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治东自述——

　　我在看守所的21天

　　·被捕·

　　2006年3月2日，长久的噩梦终于成真——我为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

　　上午10点左右我的手机铃响了。我一看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专案组经办警官的电话。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老阚，昨天怎么不接我电话？我到上海了，一起吃午饭？”

　　那位年轻警官约我在上海宾馆吃饭。尽管妻子不停地安慰我，但是这一次她执意要开车送我。在路上我谈了自己的预感，好让她有所准备。我告诉她万一我被抓起来，无论安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欲加之罪！我要她相信我，相信我在南方证券没有干过任何违规违法的事。我叮嘱她注意保存好我在南方工作的资料和文件。这些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资料，一些存放在我的电脑里，还有些原件则存放在深圳的宿舍里。最后我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要多听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上海宾馆离我住宅不远，几句话叮嘱完毕就到了。妻子让我上楼，而她在楼下等我。

　　一进预定的房间，我的预感就得到证实。满屋躺着、坐着的都是人。而那位年轻警官见我进去，勉强笑了笑，然后向我介绍了他的领队：“这是我们的老大！”这位领队是深圳市经侦局的一位队长，部下私下称他“老大”。

　　那位队长把我领到隔壁房间，然后装模作样地说：“老阚，马上陪我们去上海经侦总队，那儿有个案子希望能协助一下。”

　　不一会儿，他们说可以出发了。出了宾馆就拦了两辆出租车，每车四人。而我被安排在其中一辆的中间座位上。我在宾馆大厅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估计是她没料到我会这么快下楼。路上，我悄悄地给朋友发了个短信：“现去上海经侦总队。”来上海宾馆的路上，我曾给这位朋友打过电话，谈过了我的不祥预感。

　　那位队长向我出示了深圳市检察院和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逮捕状，告知我因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捕了。

　　然后我被拍照：正面、侧面，标准的罪犯照。然后是打手模：食指、拇指、无名指，标准的罪犯存档档案。

　　说实话，我曾想象可能被限制自由的情形，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是被“双规”，而是被直接逮捕。我没有想到我会一下子就沦为嫌疑犯。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扪心自问之后依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我想这大概又是杀鸡儆猴，借我的“人头”警示他人。而当儆猴用的鸡，我已经有了经验。早在1997年，国务院调查组认为我等对当年证券市场发行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我也因此受到了行政处分。有人曾给我捎过领导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想清楚这些，我反而冷静下来。我没有大喊大闹，因为我明白有些事情仅仅是程序，而无关正义与个人的清白。我在上海经侦总队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在那里我安安静静地完成了一个“罪犯”所需要的存档记录。

　　·跨入铁门 ·

　　随后我就被押往上海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前台，我被要求交出包括皮带在内的所有个人物品。

　　我跨入了铁门。

　　随着铁门沉重的关闭声，我与自由隔绝。

　　令我意外并且感到一些安慰的是，在这里，我居然得到了对我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工作成就的肯定。进看守所时我听见上海经侦总队的人对看守说：“关照点，人家过去是申银万国证券的老总。”

　　我平生第一次失去自由，也是第一次见识这被称为牢房的地方。整个监舍约20平方米，两头是走廊。监舍一边是押送犯人进出的走廊，另一头是看守巡视的走道。铁门加铁栅，贯穿南北风，监舍里充斥着逼人的寒气。

　　监舍已经有十七八个人，全都面对铁栅栏盘腿坐着。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坐下。看守一走里面就有人问我：“犯什么事进来的？”我回答是为操作股票价格案进来的。这时有人问“你姓阚？你是阚治东？”我回答是。问我的人忙令边上的人让一让，挤到我边上坐下。

　　正说着话，有看守传我去提审。提审室在进看守所的铁门外面，在走道训斥过我的那个看守在门口守着，他提了副手铐把我双手铐上。这也是我此后21天监禁生活中唯一一次被上铐的经历。

　　提审我的还是深圳经侦局的那些警察：“老阚，还是那些老问题，你的回答没变化吧？不问了，你抽支烟，我们把过去的材料抄一遍。”他们问我有什么话要转告家属，听我说了一遍后他们递上一页纸：“还是你自己写吧。”见我手被铐着写东西不方便，就让我坐下写。

