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龙门客栈

　　上午9点，唐家岭中街上的彩票店开门了，昨夜的烟味还未散去。任智一边打扫满地的烟头、桔皮、瓜子壳，一边打开机器，然后出一张3D彩票，为南站卖报的邓老爷子留着。

　　30出头的任智以前在农业部下面的一家行业报工作，非在编人员，有“野战部队”的那种精明和自成逻辑。尽管来唐家岭干彩票才半年多，他已自诩能洞察底层社会的秘密，“我这里就是新龙门客栈，在天远地远的地方开一个店，没人看好，结果你的生意比别人都好。你想想呀，唐家岭这整条中街都是让你花钱的店，只有我这个店能够给他们带来发财的机遇。”

　　在任智看来，唐家岭有两个地方最能见出人的生存状态，一个是车站，一个就是他这儿。不过，来彩票店最多的倒不是上班族，而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小老板、店员和民工。他们总是穿着老气的黑色夹克，老手成天趴在桌子上研究曲线图，每个月要吃掉上百根铅笔，新手则带着兴奋而腼腆的笑容，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即开型彩票中挑花了眼，是“点石成金”呢，还是“红樱桃”？是“甜蜜蜜”呢，还是“财神到”？

　　一个留小胡子的矮胖男人一直在气鼓鼓地刮3元钱的“红樱桃”，一次只买一张，发现没中就把它一扔，再回柜台去买一张。如此循环往复了七八次，还是没中，他又捡回刚刚扔掉的一张，仔细查看，摇了摇头，突然起身，两三秒后就消失在门帘外。

　　另一个鸡窝头的男孩子，只花了28元就中了118元，他让任智兑给他100元，剩下的18元又买了几张彩票，又中了个10元的，他添了些钱，买了更多的彩票。几趟来回后，他倒亏了100块。他在附近一家餐馆打工，上个月开始买彩票，已经花了八九百，中奖收回的钱占其中的两成。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输完了口袋里的钱就走，“等中了10万元，我就不打工了！”

　　彩票店一角高挂着一台小电视，上面滚动播放着摇奖信息，和中国福利彩票的宣传语：“扶老，济困，救孤，助残”，与之相对的，则是一尊面容可亲的财神爷。这家店上个月出了一个10万元的大奖，中奖的是村里的一个小老板，“当时他真是惊慌失措啊！”

　　在一个人均收入偏低，“都没什么人打车”(一的哥语)的地方，彩票店多少能够满足一下人们对于财富的幻想，每周二、四、日的晚上尤其如此。唐家岭玩双色球的人最多，这3天是开奖的日子，虽然白天一样可以买，但彩民总愿意在20点50分开奖前一个小时排起长队，好像买得越晚中奖几率越大似的。在这样一个烟雾缭绕的晚上，小老板们热烈地讨论可能出现的数字，农民工带着一身白灰观察着红蓝球的走势，上班族也忍不住要花掉手上的零钱来“刮一个”，手里还提着隔壁旺家超市的购物袋。

　　任智觉得，虽然自己和小老板们要为上班族提供服务，但上班族们活得不如自己滋润，“他们平时接触的是白领，要和上层的人去比”，而他则可以“把自己放平”，和底层打成一片。

　　“我这里海纳百川，喝醉酒的人也来我这里玩儿，舌头还没捋直呢，你只要把他哄好了，他就高兴了。有一来趴桌上睡一天的，也有把兜里的钱花完了第二天后悔的。来者都是客，我也不能不卖给他呀。而且你不让他买，他会认为你是挡他财路，所以我只能把嘴巴闭上，希望他能中奖。”

　　“还有一个人，经常过来翻看被刮过的彩票，有时候还真能给他捡到。大老爷们，30多岁，啥也不干，都认识他。每个行业都有寄生虫嘛，他就专门干这个。后来我就不给他兑奖了，我说，你真要兑奖咱们对半分，这毕竟是我租的房子。”

　　“有花钱特别疯狂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有些就是来穷人里头炫富的，北京有钱的人多得是，你算什么呢？有一个人，手上戴着很粗很粗的金戒指，和金链子，晚上我指给你看。”

　　说了那么多，任智又开始抱怨自己消息封闭，“现在整天在唐家岭不出去，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小奥来北京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水票”比身份证更重要

　　接近中午的时候，邓老爷子来取自己的投注彩票，不出意料，他又小小地失望了一回。这是一位68岁的“北漂”，十几年前就来了北京，但依旧一口浓重的武汉普通话。他一个人住在唐家岭6年了，从没回过湖北，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在哪里。

