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村庄·城市：大兴灭门案观察

　　11月28日，刚刚逃到三亚10个小时的李磊被警方抓获，两个小时后，他承认自己制造了杀害父母、妻子、儿子和妹妹的“大兴灭门惨案”。

　　记者 魏一平  陈超 

　　实习记者 王烁

　　根据三亚公安局宣教科张运煦提供的突审内容，大致可以勾勒出李磊这段时间的行踪。其实，早在11月17日，李磊就买了去深圳的火车票。23日下午，李磊到火车站换了24日的车票，然后开车返回大兴。晚饭时，平日不喝酒的他跟朋友喝了一些啤酒，22点多出发回家。张运煦告诉本刊记者：“回家前，他还特意打电话让妻子回家照顾孩子，确认妻子也在家里。”大约22点半，李磊回到清城小区的家中，除了妹妹李灿还在上网，家人都已经入睡。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把长30厘米、宽2厘米的木柄单刃刀，走进妹妹的房间……妹妹、妻子、父母，4个人很快毙命，在客厅沙发上呆坐了一小时之后，李磊又走向了正在熟睡中的两个儿子……

　　可观的拆迁补偿款以及解体的村庄，让那些靠务农或小生意维持家用的传统农户变得无所适从，巨额财产分配的不确定性，让这些农户的发展方向和命运都像分子运动一样变得无序和不可捉摸。家庭积怨与村庄剧变的一次偶然碰撞，在这些要素中，令人震惊的“大兴灭门惨案”似乎才能被人理解。

　　一个农村家庭的代际隔阂

　　李磊在海南落网后，一名警察问起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家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跟朋友喝酒聊天就过去了嘛”。李磊半天没吭声，喃喃地说，“我真傻”。随即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

　　李磊的老家在北京大兴天宫院村，距离北京市区超过30公里。2000年京开高速通车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2000多名村民主要依靠天堂河两岸的土地为生。村里分成4个生产队，李磊的父亲李汉朝就是三队的村民。

　　追溯李磊的童年，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矛盾的起源。村民们对李磊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只知道这个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孩子离开学校后就到西红门一带打工。李汉朝的朋友牛道远(化名)只记得李磊有一次小偷小摸的经历：“小时候有一回看见人家卖菜的钱匣子，抓起来就跑。”这次“盗窃”的结果自然是父亲李汉朝的一顿打，甚至最气恼时，李汉朝也有将儿子吊在门上、树上打的经历。“那孩子属于蔫大胆的，蔫儿坏。听说他刚去西红门的时候，打车到了地方，下车就跑，不给钱。”牛道远每次去李家，李磊只是机械地叫一声“大爷”，便不再吭声。牛道远的儿子跟李磊年纪差不多，两个同龄人的关系也非常冷淡，他最近一次见到李磊已经是5年前了，他说：“每次见面就只是打个招呼，说两句话。我就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但李磊说话声音太小了。”

　　李汉朝与李磊父子两代的差异似乎很常见。“老实、淳朴、实在”，自称与李汉朝“亲如拜把兄弟”的牛道远向本刊记者如此评价他。俩人从小一块儿长大，可谓知根知底。“以前在生产队，我当青年连长，老让他当我的副手。那时候他就积极肯干，力气又大，什么都抢先。全村的大人，没一个不说他实在的，和异性开玩笑都很少见。”今年52岁的李汉朝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老实本分、精打细算”，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天宫院村民给出的印象完全一致。从四川远嫁过来的妻子个子不高，过起日子来是把好手，“两个人一直穿得很朴素，是那种有钱也绝不会摆阔的人”。吃饭、劳作，依赖土地生存的乡间生活实在没有多少波澜。李汉朝的“能干”，除了跟村里大多数人一样种植西瓜、水稻、果树之外，唯一出格的尝试是，上世纪末和亲戚一起在村南边造纸厂的仓库里开了一家工厂，生产盖房子时用的保温层材料。可他似乎并没有多少商人天分，经常要不回来账。加之建材厂的技术跟不上建筑材料更新的速度，李汉朝的厂子没开几年就倒闭了，他只好接着回家务农。

　　“蔫儿坏”的李磊也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初中没有毕业他就离开了学校，也没有回家务农，而是选择了去西红门打工。西红门是大兴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一个镇，这里更有京郊的感觉。外来人口聚集，小餐馆、商铺、发廊林立，是大兴小青年“混社会”的理想场所。很少有人知道李磊在这边做什么，只是模糊地了解到他贩过服装、倒卖过煤渣。自打离开家去西红门之后，李磊也没有给过家里钱，在年长村民的评价中似乎有些“不务正业”。

　　一个“什么业余爱好都没有，麻将不会打，牌不会玩儿”的农民父亲，面对不求上进的儿子，可以想象，除了小时候的体罚，并不会有多少情感的交流。李汉朝唯一的爱好是“抽两口烟、喝两口酒”，每次喝酒之后，只要李磊在身边，总不免唠叨几句。这或许也是李磊离家之后很少回来的原因，即便偶尔回家“碰到他爸喝了酒，就躲出去，大概是不想听他唠叨”。在外人看来还算“和睦”的这个家，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却只有当事人自己体味。

