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鹊桥：十年让我更爱这城市

　　特区成立后，财政上对文物保护的支持与以前比差不多翻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在水坑尾一家嘈杂的咖啡馆，花36元澳币就可以喝到很正宗的蓝山一号，满口芳香。你会不经意地发现，煮咖啡的是一只中式的砂坛，如果它再大一点儿，可以用来熬乌鸡汤。

　　澳门就是这样一座城市。特区政府文化局文化财产厅厅长张鹊桥说，是中西文化共同造就了澳门。

　　今年不到40岁的张鹊桥是广东新会移民，十几岁读中学时和父母来澳门定居。他于福建华侨大学建筑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大学读文物保护硕士，又在东南大学建筑系读了博士。1996年张鹊桥进入澳门政府文化局，和澳门大多数公职单位一样，1999年前后他和华人同事们从葡萄牙人手中接过了澳门的管理权。

　　回归后的第六年，“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年，粤港澳联合，将“粤剧”和“凉茶”成功申报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6月，“木雕---澳门神像雕刻”成为澳门首个独立申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百年老当铺“德成按”将在明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中以原貌出现，成为文物保护的典范。

　　不过，如张鹊桥所说，在澳门做文物保护，并非给建筑物重新刷一遍涂料那么简单。

　　比如，拱北关闸那座黄色的拱门，匆匆来往的人恐怕只知道它是澳葡时代的遗产。现在看，这个建于1870年的建筑上最有葡萄牙特色的是顶端的四个球状浑天仪装饰，它从大航海时代起就是葡萄牙的象征。

　　其实拱门前后立面拱顶对石正中，原来分别有一个石制的葡萄牙国徽。在1910年之前，国徽是带有皇冠的。后来葡萄牙成为共和国，皇冠被摘掉。到澳门回归，这个国徽又被用灰砂填没。

　　拱门上的两个日期：1849年8月22日、8月25日其实是澳葡总督亚马留被澳门望厦村民刺杀、葡人因此北上进攻并获胜的日子，这也正是这个具有古罗马凯旋门风格建筑的由来。不过，如今整个拱门都已经成为巨大边检楼的点缀。

　　一座拱门就这样记载了澳门和葡萄牙的历史。

　　2005年起，张鹊桥和友人在《澳门日报》副刊连载对澳门建筑文物介绍的文章。他觉得回归前后，文物保护最大的变化就是由政府行为扩展成澳门人的共识。

　　不过如许多成长中的都市一样，澳门面临着发展与保护传统之间的矛盾。在文化领域，这种冲突似乎表现得更加强烈。就如同在夜晚，整个大堂区都会笼罩在新葡京炫目的灯光之下，无论那些百年前用压船石铺就的人行道，还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屋檐，看起来都显得有些暗淡。

　　那时厅长只有30岁

　　我从1996年底开始在文化财产厅工作，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成果，这是澳门本身的文化特色，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比如在建筑上，澳门是西方建筑进入中国内地的一座桥梁。所以我们申遗时有一个标准：它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而且现在依然保留在澳门没有经过很大改变的。就这个城市看，400多年前的城市空间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它，让澳门的这个特色长存下去，这是我们的目标。

　　特区成立后，财政上对文物保护的支持与以前相比差不多翻倍。当然澳门在回归前也很重视保护工作，其实1953年这里就已经有文保，只是铺开的面没有现在这么广。

　　回归十年里，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现在对文物保护有所认识，这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非常丰富的一段。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了解澳门，越来越爱这个地方。

　　在回归之前，澳门政府对本地公务员的接班准备并不是很充分。比如回归之前政府用葡语多，所有文件都是葡语写成，但我们不是非常熟悉葡语。回归后，当我们寻找以前的材料时就非常困难。

　　文物修复工作在技术方面相对容易处理，我们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就能判断。但是文化保护需要了解其内涵，在修复建筑的时候不能单纯把它看作一个硬体，不能想当然地去改变它。要了解它的历史、它的缘起。

　　回归时，这方面工作遇到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开始有点无从入手的感觉。但是慢慢静下心来，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还是慢慢地挺过来了。然后，我们才有空间做更多的事情。

　　回归前，很多同事已经在文化局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我们都还很年轻，90年代才进入政府工作，那时我们文化财产厅的厅长也就30岁左右。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要创新也要传承地去搞好这个东西。

　　申遗让人们流泪

　　回归之前，葡萄牙人对具有西方特色的文化遗存更重视一些；而在回归后，我们觉得应充分认识澳门文化的内涵，不能因为澳人治澳，就对西方文化遗存有轻视态度。中西文化共同打造出澳门的城市特色，我们要不偏不倚地去做保护工作，用一种包容或者开放的态度去对待，而不是感情用事。

　　此外，在回归之前我们很多时候埋头工作，对于宣传，特别是保护意识提高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少。回归之后我们觉得全社会文化保护意识的提高也很重要，这样我们做具体工作才能够事半功倍。

　　这十年中，我有机会参与申遗的整个过程。有记者曾经问，澳门申遗是不是插了队，就是中央特别照顾澳门特区？其实在回归后，我们已经开始准备申报世界遗产工作。2002年，我们正式把申报文本送交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在2003年时已被国家确定为2005年唯一代表中国申报的项目。

　　我觉得，澳门申遗能够成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很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准备时也下了很大工夫，大家一起努力，才有这个成果。

　　回归后，澳门特区和内地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合作也很紧密，通过国家文物局穿针引线，我们和内地的单位建立起联系，一年有几十位专家学者过来，就规划或者技术方面提供帮助，我们还专门有一个网络和他们沟通。

　　像郑家大屋，它是澳门现在最大的一个民居建筑群，有4000平方米左右。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建筑群，就邀请华南理工的专家来提意见，请他们帮助做修复计划。

　　可能有人会觉得申遗是一种宣传，或者是旅游方面的招牌。但我们觉得，通过申遗这个过程，市民对文物保护的意识、热忱非常高涨。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大家激动得快流下眼泪，因为最终它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规划还应更早

　　还有记者问过，赌权开放以后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身赌业，而非物质遗产的那些技能对年轻人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不能带来很多利润。我们在新的文化遗产规划里专门对这方面做了一些补充，有鼓励措施。

　　例如我们觉得某种手艺或工艺代表澳门的传统文化，但现在并不常用，正受到社会发展的冲击，那么我们利用政府性扶持或者保护让它发展下去，通过财政上的支持来确保那些手艺人生活有保障。

　　另外，社会上也有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城市规划比较慢，一些文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我们很清楚，在保护的层面上我们做了应有的工作，在保护区以外，在有些景观上看起来不太舒服的地方，应该通过更全面的城市规划来改善。如果能更早去做这些方面的规划，对澳门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景观方面的保护会更有帮助。

　　对未来特区的世界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澳门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每年也在加强。

　　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把它做得更好并且传给下一代，这应该是澳门全体市民和特区政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