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女儿”虹影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19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重庆老诗人梁上泉家中来了一位单薄的姑娘。

　　“引荐她的朋友介绍说，女孩名叫陈红英，中专毕业，在重庆化工公司当会计，平常喜欢看书、写点诗，很想跟着我学点东西。”梁上泉说。

　　此后三四年，周末姑娘多半会来登门造访。

　　“我这才发现，她不是‘写点’，而是太爱写诗。她本来并不很了解文学，但她读书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我书架上的诗歌、小说，她全都借去过。”

　　梁上泉向她建议：“你迟早会独立发表作品，但你这个名字太一般，我给你取个笔名吧，就叫你——虹影。”

　　1997年，虹影在台湾出版了首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声名鹊起。该书续篇《好儿女花》今年11月上架，再次引发热议。

　　“我是一个私生女”

　　“有天晚上，虹影睡在我的住处。她躺在那里突然说，‘你想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人在纽约的梅菁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1980年代末，她与虹影在一次笔会上相识，结为挚友。

　　“你是什么样的人？”她好奇地问。

　　“我是……一个私生女。”虹影盯着天花板说，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梅菁以为她在开玩笑。虹影说，“唉呀，话说起来很长——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写出来。”

　　“等她将身世详细地写进《饥饿的女儿》，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怪不得那时只要我一叫苦，她就笑我无病呻吟，说，‘你这点算什么？’”梅菁叹道。

　　“要想理解虹影的两本自传，要想理解‘饥饿’的另一层深意，你必须了解大的背景——那时的重庆。”北京望京某书斋内，作家止庵娓娓道来。他是和虹影相交20年的文坛好友。

　　1976年他正在重庆。

　　“重庆是长江与嘉陵江相汇处，两边分为江北与南岸，南岸是贫民区。我当时住在市中心。冬天时灶坑是热的，每个坑里都睡着光身子的人。你吃饭时，会冷不丁冒出一个衣不蔽体的人一把夺过饭碗撒腿就跑。赶集时，我亲眼见过70斤粮票换小孩的场面。就这么一个地方，却是虹影从小向往的天堂，因为她生长在南岸。”

　　“我写的可是自传体小说啊。”北京宵云桥附近的意式咖啡馆里，虹影笑着强调，带着一丝狡黠。

　　南岸在她的笔下是“城市腐烂的盲肠”，“你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这两个房间挤下你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你。”

　　“那时虹影几乎像个孤儿。她从不欢迎我们上她家，甚至不愿提起家里的事。”李元胜现在重庆报业集团，当年他和虹影同在一个青年作家圈。“在我印象中，她已是公司的团委书记了，组织能力很强，锋芒毕露。虽然写作的才华还没显露，但一群人里数她事业心最强，有一股非要把事情搞出名堂的决心。”

　　虹影舒展着她的右手，“你看，我手心中间有颗黑痣。算命的对它有各种说法，我相信其中的一种，我一辈子得靠这只手吃饭。”

　　在《亲爱的16岁》里，这只手曾决然写下——

　　你是一个私生女，你的母亲爱上了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违背所有人的意愿，你倔强地来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有你被蒙在鼓里。你生来就是多余的，母亲因为顾及一个大家庭的原因不敢爱你，法院规定生父在你成年之前不能相见，养父对你有着一种理还乱的情绪。没人重视你、关心你，在邻居大人孩子的打骂和欺侮中，你一天天长大。你出生时正是自然灾害尚未结束的那一年，1962年。多少人被饥荒饿死，而你却活了下来，也许从那一刻就已注定：你是要与命运抗争的人。

　　1980年农历8月，在小茶馆里，她与生父有过惟一一次相聚。

　　她知道“那个人”18年来一直偷偷躲在她身后注视她，目睹她受到伤害却无法上前。他每个月从牙缝里挤出18元钱供养她，满心企盼有天能和她坐在一起吃顿饭，她能叫他一声“爸爸”。

