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  他从未垮掉

　　本刊记者  杨子  发自香港

　　11月27日晚，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厅里，举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09”的首场朗诵会。

　　朗诵会前，拔萃男书院的一群学生合唱了杜甫的不朽之作《兵车行》。

　　舞台装置有点特别，诗人如演实验剧，坐在一捆捆硬如砖石的精装大书上。每位诗人朗诵之后，都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轮到79岁的加里·斯奈德作压轴朗诵，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或许是早年在美国西部的登山运动和长年的坐禅内功，让他轻轻松松挺过了这样的考验。

　　他朗诵的是2001年的作品《等人来接》。“站在行李认领大堂中消磨时间/……——开车来接的人还没到……我的前妻在她家里设网站/有一个儿子很少见面/另一个儿子跟他的妻子忙自己的儿女……/我九十六岁的妈妈依然独居，也在城里……我大部分作品/照目前状况/已经完成/今年的中秋是十月二日，/我吃月饼，睡在外面的廊上……”(钟玲译)

　　对照1960年代的一首旧作，“彻夜  我睡在地上  在榻榻米上……/我双脚站在  行李当中/两手深深  插进口袋/几乎  不能  入  睡。/我记得  那时我们在学校/一起睡在  一张温暖的大床上/我们曾是  最年轻的恋人/分手时  我们十九岁……我不在乎  就这么活着/可有时  睡在户外/我又想起  我曾拥有你的时光”，我们可以立即辨认出，这是同一个人，尽管两首诗之间隔着半个世纪，它们的音调和气息，仍然是一样的质朴、直接、安静、淡泊(只是今天的作品里多了一些前世今生的意味)，让人怀疑，将他归入与吸毒、同性恋、反社会、反体制缠结在一起的“垮掉的一代”，是否合适。

　　现在，他果然不承认自己是“垮掉派”，但他的确是曾引发世界性狂热的“垮掉的一代”的一员，至少是他们的战友。

　　在1955年10月旧金山六画廊那次划时代的朗诵会上，艾伦·金斯堡朗诵了惊世骇俗的《嚎叫》——第二年《嚎叫及其他》被有关方面指控为淫猥读物，遭到查禁——加里·斯奈德朗诵了他的神秘诗篇《草莓宴》。

　　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

　　1930年，斯奈德生于旧金山，青年时代在西北部做过伐木工和森林防火瞭望员，“我做过的工作像我读过的书一样多，这一点对于塑造我的自我意义重大”。

　　195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系读研究生，成为杰出学者陈世骧的学生。之前他已被庞德和阿瑟·威利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深深吸引。与陈世骧的这段因缘，使他成为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和白居易的译者。

　　斯奈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一直怀有崇高敬意。他将《诗·大序》里的“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翻译为“诗歌可以规范夫妇，在家庭建立忠信的原则，加强人们的关系，提升文化，及改进公共良心”。他将中国诗歌奉为人类文明的指针，“过去两千年居住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人民所创造的诗歌……已经造福了这个世界，将来也会持续地教导我们，启迪我们”。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期间，几乎所有媒体和提问者，都问到他对寒山的翻译，听上去似乎中国佛教和中国诗歌是斯奈德惟一的精神源头。这无疑是信息匮乏导致的误会。

　　我们只要看看他众多诗歌中的丰富意象，看看他到达的地方，他提到的人，他眼里的万物与众生、自然与宗教——目犍连、湿婆、佛陀、摩罕佐达洛；八大山人、赵州禅师、山河无尽(灵感应该来自中国清代画家龚贤的《溪山无尽》)；柏拉图、阿奎那、狄俄尼索斯、基督；郊狼、熊，美洲越橘、美国黄松、狐尾松、白皮松；皮纳卡特沙漠上的一次野餐，洋葱、胡萝卜、芜菁、土豆、青胡椒；日本的一年四季和公共浴池；大地、山河、一切皆有佛性；劳作、远游、年轻人植物般亲密交缠的清洁的性爱……——就可以知道，他的源头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狭窄，他的宇宙中心既在最遥远的地方，也在他身边。他悟到的真理，从来不是与活生生的人和自然断裂开的抽象。我们可以说，他在精神气质上更是一个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大隐隐于人世的僧侣，而不是一个都市里的美国白人。

　　斯奈德走向东方，亲近禅宗，与他对基督教的失望有关。当他还是个8岁孩子时，家里一头小牛死了。他去问牧师：我的小牛能上天堂吗？牧师回答：不能。而佛教众生平等的慈悲心肠，令他感到温暖。