　　他总是戴一顶NBA的帽子，待人友善，但没有什么人去和他闲聊。他的报摊是唐家岭仅有的一家，以前北站附近也有一家，奥运会前被拆了架子，国庆前后，连报带人都消失不见了。老爷子的说法是，“那个人卖盗版书，被抓了撒！”虽然卖报，但老爷子自己并不怎么看报，“只看天气预报，”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也看杀人的新闻，杀一两个还不看，杀多了才看！”

　　老爷子说自己以前在武汉当过正局级干部，刚来北京时做生意，一年能挣四五万块钱，买彩票赔了23万，最高中奖纪录是500元，现在还欠朋友的钱。冬天报纸不如夏天好卖，夏天每天能赚40块，冬天只能赚个25块。

　　这里最畅销的4份报纸是《京华时报》、《新京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后两者再次证明了它们的发行量和渗透力，虽然有人每次都说“老板，来一份《参政消息》”，而前两者则体现了唐家岭本地人与外地人口味的差异，“本地人买《京华》多一点，上班的、关心形势的就买《新京报》。”老爷子说。

　　唐家岭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数量对比接近17：1，但外地人对这个村子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几乎每周唐家岭都会召开村民代表会，但从没邀请外地人参加过，“上级也没要求……” 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说。

　　11月北京接连下了3场大雪，许多小巷成了泥水沟，不往脚上绑一个塑料袋就没法出行，24岁的诗人杨海明在一个雨夜几乎毁掉了一双鞋子，他写道：

　　在一个黑漆漆的雨夜

　　我终于一脚踩进了泥里

　　那些稀泥和石子像久违了的情人

　　在我鞋里缠绵

　　“操他妈的！”

　　我不知道那些灯光去了哪儿

　　只好一路抱怨着回到家

　　打开电视

　　调到凤凰卫视

　　可只看见一个油光满面的胖子在作报告

　　说要彻底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国庆期间唐家岭镇的安保工作

　　杨海明去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卖过“人民大会堂指定用品”，干过央视广告代理，当过书店里的小伙计、图书编辑，推销过炒股软件，一年多来最大的改变是，“以前是很傻很天真的小盆友，现在初步了解了国家机器是怎么神秘地运转着的。”

　　对于村里的问题，外地人习惯在百度贴吧上抱怨，本地人则有更为原始和直接的方式，“我们就跑到北边的村委会骂去了！”一位大妈说。后来，村里运来一些碎石子儿，铺在路上，总算救了急。

　　廉思告诉我，“蚁族”高度关注时事，包括近年一系列网络事件，他们租房时可以不要厨房、不要厕所，但是不能没有宽带。

　　调研报告显示，“蚁族”的网络使用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9.61%的人相信，网络行为可以对现实产生影响。百度唐家岭吧里，经常有房客抱怨房东“黑心”，比如房间供暖不足啊，比如网速慢得连QQ都上不去还照收每月40元的上网费啊，比如想提前搬走押金不退啊，还有人发起倡议，要搞房东黑名单与白名单。而房东也会责怪一些房客的“素质”：往楼道里吐痰啊，招呼狐朋狗友来住处闹翻了天啊，而其中占绝对多数的本地人还会说，以前唐家岭清静，不是这么脏乱差的。这自然会被外地人视作得了便宜还卖乖，“没有我们这些外来人，你们哪来的退休金，你们的年轻人哪来的工作，你们的别墅是我们这些外来人给的！如果我们都不在唐家岭了，你们指着什么活，种地活？种什么能让你们年薪几十万？等我们全部走了，唐家岭除了虫子，还有什么？”

　　本地人与外地人最大的矛盾集中在每月一次的“收水费”上。村委会对“收水费”的解释是，唐家岭的水源是村里自己打的深井，因为租房者众多，逐户安装水表并不现实，所以便统一强制收取每人每月10元的水费(小卖部等则至少收取40元)。

　　收水费的执行者是村里70名左右的联防队员，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支充满战斗力的队伍。早几年，唐家岭治安不好，联防队员通过威慑和巡逻，赶跑了盘踞京郊向商家收保护费的社会人。这两年，他们又因为“执法”严格、敢于出手而闻名网络——联防队员身着“综治”制服，会在某一天清晨守住唐家岭各条胡同的大小出口，留下10元换取一张“水票”即可走人，否则，不论你是“忘记带了”，还是“不住这儿，看朋友来了”，都无法蒙混过关。有上班族说，因与联防队员起口角而被打的情况并不鲜见，

　　有人总结说，在唐家岭，“水票”比身份证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