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有多深？

　　在陈、龙落马后，一张纠结隐秘、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渐渐浮出水面，这所高等学府诸多有利可图的角落均可见留痕。

　　从2005年开始，武汉大学的一批离退休教职员工就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解决住房问题。

　　《新民周刊》记者看到的一份《武汉大学一区(老武大)离休干部住房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武大一区住在校内的离休干部119人，住房达标者23人，约占19%，未达标的是81%。本刊记者亦收到武大老教授们提供的一份签署于2004年、达600多人的签名名单。

　　这些退休的武大老教授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1998年，武大曾有过集资建房，但规定，只有20%的“向离退休老同志倾斜”，并且规定，需要在3天内一次性交清8万元至9万元的集资费，“否则视为自动弃权”。

　　76岁的武汉大学退休教授宋太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年，他每月的工资仅1000多元，“根本拿不出9万元”。

　　记者看到，武大许多老教授至今居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旧住房中。在此问题多年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从2005年至2007年，这些武大的老年教职员工们开始向湖北省委至中央有关部门上书。

　　几位武大老教授告诉记者，在湖北省委领导批复与武汉市的支持下，武大从湖北省农科院以每亩70多万元的低价购买了270多亩土地，可以修建3000多套住房。“当时武大的领导都说，我们老同志帮了武大的忙，解决了武大的一个大问题”，一位武大老教授回忆。

　　当时，包括江建勤在内的几位武大后勤保障部负责人参与了与这批武大老教授们的座谈。“江建勤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他描绘得很好，说合同签了，下个月就开工了……到最后，地却没了”，一位多次参与此类座谈的武大老教授忆称。

　　最终，湖北省农科院地块计划泡汤了。多位武大老教授表示，此后武大方面打算再以约每亩170万元的价格转卖该地块于某开发商，省市政府获悉，终止了农科院该地块的交易。

　　在2007年，武大以12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补偿了老教授们的住房面积差额，而此时武汉房屋市场均价已逼近六七千元每平方米。“他们把钱打到了我的工资卡上，他们说如果不拿，以后都没有了”，宋太郎教授在他的旧宅中居住了21年，“现在我老了，房子的问题看起来也没希望了”。

　　一位武汉大学的老师对记者表示，后勤社会化改革给武大带来的是“后勤垄断化”，武大后勤保障部门名下的许多食堂、超市以及项目都被该部门或某些有特权的领导层亲属所掌控，由此滋生出凌驾于监管之上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

　　在1997年之前，师生们还可以选择在友谊街的大片小餐厅解决吃饭问题，但随着后勤社会化的推行，师生们只能在后勤系统掌管的店铺内解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自强超市”，“上至电器，下至卫生纸，自强超市的任何商品都比一墙之外的店铺贵得多”。

　　“除了桂园食堂，实行上下层分别承包，伙食好一点以外，其他樱园、梅园、枫园三个食堂稀烂”，一位武大教师评价，武大曾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每到军训时，食堂包子的馅儿会多一点，等军训结束后，“包子馅儿都小了”。

　　武汉大学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珞珈山下修建了许多防空洞，这些防空洞除了至今为师生们提供穿行于庞大校园的交通要道外，还有一些防空洞洞门是被锁住的。武大内部多位人士向记者反映，程发明在担任武大人防办主任期间，曾将空洞里很多空地出租用以储藏新鲜水果。其间获利走向，对外并不明朗。

　　在武大陈昭方、龙小乐案爆发后，一些交错隐秘的关系网逐渐曝露，有武大老师调侃——武大“洞”有多深？　　

　　高校已成反腐重地

　　在校大学生人数达100万人以上的武汉，规模雄居全国榜首，其中部属高校达8所。2000年前后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重组大潮之下，湖北高校亦步入合校、扩校、建分校的“摊大饼”阶段。

　　今年8月，湖北省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以及分管基建、财务的副院长王志贵，因涉嫌腐败被“双规”，并已被免去行政职务。

　　仅就湖北省而言，包括原湖北美院副院长李泽霖、原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海婴、原武汉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国民和原校长刘光临、原湖北大学副校长李金和等，近年均纷纷落马。

