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者

　　冯仑：

　　野蛮生长的企业家

　　冯仑：

　　著名企业家

　　曾任《新世纪周刊》主编一职

　　■本刊记者／张邦松

　　现在的冯仑，基本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模版：掌握着一个经营良好的企业集团，有强烈的表达欲和与此相匹配的表达能力，能在谈笑风生之间为自己所在的阶层鼓与呼，在“业余时间”和王石、郭广昌等同样级别的企业家玩玩高尔夫，偶尔出本书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经验。

　　在2009年初接受《新世纪周刊》专访的时候，中国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很多地产企业在过去的一年里步履维艰，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但冯仑旗下的上市公司万通地产却交出了一份漂亮的财报：2008年每股收益1.04元，同比增长184.28%，按净资产收益率排全国房地产行业第一。

　　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冯仑的反周期安排。早在2004年，地产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冯仑已经提出了“反周期生存”的理论，通俗来说，即在繁荣的时候按照萧条的时候做准备，在萧条的时候按照繁荣的时候扩张。

　　被称为“商界哲人”的冯仑是一个很爱说“大”话的人。很多时候，他发表观点的范围已完全超出了一位地产商的语境。从地产到全局，从历史到时事，从工作到风月，从男人到女人——冯仑都能说出一番大道理来。

　　但冯仑绝不纸上谈兵。他滔滔不绝的表达能力，除了他早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积累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多年商场拼杀的智慧。如果仔细分析，冯仑的很多观点都能从他的经历中找到出处。 “我讲的很多话你感觉上不对，但仔细想是对的。”冯仑自己说。

　　柏杨家园这20年

　　柏杨：

　　著名历史学家

　　《新世纪周刊》封面人物

　　■本刊记者／杨东晓

　　柏杨1988年10月在离开大陆39年后第一次返乡，这次返乡的名义是“探亲”，他除了走访有亲人的辉县和西安外，还在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参观和访问过。

　　他在北京机场到港时，被记者团团围住，第二天、第三天甚至第四天，报纸上也未见一字报道。报道被安排在10月25日他离开大陆时再统一发稿。

　　第一次返乡的柏杨不断地感受到“差异”，他想用在大陆的版税建立一个名为“两岸”或“中原”的文学奖，但是没有单位接受；他一直处在被“隔离”的状态中，包括不能和妻子的兄嫂同乘一辆汽车；在郑州他受到当地有关单位的热情接待，他问人家“难道你们没有接到指示！”对方若无其事地告诉他：“我们是接待乡亲，不是接待作家！”陪他同往辉县的《光明日报》记者是深入“打拐”一线的武勤英，柏杨对于拐卖妇女现象说出“深入研究，却发现被害人和害人的人，都有一把使我们落泪的背景”这样沉痛的话来。

　　尽管1988年的大陆与归来的柏杨之间还有隔阂，但他于1989年出版的《家园》一书，还是在封面上爱恨交加地写道：“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在私下交往并观看了沙叶新的《耶酥·孔子·披头列农》后，他很想安慰剧作家一句：“台湾也是一样！”或“我们总算都熬过来了！”但又发现这毫无意义，于是“心情比微跛的脚步，还要沉重。”但是这句话，他在北京时还是说出来了。当时有位作家对他抱怨一些不满的情绪，他说“你到台湾看看去，这些问题也存在，甚至还更多。”

　　这就是柏杨眼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忽然之间，大陆对外开放，欢迎台湾同胞前去大陆；台湾及时反应，准许台湾同胞前往探亲。四十年之久漫长的严冬，霎时成为过去，春风吹拂，冰河解冻，真是一个奇妙景象。我们不知道春风来自何处，应该是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内心吧，实际上那是全国人民的内心，全国人民已厌倦了斗争、诈欺、专制、教条……时间办到炸弹都办不到的事。”

　　柏杨共回过三次大陆，最后一次是1998年，因为有了“经验”，再一次被记者包围在首都机场时，他说：“问这么多，你登得出来吗？”但这一次，新闻界对他却是跟踪式的报道。同时，祖国大陆的变化，也让他感受到万马奔腾的气象。

　　这一次他说发展和开车一样，开快了容易翻车更不好，要稳步向前行。

　　2007年，《新世纪周刊》通过柏杨夫人的转述，采访到已经封笔的柏杨，当时已经六进医院的老人在谈到即将举行的奥运会时感叹：要争气啊！借这个机会改善国家物质建设现况，提升精神文明素养，2008年的奥运会都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机会。中国人很聪明的，但千万不要三分钟热度，一旦目的达成了，事过境迁，只把它当一张包装纸，用完就扔掉。

　　四川人的重生

　　四川人：

　　一个遭遇罕见天灾并与之顽强抗争的群体

　　《新世纪周刊》年度人物

　　■吴伟

　　我是一个四川人，也是个记者，从第二日开始见证“5·12”。

　　地震发生时，我在北京，看着所有的四川网友同时下线。那一刻，我不是记者，我焦灼地给家人打电话，直到下午3点多才确认他们安全。

　　初步的震级消息，7.8级，震中汶川。我是一个记者，是个四川人。成都双流机场当天关闭，我不得不改订次日清早的机票。没有时间准备帐篷、口罩，也没有卫星电话，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在裸奔。

　　从5月13日开始，和我一样的数万同乡们，和上千同行们，在北川、在汶川、在青川，我们曾不计较后果与成本地报道、参与伤员救助、食品发放。我也曾和救援人员一道立于残垣断壁上，眼神中希望与绝望交替。

　　很多时候，通过我的报道，告诉人们哪里缺少食品药材、哪里还有危险，它由血液中的基因驱使，而非外加的文明概念，请原谅我忘记了什么叫职业道德。

　　去年，我曾从北京三赴四川，总共待了两个半月，其间去过哭声震天的聚源镇中学、妻离子散的北川、洪水威胁下的绵阳、绝望自杀的官员，也关注过灾后救援、震后重建、灾民过冬等。

　　终归，我们熬过来了，宛如重生。

　　今年，我曾采访过的北川中学学生即将面临高考。10月份，一个女生告诉我，等她毕业了，想当一名老师。我对她直接跳过大学阶段谈工作抱负而感到诧异。她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在震后更加坚定。

　　那一天，她的几个老师身子被压在了废墟下，灵魂升入了天堂。她见证，在那个谁先走就有可能活命的瞬间，老师们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们。她说，老师这个职业，意味着给别人希望。

　　我忌讳用“报恩”这词，老得像千年的蛇精。而她的眼神，却如嫩芽上的露珠。在我们身后，这个世界依然存在。但是，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当我们纯澈的眼神射入彼此瞳孔后，世界就留下了你我的痕迹。

　　在“5·12”后，作为见证者、参与者，如果非要将人性之美浓缩为一个镜头，我忘不了一个个将自己口粮赠送给饥渴难耐灾民们的背影。希望被他们代表。

　　如今的四川，我们的乡亲们已从死亡中走出，正进行如何活着的命题。

　　活着，并且带着希望，这才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