　　后来一帮警察纷纷问我股票行情走势和如何操作的问题。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当年四处讲课的日子，我忘记了自己的嫌犯身份，解答警察们的提问。这次“讲课”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课”似乎效果不错，大家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最后，队长主动提出送我回监舍。他说：“只要我送你，他们就会明白的。”

　　·押往深圳 ·

　　早饭后不久，我得到通知，让我收拾东西准备被押往深圳。

　　深圳看守所的前台比上海看守所的明亮很多，看起来像一个招待所。一位看守自豪地介绍说，这个看守所是全国最好的看守所——“除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最好的了。”

　　我去402监仓，铁门外有个小牌写着“过渡仓”。我进去的时候，监仓里的人都已躺下。看守对匆忙中爬起来的仓里管事的关照了一句“不要让他睡在地上”，说完咣当锁上铁门，走了。仓里管事的叫阿杰，他年龄不大，但很有威严。他指着板床上一个满头卷发的黑人命令道：“小黑，你下去睡！”那黑人顺从地卷起被褥往地上一铺又躺下了。我在小黑让出的铺位上放下被卷，躺了下来。

　　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发生了点意外。那天早上，我也学阿杰他们跑步锻炼身体，所谓跑步，其实也就是在天井与室内打转。天井与室内之间有个台阶，跑到那里需往上或往下蹦跳一下。我光着脚蹦上蹦下，突然感觉右腿腿肚那里一阵刺骨的疼痛。我以为是骨折，但自己活动了几下后感觉仅仅是肌肉撕裂。不一会儿腿肚那里就红肿起来，同室人劝我去医务室看一下。我拒绝了，我想反正在这囚禁之地，有腿没腿有何关系。此后的日子里，我基本是踮着脚走路。

　　同监仓的人对我比较关心，不断询问我的案情。他们说起南方证券比我还熟悉，因为南方证券有20多个干部员工在这里关过。

　　有些人见我情绪不高，就“安慰”我说“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大家都劝我多锻炼，劝我不要总想着出去——风刮进深圳看守所里的树叶都得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才会被扫出去，出去有那么容易吗？

　　进深圳看守所第二天是周六，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我估计妻子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到达深圳，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焦急地打听我的下落。

　　看守所的报纸是 《深圳特区报》。一般是阿杰先看，然后大家轮流看。

　　一天，阿杰对我说：“老阚，你上报了！”说完就把报纸扔给我。我看到报纸上大大的标题——《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刘波、郭元被深圳警方刑拘》。

　　我知道我被拘留的事情来得突然，无论家人、同事还是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我家人来说，打击更是沉重，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的骄傲。我异常担心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妻子——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同事，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 “双规”时，其在申银万国证券香港公司工作的妻子经受不了打击在美国坠楼自杀。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我只能在内心祈祷，希望这种灾难千万别降临我的家庭。

　　·得到关照·

　　看守送来了我的存款单，存款单分几张，共数千元。上面写有很多存款人的名字，除了我的妻子张松妹，还有一批我熟悉的人。我想妻子是在暗示我，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我！存款单上注有名字的有陈玮、白颐、刘龙九、谢坚辉、王文星、匡晓明、何诚颖、陈勇、沈涵、欧瑞达等一批上海和深圳的朋友。陈玮是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总裁，是我当年创办深创投时的合作伙伴。

　　当天10点左右，看守又来传我出去。这次是让我与家里请的律师见面。妻子给我请的律师我都认识。一位是南洁，这位女律师我在深圳认识多年。另一位男律师名叫赛杰拉夫，是内蒙古人，我们是在酒桌上认识的，他与我的哈尔滨朋友方存忠是黑龙江大学的同学。他们要向我出示妻子的委托书，我摆摆手示意不必。接着他们对警官说我妻子有一封信，问能否给我看。警官看后表示我可以看。妻子在一页纸的信中让我务必冷静，告诉我家中一切都好而尉总对公司的事已做了安排。

　　律师问我是否知道涉嫌什么案件，我回答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律师告诉我，南方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定为单位犯罪，而我是作为南方证券原领导进来的。律师明显在提示我，应该讲的问题只能局限于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他提醒我也清楚，自己也没有其他问题可谈——这么多年我经手钱财无数，但是没有亏心赚过一分钱，否则我也不会是今天这个经济状况。

