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麟：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黄伟麟：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这十年证明，澳门没有对土生葡人持一种不公平的态度，相反给予了特殊照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内地人之于黄伟麟的印象，是澳门“唯一”的歌手。今年，他参选立法会时很多澳门人也有疑问：他不是歌手吗？怎么会懂政治呢？
其实70年代出生的黄伟麟曾有超过15年的公职人员经历，他甚至以专业界别成为第二届、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
从小梦想成为歌手的黄伟麟，却像其他土生葡人那样，按部就班地进入政府成为一名公务员。直到回归的到来，让他的歌手梦得到更多鼓励。三年前，他选择离开政府，正式成为一名歌手。
葡文名为MIRO的黄伟麟今年参选虽然并未成功，却代表了两个努力的开始---过去澳门立法会几乎没有演艺界人士；同时，这次参选是他和许多土生葡人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觉得，应该在这样一个平台里有代表新一代土生葡人的声音。
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在1999年前曾经离开，不过终又回到澳门。黄伟麟说，对于土生葡人来讲，这里才是真正的家。
从教堂出来去土地庙
我小时候生活在氹仔，家在嘉谟圣母教堂旁边。那里住了十几户葡萄牙人，是一个小的葡萄牙人聚居地。
那时我没有中文名字，上的也是葡语学校，朋友也几乎都是土生葡人。我们这样的孩子小学或初中毕业就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和华人不一样的还有宗教：我一出生就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每到平安夜，爸爸就带我去嘉谟圣母堂做弥撒，牧师举着耶稣像，我们逐一亲吻过耶稣像的脚。
爸爸曾是军人，在40年代末从葡萄牙派驻到澳门，后来当警察。他小学文化，也没有特殊的家世。回归前，葡人虽然并不是都富裕，但因为语言的缘故几乎都在政府里工作，所以收入比较稳定。
不过，我妈妈是广东人。所以我经常跟爸爸从教堂出来，就跟妈妈去拜土地爷。
我妈妈很喜欢听广东歌，爸爸也是个超爱听音乐的人。他的黑胶唱片全都按分类摆放，井井有条。我12岁时妈妈去世了，爸爸要工作，不可能整天在家陪我，家里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自己就会翻开这些唱片，可以说音乐陪伴我长大。虽然说不好中文，我却可以跟着唱片唱广东歌。
十六七岁时，我看到澳门和香港的歌手同台演出，但澳门歌手唱的也是香港歌。于是就想，我要站在台上唱澳门自己的歌。
我跟爸爸讲了我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他问我是不是放弃了？我说真的不知道从哪做起。他就问我，有没有想过怎么做？会出唱片吗？我说可能吧。他问出唱片有几首歌啊？我说不知道。他问封面你想过吗？我说没有。
爸爸就说，你做一个梦想档案，把这些东西具体化，用图画或者其他办法让我们都能看见这些东西。我还记得他那时跟我讲迪士尼先生的故事：他一直想盖一个很大的乐园，但这个乐园建成时，他已经去世了。他太太却说：一点没有遗憾，因为我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看见这个乐园的人。
后来在1995年，我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发现我实现的东西跟我的梦想档案有80%以上吻合。所以，有梦想就要敢于付诸行动。当然，需要有好机会。我觉得澳门回归就给我带来了这样的机会。
曾给何厚铧做记者会翻译
大约在1988年，我高中毕业。正好政府开了一个语言学校，相当于大学学历。我因为小时候就接触广东话，所以就上了语言大学。
那时之所以办这个学校，是因为澳葡政府觉得《中葡联合声明》后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需要大量翻译，他们想用三四年时间培训一些翻译人才。为吸引大家去上学，每个月还给4000澳元补贴。
澳门有别于香港，香港很早就有双语制，但澳门的葡人不讲中文，华人学校则以中文教学，两个群体接触、交流都很少，双语人才非常缺乏。
语言大学每年只开两个班：中文班和葡文班。来自葡语教学系统的人学中文，中文教学系统的人学葡文。每一班15人，这样4年后就有120人为政府服务。
在这个学校里除了语言还学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比如法律以及中国历史、地理。在这之前，我讲广东话没有问题，但不懂普通话。在学校主要训练中文的识字和书写，同时也会在笔译、口译方面进行培训。
第四年开始实习，我去了政务司司长的办公室。回归确定后，政务司这些部门需要知道每天华人在讲什么，华人社会对什么问题比较敏感，政府需要考虑什么、改善什么，所以翻译就成了他们的左右手。
我在这个办公室做了五年，后来这位司长被委任为澳葡方面回归筹备办公室的负责人，我也就直接跟进有关澳门回归的事务。再后来，我主攻同声翻译，何厚铧每年发布施政报告等等的记者招待会，都是我在做。