　　另类的婚姻平衡

　　在西红门混迹5年后，正在做倒卖煤渣生意的李磊结识了妻子王美玲。当时，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王美玲还是理发店的学徒，年纪比李磊还大几岁。面对本是外地打工妹的妻子，作为北京人的李磊本应会有一定的优越感，可是婚后两人的发展路径却将这种优越感一点点消磨殆尽。

　　李磊的妻子王美玲来自河南驻马店一户普通农家，在姊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突然降临的凶案仍让这家人生活在恍惚与悲痛中，父亲不善言辞，只能从母亲的哭诉中寻求回忆。因为家里穷，王美玲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曾在家里帮着种桃子，给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挣钱贴补家用。18岁那年，王美玲辞掉了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工作，到北京投奔同学，在大兴的一家冷库厂打工。后来因在工作中伤了一根手指，公司赔了3000元。用这笔钱，王美玲在西红门一家理发店里当起了学徒，每月交100元。这期间，她结识了当时正在西红门倒卖煤渣的李磊。恋爱后，李磊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王美玲上下班。

　　两年后，王美玲出师，带着自己的几个河南老乡自己在西红门开了一家小理发店。2002年春节前后，王美玲带着李磊回到河南老家，算是让老人认认女婿。“他不怎么爱说话，炒得一手好菜，看着挺老实。”家人对李磊的印象还算不错，不爱说话正是两位老人看重的优点，考虑到又是北京当地人，“憨着点儿，怪可靠的”，对这门亲事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两人结婚，李家人也没有给王家彩礼，但王家并不计较这些。

　　“说话办事利落爽快，肯吃苦，又能干。”说起“华益达美容美发”老板娘王美玲，在同一条街上开理发店的人基本都有印象，甚至同行之间评论起来都不免有几分羡慕。京开高速西红门桥西侧的一条小街，已经因拆迁面目全非，仅剩的三四家理发店生意萧条。当年这里可是南城赫赫有名的发廊一条街，甚至因为小姐众多而被称作“鸡场街”。不过多位理发师向本刊回忆，王美玲开的理发店做的是“正经生意”。理发店生意靠的是回头客，王美玲能说会道，生意越做越大，从最初的一间半小平房很快扩张到四五间，“华益达”成为整条街的领头羊，鼎盛时拥有十几个发型师和干洗按摩师，还在四处不断挖人。

　　初中毕业的农村女孩来大都市站稳脚跟实属不易，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做到理发店的老板，理发店拆迁后又一步步成为安利的高级销售人员。在北京的十几年间，王美玲一直是王家人的骄傲。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磊在商场中的几次试水远不如妻子成功。家人回忆，王美玲开华益达之后，李磊也想开一家理发店。当时王美玲劝李磊找份正式的工作，李磊不听，执意要开理发店，王美玲只好在同一条街上给丈夫也开了一家。可是不久这条路面临拆迁，夫妇俩只能把店盘了出去。

　　李磊在西红门一带的混迹，即便与他认识多年的朋友也说不清。“他不像一般的北京人那样爱说话、爱交朋友，所以偶然见面或吃饭，也没话可说，他的朋友估计仅限于生意上的伙伴。”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朋友告诉本刊。无论对家人还是朋友，李磊几乎从不谈及自己的事，外人眼里他只是个“做生意的老板”。结婚六七年，即使春节，李磊也没有带着妻儿回过河南，王家人眼里，“他也是忙生意”。2007年，王家从河南搬到北京，其间的交往多了不少，可就连读过大学的小舅子王强都不知道大姐夫在外面干什么。

　　而且，李磊的生意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3年前，王美玲开始做安利销售时，李磊决定和朋友合伙做变压器的生意，需要出资十几万元。虽然李磊在被捕后曾向民警炫耀，“从来都是我借给别人钱，我不用跟别人借钱”，可据王美玲的家人回忆，一直到2007年之前，小两口的日子并不富裕。当年，李磊为了凑足合伙的十几万元，跟妻子要了七八万元，又回家找父亲要钱，可李汉朝却不同意给儿子这笔钱投资，最后李磊东挪西借才凑足了本金。不幸的是，最后生意失败了，李磊反倒背上了债务。王家人说起这些自然有些抱怨：“他是北京人，却还要我女儿卖安利帮他还钱。”

　　唯一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小两口的关系看起来还不错。俩人一直租住在西红门，虽然李磊没有固定工作，但王美玲对他特别好，甚至每天都要叮嘱他喝牛奶。接触多了，老人也觉察出女婿的一些坏习惯，比如“爱睡懒觉，不爱干活”，但对于在外面忙于闯世界的女婿来说，这都是可以原谅的小毛病罢了。更何况，随着天宫院的拆迁，李磊一家所得的数百万元拆迁款，在王家人看来绝对是天文数字。今年8月8日，李磊与人合伙在西红门宏业路上开了一家餐厅，还买了一辆朗逸轿车，“看上去要什么有什么了，日子应该过得好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