　　谈起案情，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参与任何南方证券操作哈飞股票价格的犯罪活动，而我过去的工作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希望他们能认真查阅这些资料。这时律师告诉我，我的一批朋友都非常关心我，而我儿子也有一份邮件给我。征得旁边警官同意后，我看了那份邮件。妻子并没有把我的事告诉儿子，但远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他还是从网上知道了我的事。在邮件中他没有说这事，反而给我讲他与同学到大海里游泳搏击风浪的事。我感到儿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星期二上午，一位看守传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这时已经知道他是里面的队长，权力仅次于所长。那位队长了解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告诉我南方证券好多人在里面蹲过。他又问我是否认识李振伟。我当然认识李振伟，他是南方证券的副总裁啊。那位队长告诉我李振伟现在北京，他来过电话说他的老板进来了，希望能照顾一下。“当然，他说的老板主要指你。”那位队长特意强调了一下。最后他告诉我，所里决定给我换到条件比较好的505去，让我去做些准备。

　　李振伟是南方证券负责投行和国际业务的副总裁。南方证券被接管后他也被收监了，关了一年多。最后他以扰乱金融秩序罪判了一年多，也就是关多久判多久。这种刑期的判决方法很奇怪，但很流行，据说是防止有些关押的人由于关押时间长于服刑时间闹补偿。南方证券两个案子的涉案人员基本都是用这种判决方法。

　　我当时特别感谢李振伟的电话。人们都说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当你倒霉时不落井下石就算好人了。而李振伟能在这种时候打来电话给我帮助，令我十分感动。

　　搬到505的第一天很忙，大家都在打扫卫生。看守打开铁门让大家过去看一下作为样板的502。我拥在502门口，还没看清楚布置，就见到从502里面伸出一只手招呼我。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徐卫国也是早年证券业的创始人，不知为什么被关进来半年多。我和徐卫国很早就认识，过去经常在一起开会，彼此在业内的知名度都不低，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见面。置身这样的场景，我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等人也关到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开创者大会了。

　　证券业，这个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行业到底怎么了？这个行业的领导人的结果都差不多，我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重获自由·

　　周五上午看守传我出去。经侦警官在外面等我，告知律师要见我，并说完事后他也要找我。新来的两位律师我都不认识，经他们自我介绍才知道，我妻子给我换了律师。他俩一个是上海的陶武平律师，一个是深圳的张律师。陶律师是上海的名律师，他的大名我早就耳闻过，德隆案中唐万新的代理律师也是他。

　　事后才知详情，我突遭逮捕后，经尉文渊、姜国芳和刘龙九商定，请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和深圳律师协会会长李淳牵头，为我的案件组成律师团，推荐陶、张两位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陶、张两位律师转达了外面很多人的关心，并向我介绍了些具体情况，同时也简单地问了些问题。见陪同警官到外面抽烟，张律师给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以为是告诉我外面一切都好的意思，也没特别在意。但临分别时，张律师再次做了同样的手势并悄悄地说：“也就是一两天。”莫非这一两天我就可以出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兴奋不已。

　　回监仓不久，经侦警官他们又传我出去。他告诉我这次是例行公事，就是再做个笔录。他说：“老阚你吸支烟，我们把笔录再做一遍。”等把笔录做完，我签名画押后警官告诉我：“老阚，各方面领导对你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局领导也很关心。据你自己和你家人反映，你患有严重疾病，决定给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天就可以出去。”

　　想到很快能出去，我心情也特别放松。我把要洗的衣服洗了，又冲了凉。然后我想今晚给大家再加点菜。等到送餐的人来了，我花了二三百元钱把可以点的菜都点了一遍。大家问我为什么加菜，我说今天见了律师心情不错。我简单说了个理由，大家也就高兴地用起餐来。

　　突然喇叭招呼我，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大喊说：“老阚，收拾东西，走了！”而旁边仓里也在为我出去的事欢呼。

　　走出看守所，我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见到自由走动的人群、流动的车辆，深深感觉到，自由真是太好了。