　　“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我可能从来不是处女

　　“我曾不解地问虹影，她已经进了市中心的市级单位，够好了，还想走到哪里。她说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可是走的意愿异常强烈。”梅菁说。

　　1988年末，她收到虹影的一封来信，“看后很震动，有些话还能背下”：“这个地方不一定有人赏识我们的才华，但是一定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会欣赏我们。如果这里不能留住我们，我们就应该离开……”

　　“虹影如见着，招待她，她的诗的确很好。”1989年5月21日，老诗人沙鸥在重庆给儿子止庵写信。

　　6月5日，止庵再次收到父亲的信——“虹影处境很难，为读书，她已停发工资，你一定找到她，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她的诗在中青年中，是很好的，但重庆总压着她，不让她出头。”

　　“我对她说，想走出去就要下功夫，光靠我们是出不了头的。”虹影北上前，梁上泉曾带她去拜访沙鸥。

　　同年7月，止庵在北京红星胡同8号自家宅院接待了虹影。虹影送他一本自己的诗集《天堂鸟》。

　　她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随后将前往复旦大学作家班。

　　在上海，她与梅菁重逢，梅隐约感到她在恋爱。

　　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20岁，看上去最多年长10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

　　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也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虹影在《好儿女花》中为“他”起名“小唐”。

　　“《好儿女花》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母亲过世后，虹影对母亲命运的剖析；第二条是她经历过的一段婚姻。‘小唐’就是赵毅衡。”该书责编欧阳富勇介绍。

　　赵毅衡毕业于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社科院师从卞之琳先生，研究莎士比亚。1980年代中期，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终身教授席位。

　　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

　　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诗里的恐惧，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望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

　　“我偏偏就碰见了他。命运往往比小说还有戏剧性。”虹影的目光耐人寻味。

　　情愿没有，也不要一个假父亲

　　“1990年底，虹影决意出国。为了等签证，她前后两次在我家的南屋小住。”那时止庵每天回家都能瞧见虹影背单词，“口语挺烂的，四川味很浓。”

　　1991年，虹影与赵毅衡在伦敦正式结婚。

　　“她在伦敦的生活主要是写作和参加读者见面会。在国外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很少来往，作家需要有自己的经纪人。我和虹影曾经有过同一个经纪人。”一位姓马的作家从伦敦打来电话，他是虹影在西方事业发展的见证人，他的妻子当年是赵毅衡在伦敦大学教过的博士生。

　　1991年到1996年，虹影发表了一系列诗集、散文、小说。1997年，她的成名作《饥饿的女儿》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不久被译为各种语言。

　　“2000年，《饥饿的女儿》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我是它的责编。”何鸿烈当时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书稿交给副社长终审，他读到书里写‘文革’的细节，长江上出动军舰的场景，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方面觉得很真实，一方面又害怕太敏感。”何笑着说。

　　虹影在重庆签名售书的那天，“读者排成长长的一条队伍。突然人群骚动，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大花篮走上前来。虹影根本没料到，当即就哭了。原来那是书中描写的，与她睡一个房间的四姐。”

　　“她四姐我见过。有次老赵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虹影的四姐也在，瘦高个儿，家庭妇女型。”伦敦的马先生回忆道，他似乎没察觉这个家庭潜藏着《好儿女花》中读者争议的沸点——“姐妹共侍一夫”。“我的孩子出生后，虹影老给他买衣服和礼物。我问过她，既然你那么爱孩子，为什么不添一个？女人做了母亲才算完整。”虹影没接话。“有时她会搪塞，说孩子是事业的包袱。”

　　虹影的初恋是她中学时期的历史老师，一个内心压抑的中年男人，也是她第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好儿女花》中，她写道：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过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做了流产手术，与18年前一样，同样在七星岗妇产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现在可以。

　　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和赵毅衡离婚后，虹影才向梅菁透露，这段婚姻硬扛到最后，她的身心倍受煎熬，一度曾尝试过自杀，但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伦敦的马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虹影与赵毅衡，是两颗残缺心灵的结合，注定不会幸福。