　　1956年，他开始在京都研习禅宗和东亚文化，前后在日本待了10年。其间曾在S.S.Sappa Creek号轮船的轮机房工作9个月，航行世界各地，又与金斯堡结伴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在他的引导下，金斯堡成为佛教信徒。但金斯堡的师傅在喇嘛教里属于异端，重享乐，主张性开放。斯奈德修习的是临济宗，而临济宗鼻祖义玄禅师的训诫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尔久停住处，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择贵贱老少。”义玄显然源自正宗佛教，金斯堡的师傅则带邪魔色彩。这也正是金斯堡的诗歌更多地指向世俗和社会，卷入肉欲和癫狂，而斯奈德的诗歌在自然和人世皆可从容无碍、得大自在的深层原因。

　　生活的先知

　　1969年他回到美国，此后一直住在内华达山脉西埃拉山中，教书、写作、致力于环境保护。进入1970年代，他比任何与“垮掉派运动”相关的诗人都更受人尊重，被奉为生活的先知、伟大的解放者和保护生态平衡的圣人。

　　1966年，斯奈德在内华达山区买了100公顷土地。房子是自己造的。他不抗拒现代生活，但电网一直没有铺过去，所以他那儿整整25年没有通电。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间禅堂。有了它，斯奈德的家变成禅修中心，而他多了一个角色——禅宗师傅。

　　“1967年，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25岁。她学的是英国文学，很有艺术天分。现在她是平面设计师。她不是纯正的日本人，有点冲绳血统。”斯奈德与前妻雅·上原的儿子Gen告诉记者。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每天早上都会打坐冥想半个小时，每天我都能听到冥想开始的钟声。”

　　Gen自童年时代就跟父亲住在内华达山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已成“退役”嬉皮士的大本营，从当年的两三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七八百人。“隐居”在这里的嬉皮士们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做派，Gen记得“他们都戴着很多首饰，大耳环，大胡子，长头发”，“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去过印度，他开车送我们去学校，车里没有座位，倒是挂着印度神像！”

　　Gen帮助父亲看护山林、割草、伐木、种菜，像年轻时的斯奈德一样，是个健康的户外体力工作者。

　　“我最主要的任务是了解我父亲。”他10来岁就开始读父亲的作品，长大后读“垮掉派”的作品，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雪莱和济慈，但“埃兹拉·庞德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更大”。他也读《道德经》。

　　“父亲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享有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这是社会发生变化时我们经常忽略的一点。典型的欧洲美国人都有种偏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对立的，城市人口代表前者，乡村人口代表后者。我父亲认为人们应该走出这种误区，找到更好的出路。”

　　末法时代的馈赠

　　这次活动，斯奈德是绝对的明星。他饱经沧桑的脸、不带任何表演色彩的朗诵、袈裟黄的T恤和脖子上的佛珠，都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耳朵上的两粒银色耳钉让人想起他那些充满“垮掉派”气息的诗句，“我的长发塞在帽子下/我的耳环留在汽车里”(彭予译)。

　　“明年5月我就满80岁了。20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兼职教书，当时山区有一拨人，包括学生和原住民，每周都来和我一起打坐冥想。我用各种方式帮助不同的人，让他们学他们该学的、做他们该做的，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禅。

　　“我儿子20岁那年，我娶了个日裔美国女人，纯日本血统，出生在美国，她有两个女儿。我会说日语，而她不会。后来她被查出得了一种罕见癌症。从那以后，她接受各种治疗，我负责照顾她。我完成了《山河无尽》。我和妻子开始爬山、远足，但她病情加重，两个女儿又都上了大学，为全力照顾她，我辞去了教职。我不再写诗，也很少给人写信，直到2006年6月她去世。从那时到今年6月，我深居简出。现在我参加的公众活动比以前多了，其中一项就是接受北岛的邀请，来到香港。我已经很多年没离开美国了。”

　　惠特曼和狄金森之后的美国诗歌是很难排座次的。但如果我们把斯奈德的诗置于今天这个“破碎的、焦虑的、疏离的”时代背景中，置于包括《嚎叫》和“自白派”在内的有着强烈死亡冲动的美国当代诗歌的背景中，就会清晰地发现它们拥有无比珍贵的价值——那种大乱中不动不摇的力量，那份末法时代的安详与澄澈。

　　他从未垮掉，从未卷入绝望的漩涡。早年，他从东方汲取智慧；今天，他将它回赠给我们。20多年前，金斯堡、凯鲁亚克和摇滚乐连同吸毒和纵欲的生活姿态笼罩了许多中国青年，催生出奇异的、混乱的活力；今天，当中国在长时间的冒进与折腾后慢慢回归常识，斯奈德的来临，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