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初为何不肯上访

　　就这样，一直到2008年的4月，仍有80多户被拆迁户因为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满意而没有签字。4月底，拆迁办开始对“钉子户”们断水、断电、断路，吴宗明说，就跟照片上重庆“最牛钉子户”那座“孤岛”一样。

　　“三断”给被拆迁户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杨家飞说，“第二天我们就上访了。”

　　包括吴宗明在内的一部分“钉子户”在“三断”前就已经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因此提前或投奔亲友，或他处租地搭棚生活，吴宗明则住到了兄弟家。

　　“三断后，大部分未签户都被迫搬离，仍剩7户34人因为无处可去，坚守在老宅。”吴宗明说。这7户人家凄惨的生活令吴宗明至今难以忘却，“没有电，只好点蜡烛；没有水，只好从工地上的水坑里挑雨水烧饭、洗衣。”

　　35岁的李悦霞至今回想起那一段生活仍然止不住泪水，“盼下雨，因为这样就有水吃了，怕下雨，因为下雨可能就会出事。”

　　2008年7月28日，孤岛终于出了一件大事，被拆迁户吴奇云15岁的儿子吴森灵因为断水，只好到工地上的水塘洗澡，结果刚下水，就陷进淤泥，不幸溺亡。

　　“当天晚上，上百名干警拿着盾牌、警棍强行将孩子的遗体运走了，一直不肯让家长见面，也不同意赔偿，为此家属在此后一年多次上访。”吴宗明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协助参与了此事的处理。

　　他说，直至2009年9月，吴奇云因为难以承受中年丧子的悲痛而精神失常，相关单位才答应了十多万元的赔偿要求，并将孩子遗体火化。

　　7户人家一直坚守到2009年5月，拆迁安置指挥部终于给他们在另一处尚未开工的回迁点上搭建了临时居住棚，这才告别了苦不堪言的生活。

　　吴宗明说，由于“三断”以及后来出现的孩子溺亡事件，又有不少被拆迁户被迫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这样，迄今剩下包括他在内的34户“钉子户”。

　　当其他30多户被拆迁户持续不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多个部门上访时，吴宗明仍然没有加入这个上访队伍，尽管他也在搜集、整理材料，尽管也有上访户找他，希望他来带领大家上访。

　　吴宗明不上访的理由有四条，其一，他认为自己是从信访部门退休的老干部，熟悉信访条例，这样规模的上访不合适；其二，他的目的不是反对二线枢纽工程，他认为应该和相关部门坐下来好好商谈，不必要为了拆迁补偿安置而去大搞大乱，影响整个工程；其三，此前，其他被拆迁户的遭遇告诉他，上访没有用，相关部门对上访材料置若罔闻、为所欲为，上访在目前的体制下效果并不好。

　　“最重要的一点，多年的信访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上访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接访人员或者相关单位只会把我们视为麻烦制造者，这样对于问题的解决反倒有反作用。信访工作只是中转一下群众材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材料转交到相关单位，领导重视就能解决，领导不重视，你再怎样上访也没用。”

　　吴宗明说，他就这样回绝了邀他一同上访的被拆迁户，“上访多数情况下只会劳民伤财”。

　　杨家飞、李悦霞等人后来终于明白了吴宗明的这番话，从2008年5月到2008年7月中旬吴宗明最终加入到上访队伍期间，杨家飞等人一共到南宁上访四次，每次少则30多人，多则50多人，而到桂平市有关部门上访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没有结果，只有辛酸。”杨家飞记忆犹新，他们去自治区大人、政府、建设厅上访，前两次被桂平市信访办还有王家委等人“押”回桂平。

　　“我们从早上4点多到南宁，一直到下午5点多都没有吃饭，被王家委等人押回桂平的路上，他们出尔反尔不肯给我们吃喝，回到桂平后就把我们关在乡政府，接受调查，组织信访条例学习。”杨家飞回忆。

　　因为长时间没有吃喝，李悦霞最终昏倒在学习班上，杨家飞后来又去南宁上访两次，自治区有关部门收下上访材料后都是回应，让他回桂平好好协商，“我怕再次被抓回来上课，就赶紧自己坐车回来了。”

　　杨家飞体会到了吴宗明当初的告诫，持续的上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却心力交瘁，上访无用，不上访又求诉无门。“王家委对我很恼火，警告我要搞得我一无所有，在安置计划表里，现在也没有我以及我胞弟的安置计划。”

　　杨家飞诉苦，一方面拆迁补偿标准过低，另一方面又要征收每平方米195元的新房地基费，他到头来还要倒贴拆迁办35元每平方米。但是王家委指责他，“你一个农村人，要住上好房，不交钱就行？！”

　　“我并不要住好房，我本来住得好好的。是你要来征我的地、拆我的房，你还指责我？”杨家飞对王家委意见很大，他还指责拆迁办截留拆迁过渡费，加剧了拆迁户的生活困难，按要求，过渡费6个月发放一次，但迄今两年过去了，只发放了一次。