何厚铧先生说话比较坦白，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我不完美，什么东西都是在十年里一边学一边做。做得不好就改，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当中。
这十年里，何厚铧先生很尊重土生葡人这个群体，一直给这个群体在社会上发展自己的机会。现在是澳人治澳，土生葡人也是澳人，我们也生在这个地方。
离开的人又回来了
回归前，有人问我爸爸的态度，我记得他很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是想晚上饿的时候，跑到楼下的大排档吃一个干炒牛河，喝一杯青岛啤酒。”
当时一些葡萄牙来的人怕语言有转变，没法适应；有些觉得本来就只是打工的，不如再回葡萄牙。还有许多人去了加拿大、美国、巴西或其他地方。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中走了十个左右。
但是回归十年，很多当初离开的土生葡人又回来了。特别最近这四五年，陆续回来了很多人。
回归前，土生葡人的担心是：以前作为比较有优势和社会地位的一群人，回归后会不会因为这种身份受到什么不利影响。这十年也证明，澳门没有对土生葡人持一种不公平的态度，相反给予了特殊照顾。
直到今天，对于土生葡人来讲，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语言方面的障碍。我过去说普通话、看中文都要由广东话转换一下，用了十年时间才比较理解普通话。这对其他土生葡人更是一个挑战。
这十年里，我个人的生活变化也很大。在回归第二年的时候，对我影响很大的爸爸去世了。然后，今年秋天我结婚了，妻子是东北大庆人。我现在和她学会了“埋汰”、“毛嗑”这些东北话。和上一代相比，澳门人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多，土生葡人也在享受这些联系带来的好处。
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回到唱歌这件事情上来。其实1995年我出了第一张唱片后就停了，因为没有钱做下一张。结果1998年中国唱片公司想找一个澳门歌手唱回归歌曲，看到我前几年的海报，就找到了我。回归这年，我就唱了《恋曲1999》。
后来连续两年春晚也找到我，所以就有了一个澳门歌手的形象。
其实并不是说澳门只有我这一个歌手，而是以前很多澳门原创歌手出名后都去了香港。政府觉得我有上电视的经验，又是土生葡人，就经常让我做节目主持人，还委任我当旅游形象大使。这样就给我开了一条新路。
我也可以很公道地说，这十年里澳门给了我很多平台、很多机会，因为澳门必须找澳门人来当代表，
我觉得能够做到现在，一是我学习了中文，二是在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澳门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变化。
这样到2006年我决定离开政府的时候，已经是水到渠成了。我记得当时需要得到政务司陈丽敏司长的批文才能走，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翻译人手短缺的情况下，还是批准我离职。
土生葡人过去都是当公务员或进入司法界。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变化，选择新的生活。但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立足澳门。
今年，我参加了立法会选举。早先我参加一个去内地的土生葡人访问团，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但是我发现，团里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士，有很多已经退休的人。我就觉得，新一代土生葡人应该继续为社会做贡献。
其实以前土生葡人的领袖或前辈跟我通电话问：“你作为土生葡人，有没有想过做点社会事务呢？”我一直都说不。但后来我问了一些朋友，发现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榜样，我们进立法会，就会有新一代的土生葡人代表出来讲话。
从个人的发展历程来说，现在我已经出了五张专辑，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而且还有更多空间来关心整个澳门的事情。
参加立法会选举那三四个月，可以说是我最累的一段，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澳门，要知道教育有什么问题，要去拜访大学，要跟大学校长聊天；要去盲人中心、老人中心，了解社会保障什么样。
这几个月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取得了一次很重要的人生经验。我觉得上一代人和新一代人对澳门有着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就需要发出声音，给政府作为参考。
我们的社团就叫“齐声建澳门”，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它才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