1991年11月1日，这个研究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海南诞生。“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从91年建院到92年实行企业化管理，93年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走出事业机构发展的新路子，我们一直没有吃财政饭，完全是靠各方面的支持和自身努力走上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诞生于海南，也得到了海南的支持。我们把海南问题的研究一直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八年前我们就提出了海南要成为“国际旅游岛”的构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这成为一个正式题目被提出来。”植根于海南，将自己的学术梦想与这片热土的经济发展相对接，迟福林感叹：“我从北京到海南已经21年了。我们在主要关注全国改革的同时也把很大的一份心血献给了海南。所以我们十分愿意为海南的发展尽心尽力，也十分希望海南能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大花园，为全国人民保留一个休息、渡假的基地。在体制和政策当中海南能不能有些重大的突破是我们的责任。”

　　成为中南海里的座上客

　　迟福林屡被邀请到中南海向中央高层献计献策。“近些年来，温总理大概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邀请相关方面，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专家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迟福林回忆称，“我是2004年第一次应邀参加温总理主持的这样的座谈会的。04年面临着SARS危机，中国也面临着新背景下的转型。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找出一个有效的体制、政策的出路，在这个方面，温总理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最近一次去中南海谏言，迟福林说那是今年2月6日被邀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建议，“《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开了五次座谈会，其中第一次是经济和社会领域专家的座谈会我去参加了。”让他感触较深的是，“在那样一个座谈会上，大家可以敞开来发表意见，既可以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就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来建言献策。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完全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而且总理还和大家不时地插话讨论问题。”

　　甘远志：

　　感动中国的记者

　　甘远志：

　　著名记者

　　曾任《新世纪周刊》执行主编

　　■本刊记者／张邦松

　　在2009年9月14日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九部委评选的“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人物”中，甘远志作为新闻记者的代表赫然在列。此时，离他去逝正好5年。在“100位感动中国人物”是这样评价甘志远的：几乎每一次的突发事件，甘远志都会冲到第一线采访，因为他非常珍惜记者这份职业。

　　1994年9月，甘远志从四川盆地嘉陵江边的南充市来到海南这个没有冬天的海岛，来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这里工作了7年。7年里，他与中国经济学界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建立了人脉关系，并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忘年交；7年里，他面对国内外各种学术观点不断碰撞，刻骨钻研，把深奥的理论问题进行新闻式的解读，共发表了100多篇有影响的文章和报道，如《中国人了解WTO》、《让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就业城乡大对流》、《中国首次关闭一家银行》等，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并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汇编。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理论之光为甘远志高屋建瓴把握中国改革开放重点、难点问题给予很大帮助，为他后来海南日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工作和生活中，甘远志实事求是、勤学好问、爱岗敬业、谦虚友善的品格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4年9月4日，甘远志在海南省大广坝采访的时候，突然昏倒，送往医院，生命垂危。甘远志倒下前的最后一篇手记，记录着这天上午他在东方市大广坝的采访情况。

　　作者

　　高放：“劳者有其股”

　　是改革的关键

　　高放：

　　著名学者

　　《新世纪周刊》撰稿人

　　■本刊记者／张玲玲

　　2009年5月，已经82岁的高放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23名学者之一，具有与两院院士相同的学术影响力。

　　在学术界，高放历来以“思想高度解放”著称。此种“高度解放”，与环境无关，与年龄无关，在194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时如此，1947年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民族青年同盟时如此，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到北京时如此，1950年起在人民大学执教时如此，现在仍是如此，历久经年，一贯如此。

　　早在1997年，高放在第七期《新世纪周刊》的“新世纪论坛”栏目发表文章：《社会主义改革应实现“劳者有其股”》，提出“产权改革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明晰产权的关键问题是劳动人民群众怎样真正拥有产权、掌握产权，所以，产权改革的思路要把劳动者加进去，才能真正完善”。观点大胆而新颖。

　　彼时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的“两权分离”阶段，正在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语)的现代企业制度路上摸索前行。当大家还在讨论如何将企业转化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时，高放的思路早已跳开，直指关键——产权归属。

　　他说：“不仅一般的国有企业，就是大型国有企业劳动者也应该拥有一定的股份，只要国家控股就可以了。国有企业的产权为什么不可以按照程序有偿地为企业内外的劳动者所拥有呢？国家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能实行劳者有其股呢？只有这样的股份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股份制。”

　　但此种预见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实现。虽然从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制改革中包含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按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内容，但真正达到“劳者有其股”，路还很长远。

　　吴敬琏：捍卫“市场”到底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

　　《新世纪周刊》作者

　　■本刊记者／张玲玲

　　1991年3月，吴敬琏在《新世纪周刊》发表题为《市场恐惧症会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陷入困境》的文章，提出“由于改革策略和策略上的一些缺陷，近几年经济出了比较大的毛病，使群众对改革的某些做法有所不满。而有些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具体阐明的改革目标产生了怀疑”，强调“计划市场轮流坐庄，政策来回翻饼，不但不可能使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工作有明显改善，而且会加重目前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的混乱思想和消极情绪……市场经济正像‘商品经济’一样，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它是可以同实现形式得到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兼容的。”