　　“他13岁就常常失眠，想得太多，睡不着觉。母亲在‘文革’中被抓走，后来得了乳癌。他说，他这一辈子，年轻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把他下放农场，‘文革’时又被整治到兰州一个偏远煤矿，做苦工有10年之久。”

　　“我对这个男人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就是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人？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此刻，虹影口吻平静。

　　“我以前错了。我的出身注定了我缺失父亲，而我以为可以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这简直荒唐。我情愿没有，也不愿有一个假的父亲。”

　　蝌蚪间的对话

　　“亲爱的孩子，你得走出家，或许你可以重新找到你自己。”在英国，心理医生向虹影提议。

　　“她再次回到重庆时，婚姻已结束了。她跟我谈到它时，非常平和，就像谈一部作品。童年像噩梦一样跟随她，这事又让她经历痛苦。她把她的种种痛苦、父辈母辈的痛苦，又化为创作的财富。”李元胜很感慨。

　　2006年10月25日，饱受命运折磨、顽强生存的母亲溘然长逝。虹影决定写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即凤仙花，又名小桃红。它是母亲生前的最爱，她的乳名便叫小桃红。书中描绘了姐妹们为母亲守灵的那一夜：

　　“我晓得，妈和船里管人事的头头也有点那种——”二姐停了一下……“反正是那种不体面的关系吧。”

　　大姐双手一挥，高声叫道：“……好多男人都信妈这包药。袍哥头(大姐的生父)，我们的爸爸，爸爸之间遇到的守礼的叔叔，还有六妹的生父，那个姓孙的，想想，还有谁呢？对了，还有翦伯伯……”

　　小姐姐说，“真是的，妈妈这一辈子有多少情人，谁也说不清。”

　　母亲有多少情人，便有多少苦难。母亲做女工时，嫁给了袍哥头。这个男人除了对她不忠，还让母亲因这段历史，在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屡次挨整受批。

　　养父，一个善良的船长，出船没有消息。母亲和5个儿女在家饿得活不下去时，一个年轻小伙子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母亲宁可受尽屈辱，为他生下爱情的结晶——虹影，乳名六六。

　　“陈瞎子”，其他人轻蔑地称呼患了眼疾的养父。母亲像男人般挑起生活的重担，养父则在黑暗中摸索，坚忍地带大没有自己血液的女儿。

　　剪伯伯，一个终生暗恋母亲的好男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关押，母亲为了救他，不得不去求船里的人事科长，遭遇了一个女人难以启齿的凌辱与摧残。

　　养父走后，母亲的晚年陷入孤寂，旧日苦难的回忆在她的心中留下深深的恐惧。她不顾儿女们的痛斥，一次次跑去河边拾垃圾。她叮咛别人不要对已成名的女儿说起这件事，“她好可怜，从小得不到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我不得不这样做。”

　　女儿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当时虹影正忙着为作品《K》打官司，亲姐姐、丈夫、丈夫的其他情人，让她心乱如麻。

　　某次在雍和宫外，她和母亲坐着吃雪糕。她的泪水直往外涌，她多想向母亲倾诉，多想听母亲对她说：“六妹啊，不要怕，太阳走，月亮出，月亮走，太阳出。”

　　“两姐妹跟一个男人，可苦了我的女儿。”这是母亲对朋友说的原话。

　　母亲生前从未过问女儿的婚姻，其实她什么都知道，只是无能为力，只好隐忍着内心的痛苦。

　　年轻时，女儿有一次赌气回家。母亲问：“你还是恨我？”

　　“我恨这个世界。” 她脱口而出。

　　“你这样回家，不算回家。我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你该学会爱。有爱你就会快乐起来。”母亲劝道。

　　2007年，她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孩子的父亲，守候在母女身旁，他俩相爱，但尚未正式结婚。

　　昏睡中，她梦到一条小蝌蚪在重庆的江水里游，一条大蝌蚪跟在它身后。

　　小蝌蚪的声音和母亲一模一样，它说，真好，前一世你是我女儿，这一世你是我母亲！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