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然而，中国教育却似乎依然处在模糊的摸索阶段。一切以人为本。即将过去的一年，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被寄予厚望。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俊

　　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

　　2009年的冬天，两起死亡事件再次对中国教育敲响了警钟。

　　11月26日，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缢身亡，自杀前，她问自己：“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12月7日，湖南湘乡市育才中学发生晚自习下课踩踏事件，8死26伤。

　　前者是大学教育的悲剧，后者是应试教育的惨剧，中国教育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边缘。

　　校园官场化畸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现在的大学俨然成了一个官场——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教授走穴成风。“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那会儿，学校自主权还不如现在大，但那时候有一种锐意改革的风气，教授不多但腰板很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说，现在学校比以前有钱了、有资源了，而这些资源都被控制在行政官员手里，行政化当然会更严重，所以束缚才比以前更多，经济效益的考虑挤占了改革的精力，固化的利益格局成为改革的阻力。“只有当大学能够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而不只是对上级政府负责，才有压力和动力去改革创新。”

　　想当年，北大清华群星璀璨、学术自由，兼容并蓄、教授治校，可见这样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才是人才生长最为重要的环境。但“起跑线”上的恶性竞争被形象地比喻为“赢在起点，输在终点”。

　　“如果我们的小学生就被考试和分数所压倒，好奇心和想像力被磨灭殆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大学教育阶段会有所作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认为，解答“钱学森之问”，也许首先还是“救救孩子”。

　　恶性竞争逼死中学生

　　殊不知，“解放小学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呼唤素质教育多年，应试教育依然大行其道，导致教育潜规则横行——择校费限制名亡实存，“奥数班”被各种思维拓展班取代，升学率排名由明转暗，“创新班”、“实验班”成为重点班的代名词，节假日违规补课照样进行……

　　今年春天，在文教昌盛的苏南地区连续发生4起中学生自杀事件。一名勇敢的高二学生征集了众多同学的签名，将要求改善教育、防止学生自杀的信件送进了中南海。其后，江苏省开始大张旗鼓地整顿教育秩序，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几年前的春天，同样文教昌盛的绍兴市柯桥镇，也发生数起高中生连环自杀，多无明确原因，学业和家境良好，晚自习在教室做着作业，走到窗口就跳下去了。那年的五一，当地教育部门破天荒地开恩放假，没有占用一天补课。学生们辛酸地说“今年的五一长假是用同学的生命换来的！”

　　为何各地的恶性竞争仍达到不断逼死学生的程度，杨东平认为，这并不是学生和家长的实际需要，主要是地区之间教育政绩攀比，以及名校之间升学率攀比的需要。因而，如果严格地取消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升学率评价，这样的竞争是可以减缓的。

　　改革路线图日渐明晰

　　在杨东平看来，当前教育的根源在于教育“软件”没有更新，仍然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1.0版”。“它主要源自两个不同的文化。”杨东平认为，一是科举教育的陈旧传统——读书做官，出人头地，唯书唯上。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它一直备受批判和抵制，但在80年代之后，对它完全失去了警惕和制衡，酿成应试教育惨剧。二是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形成的高度政治化，大一统的教育文化，教育陷入被动的“服务论”和狭隘的“工具论”。

　　一切都得以人为本。“超越政治本位和经济主义的模式，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杨东平认为，要注重个性发展，从精英主义转向大众主义，从“应试教育”走向“生活教育”：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被寄予厚望。2009年10月底上任伊始，他就提出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把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教育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各地的探索中，改革路线图已日渐明晰：浙江杭州拓宽“名校+弱校”的优质教育发展之路；北大试水校长推荐制……教育改革也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一部勾勒2020年教育蓝图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正在制订当中。

　　文章导读：希望村里的孩子比我强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必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