　　我原想在深圳停留一天，向深圳一批朋友道个谢，但妻子决定当晚离开深圳。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在机场公安那里帮我搞了张临时登机身份证明。在机场，想到这21天我被逮捕入狱的日子，我和妻子惊魂未定。看见警车驶过就怀疑他们是否放了我之后又后悔了，担心是来把我重新抓回去。妻子满脸凝重，直到飞机起飞眉头才舒展开来。此时，我才理解她为什么执意要当天离开深圳。

　　对我的被捕，外面媒体报道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感到惋惜的、同情的、小骂大帮忙的，拍手称快的报道也有，但不多。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讨回清白·

　　回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补办患有严重疾病的证明，以补全取保候审手续。我被取保候审的原因是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当时警方半夜通知我妻子，让第二天带上我的病史证明到深圳领人。事情来得突然，妻子不知要什么病历证明，但她反应机敏，知道事情有了转机，就四处去找我的疾病证明。但我这个人很少有病，只是很久以前有医院认为我心脏很有问题。

　　我曾搞过一次病历证明，不过那是知青大返城时候的事了。当时上海规定，有病的知青可以返城。起初我们这些知青干部没有动作，后来看到同伴们通过这个途径走得差不多了，才去搞了张病历证明回到了上海。

　　如今，历史重演。而且在这期间，我被要求每月去深圳一次，向专案组报到并要递交每月情况报告。

　　处理完病历证明后，朋友们建议我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自己的情况。于是，我在家里翻阅了过去的工作记录，给深圳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了一份情况汇报。

　　这封信通过领导的秘书送了进去。可是等了一段时间，我没有得到回音。

　　6月底，深圳市某区检察院公诉科通知我和妻子去一次。一个科长和他的助手接待了我们，告知我的案卷已从公安方面转到他们那里。这次找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补充办理取保候审材料，另一方面是为了核实情况。

　　我注意到检察院方面不友善的态度。有朋友告诉我主要是我工作没做好，并称其他当事人都在深圳而他们做的工作都比我多。至于要怎么做工作，朋友用二指捏了捏。这种用钱开路的方式被我断然否定，我对朋友说“不要最后此罪不成立，但行贿罪成立”。更主要的是，我坚信我的清白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证明。

　　为了申诉，为了澄清那些不是所谓的事实，我耗尽了全部精力。案件最终还是移送到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在罗湖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列举了三组数据，指控我在南方证券担任总裁期间，某月某日哈飞股票持仓量达到最大，某日市值达到最高，某日单日成交量最大。

　　面对这组陌生的数据，我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原秘书小匡。我问他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每日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是谁编制的。小匡告诉我，是孙田志下面姓廖的员工编制后发给他的。我随后找到小廖，而小廖告诉我们，这些统计资料还存在他的电脑里。拿到小廖发来的统计资料后，我将小廖的数据与检察院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三组数据逐日核对，没有一组能够相符。我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每天都看这种统计报表，这么大的变化理应知道。陶武平律师随即也找到小匡和小廖作了笔录，二人都愿意在法庭上为我作证。

　　在法院进行书证交换时，我们提供了一箱书证。

　　不断有人劝我顺着检方的意思退一步，告诉我判决结果最多是“免于刑事处分”，没必要坚持无罪辩护。包括一些朋友也这样劝我，认为既然上了法庭，无罪判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我不顾劝阻，坚持无罪辩护！因为这已经不是为了我的自由，而是为了我的人格尊严，为了正义和公理。

　　2007年2月2日14点，“南方证券总裁刘波、阚治东涉嫌操纵股价案”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法庭气氛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公诉方只来了一位科长。陶律师在法庭上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大家注意到公诉人的态度。我方律师辩护和证人作证时，公诉人并没有反辩，而法官问其意见时都是摇头示意没有。历时4个小时的庭审没有出现激辩场面。

　　18时30分，审判长宣布此案审理到此结束，将择日宣判。

　　2007年4月，区法院主审法官对我说，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此案。法官问我同意与否。我问法官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撤诉，法官回答：“判不了，就让他们撤呗。”接着法官让我在同意检察院撤案的文件上签字。

　　2007年4月30日，我到了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不起诉决定书让我签字。签完字，我问：“还有什么手续？”

　　工作人员回答：“没有了。”

　　陶律师在一边欣喜地说：“阚总，一切都结束了！”        

　　(本文摘编自阚治东自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