　　此文一发，他“吴市场”的绰号被叫得更响。这名号是他在1990年7月的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因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得来的。这在计划派占主流的当时，并不是什么好称呼。

　　但这就是吴敬琏。只要让我说，就得说实话，否则不说也罢。

　　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行至初级的瓶颈，民间甚至决策层都出现怀疑动摇之时，他仍然力挺“市场”，矢志不移。原因就是“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福利和幸福生活的要求是天然合理的，哪一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繁荣，生活提高，社会进步，他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中国，他认为此种选择只能是开放和市场。

　　多年后，他坚持的正确性得以验证，“吴市场”成为美誉。媒体称他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将他比作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中国改革的历史缩影。

　　吴敬琏依然目光如炬，他深知改革进入深水区，微妙复杂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自2000年后，他开始大力倡导法治市场经济。因为早年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家能力的提升而减弱，相反，设租寻租、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市场，特别是现代市场是无法自己运转的，它必须要有政治制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就是法治。”

　　“吴市场”变成了“吴法治”。

　　这样一位老人存在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就像财经作家苏小和所说：吴先生的经济学体系事实上引出了我们对一些重要的价值范式的思索，比如对法治的理解，对全球化的认识，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贫困问题，国家能力和个人价值自由选择，市场经济自由演进等。这在改革开放的路途上，是一些不可以绕开的课题。

　　叶永烈纵横比较20年

　　叶永烈：

　　科普、纪实文学作家

　　《新世纪周刊》作者

　　■本刊记者／杨东晓

　　叶永烈是《新世纪周刊》最早一批骨干作者，他还记得1988年海南建省不久，《新世纪周刊》就创刊了，当时创刊的还有四川和海南的另一份刊物，但不久都看不到了，所以，对于本刊能够坚持到今天，他认为殊为不易。

　　从“文革”后期至今一直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叶永烈，因为纪实文学贴近时代的特点，无形中成了社会发展、变革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这位时代的记录者认为，近20年，是中国逐步迈向大国地位的20年。中国虽然一直是个大国，但是在很多年里，并不具有大国的地位。大国地位取决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他说：“你从历任美国总统来华访问时的走路姿式就可以看出来，现在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奥巴马到中国来就显得很谦恭。”

　　他认为，中国下一步是要从大国走向强国，这是正在崛起的一个过程。

　　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叶永烈应中国档案馆之邀为《共和国的足迹》一书作序。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它将1949年以来历年的元旦献词结成一本具有鲜明历史和时代感的作品。作序的叶永烈认为，中国的这20年，经历了东欧剧变、经历了苏联一夜之间解体而欧洲的20多个国家却形成一个强大的欧盟——最近还选出了自己的“总统”，而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自己道路的。

　　叶永烈上个月刚从韩国采访归来，他在韩国没有看到中国品牌的广告，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真是一个让脸红的“发现”。在欧美他看到过中国海尔的品牌广告，但是很少；有一次在旧金山看到了联想品牌的广告，这种记忆因为稀少而清楚。叶永烈经常出国工作和访问，这使得他经常将中国的各种变化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加纵向的比较，他说日本领土只有中国的1/26，人口是中国的1/10，而中国在今年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日本——当然人均产值还无法和日本相比。

　　叶永烈在纵横的比较中，还提到了中国最显性的城市改建。他最近一次到美国的堂姐家作客，距前一次已有七八年了。走出当年那个熟悉的地铁口，周围街区没有什么变化，还和多年前一样，很快就走到了堂姐家。但在中国就完全是两回事了，上海市地图，3个月就要换一次，而他自己从小生长的故乡温州，每次回去都不识故乡路，中国的中等城市每年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叶永烈说我们是进行时态，要加“ing”。

　　仲大军：一“独立”就这么些年

　　仲大军：

　　经济学家

　　《新世纪周刊》作者

　　■本刊记者／张玲玲

　　在过去的这些年，仲大军属于社会评论家中“难得”的那一部分。难得的原因就两个字——独立。

　　《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出身的他，2000年创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以独立观察者的身份，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指出变化的动向和趋势，基于自己的分析，做出具指导性和前瞻性的判断。

　　他最早写出“告别短缺经济”；提前指出中国经济“迎接微利时代”的新特征；首先描述“中国产业利润大转移”；他最先呼吁加大教育投入、消除教育瓶颈，打破户籍樊笼，给中国公民以自由迁徙的权利；最早关注反垄断，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作深入研究……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仲大军曾多次为《新世纪周刊》撰稿，内容涉及“引进外资”、“‘股评家’泛滥”、“把企业办到海外去”、“中国经济卡在哪里”等许多恰逢大讨论的热点问题。他行文旁征博引，立足充分的历史资料与数据调研，加上理论政策分析，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不容有任何偏见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无论是利用外资的质量还是数量都应该继续提高”；“高储蓄的东亚发展中国家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可避免地进行海外开头和投资。中国绝不会例外”；“城市居民的住房制度改革滞后，是当前中国被‘卡’住的主要症结”……

　　这些问题，仿佛一盏盏探灯，远远的光束一直延伸至今，成绩与问题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