　　郭清君处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湖北省检察院已经“办了好多”当地高校负责人落马案件，具备了一些经验，而这些高校负责人落马“多数在基建方面，还有学校的采购设备、后勤这块，招生方面也有”。

　　湖北省检察院的一项专项调研也显示，基建、后勤、采购、招生等财权、事权集中的环节，已成为高校领导腐败的集中领域。

　　近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高校的腐败问题并未得到充分暴露，而“这几年高校在‘大跃进’背景下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在利益重新调整之时，有钱人和有权人就会勾结起来切这块利益蛋糕，高校也不外乎如此”。

　　高校已成为腐败多发地区。高校特殊的财务“一支笔”制度，也为权力寻租埋下隐患。在目前的高校，这个封闭的小社会内，重大的财务决策虽然一般要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但最终对此把关的就是高校的总会计师，以陈昭方为例，身兼总会计师与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集财务、会计、招投标诸多权力于一身。

　　某些高校领导过大的权力往往缺乏监督。武大一名法学院教授曾经手过一个由前校长办公室主任起草的、准备送交前校长的法律合同，当年武大准备改造校园电信设备，项目承包方、武汉电信局在工程合同里曾提出让武大把电信设施归武汉电信局所有，并由武大承担武汉电信局方面派出的12个人的工资福利待遇。

　　在这位教授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他逐条批驳，言语锋利——“这是谁提出来的？为什么电信设施所有权要归武汉电信局所有？！为什么要负担他们12个人的工资？！”

　　后来，这位教授被前校办主任告知，他不再负责处理这些送交时任校长的合同。之后一年多，该教授才得知，当时这位前校长的儿子就在武汉市电信局工作，这位教授并不清楚当时的校长是否看到了这份合同，但某些校领导超越权力范畴的做法，让他至今心绪难平。

　　一位武大老师提醒，发生腐败案的武大缺乏一个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管系统，“作为非营利机构的高校理应建立透明的财务报表制度，但目前高校的内部审计一般仅在院一级内部公开，财务报表只送达院领导一级，对普通老师只是口头转述”。

　　对于陈、龙事发之前的廉政考核情况，武大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直称，“不知道”。《新民周刊》记者辗转获悉，在陈昭方、龙小乐二位出事之前，武大纪委对两人的廉政考核档案是“年年优秀”。如今这个一路绿灯的考评结果，无疑给武大纪委出了道难题。

　　《新民周刊》记者亦看到，武大纪委与武大审计处同在武大行政楼隔壁的西南楼办公。这种格局，在一些武大老师看来颇具讽刺意味，“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这个体系内部的监督审查者与它的监督对象如此之近，近到它们对于存在的问题可以熟视无睹”。

　　对于陈、龙落马，一位曾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过武大校领导的老红军神情凝重地对《新民周刊》记者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校方要配合检方办案，要把这些武大的蛀虫挖出来，把盖子打开！”但部分前任武大校领导亦对本刊记者表示“不便发表评论”，“前任不评论后任工作”。

　　而截至目前，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是，中纪委尚未介入陈昭方、龙小乐案。

　　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武大的书记、校长均由中组部任命，与湖北省检察院同为副部级。

　　日前，中纪委一位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一般情况下，中纪委负责直接查办的是副部级以上级别的涉案高官，而陈、龙此类的高校几把手腐败案，在程序上一般应该是由其所在省份的省纪委和教育部纪检组先介入查办。

　　对比落马的校领导令人咋舌的贪腐金额，武大一些年轻的老师们，对于他们尴尬的收入多有怨言。他们常常自嘲是“进入人才市场的高学历民工”，“在金字塔的底端”，为完成工作量而疲于奔命。

　　武汉大学数学系一位讲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每月的工资约为1600元，在武大，讲师给本科生上课，每堂课课贴约为一二十元，每年他得上300至320节课，才能拿到这份工资，“每年上三四百节课，压力其实很大，再加上备课的时间，我们的时薪算下来，比麦当劳打工的还廉价！”

　　这个冬天，距离“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不远处的青葱草坪中，校长顾海良在一块巨石上题下“止于至善”四字，十分惹眼。在陈、龙案如火如荼的当口，这取自《礼记·大学》的辞藻，内中深意，耐人寻味。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涉及的部分受访者使用化名或隐去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