　　“这也是造成群众上访的原因之一。”吴宗明补充。

　　从钉子户到上访户

　　吴宗明没有上访，甚至不看好杨家飞等人的上访，那么他又在做什么呢？

　　尽管对于拆迁安置办公室不到24万元的补偿方案充满意外、失望与气愤，吴宗明在2008年7月最终走上上访路前都没有觉得他的问题有多难解决。“我最初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他们考虑到我家房屋的实际情况，将补偿标准从390元每平方米的二档调整至420元每平方米的一档。也就相差几万元，这个要求也合情合理，我以为不难解决。”吴宗明说。

　　他坦率承认，自己也确实考虑到此前在多个部门的领导工作经历，“拆迁办应该会照顾我的身份，尽量帮我解决。”

　　于是，他客气地找到了拆迁办主任王家委，按照吴宗明的说法，王家委与他谈不上什么私交，但关系也还算不错，工作常有联系，甚至他在职时还帮助过王家委。“我早年在检察院工作时，王家委还是一个大学生，实习找不到单位盖章，他就通过人找到我，我考虑到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盖实习的章无非是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因此就帮他盖了章。”

　　王家委毕业后到桂平市政府法制办工作，与后来先后调职至桂平市司法局、信访办工作的吴宗明也常有工作往来。“他看到我总是一脸微笑，口口声声老领导。”

　　在走进拆迁办前，吴宗明心里还是很笃定地认为王家委肯定会帮助他，结果，王家委听了他的问题后就回应：“老领导，政府定有标准，你的房子已经超过了5年，不能享受420元每平方米的一档。”

　　吴宗明心里一冷，“你不能按照这个标准一刀切啊，也得考虑房屋的实际情况。”

　　吴宗明的希望最终落空，王家委表示出他很为难，让吴宗明找建设办，结果，吴宗明与杨家飞、谭敬贤等人一样在建设办与拆迁办之间被来回推诿了多个回合。

　　“那我就拒签，做一个钉子户呗。”吴宗明说，一直拖到2008年年中，有拆迁户被拆迁办告至法庭，吴宗明去旁听，遇到了王家委，王家委说，“老领导，明天你过来，我跟你谈谈。”

　　第二天，吴宗明如约赶到拆迁办，王家委并不与他好好商谈，只是拿出一堆文件让他学习。

　　看了一晚上的文件，吴宗明又去了拆迁办，“王主任，我看了文件，怎么越看越糊涂呢，我看了自治区的补偿标准，又看了你们的，你们完全是对自治区的补偿标准折半处理啊。”

　　“我越想是越想不通，王主任，你们是依据什么标准给我定的补偿方案？这样吧，按照自治区相关文件中恢复原功能、原规模、原标准的原则，我不要钱了，你帮我在附近建一个原平方、原规模的房子好了，装修我也不要。”

　　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没能得到对方的同意。从此双方，谁也不找谁商谈了。2008年6月开始发生了三件事最终让吴宗明这位一直不看好上访效果的前信访办主任走上了信访的道路。

　　首先是2008年6月28日，受王家委的委托，桂平市信访办现任主任约吴宗明商谈拆迁补偿方案，谈了不到10分钟，吴宗明就接到了电话——家里的围墙被拆迁指挥部用推土机铲平了。

　　愤怒之余，吴宗明拍照取证，给王家委打电话，王的回答是：老领导，我不知道啊。

　　吴宗明觉得更为过分的事发生在三天后的7月1日，在市电力公司上班的大儿子吴显宇被单位领导电话通知不能再去上班，而是要到拆迁指挥部报到。电力公司领导说，这是王家委的意思，让吴显宇协助拆迁，但吴宗明电话打到王家委那里，王家委又说不知道此事。

　　吴显宇无奈之下去了拆迁指挥部，王家委让他学习相关文件，什么时候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什么时候就可以回去上班。

　　吴显宇在接下来的十多天内不得不每天去拆迁办报到、学习，直到吴宗明在桂平市纪委、监察局等多个部门投诉后，才得以回到电力公司上班。

　　“他们当初答应不会影响吴显宇的发展，但后来还是把他调到了桂平一个业绩很差的电站去了。”吴宗明对此不能接受，他辛酸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小儿子的前程也受到了影响。“小儿子在参加市政府行政中心招聘时希望我同意他不写父亲一栏，我说别说老子没有死，就是死了，你也应该写上，结果儿子最终落选。”

　　导致吴宗明最终加入上访队伍的是杨家飞、黄永辉等30多名上访户在2008年7月12日的一次上访经历。

　　那天，“钉子户”们得知交通部和自治区交通厅领导要来视察工程，便涌去了工程建设办。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领导明天去工地，让他们去工地等领导，还给了一个据说是交通厅领导的电话。第二天，一行人兴冲冲地在工地等了一上午，没见人影，再打电话，是空号。

　　这下吴宗明火了，“这不是欺骗老百姓嘛！”上访户们平素都称吴宗明“吴叔”，“吴叔，你懂得多，有经验，你就领着我们吧。”

　　三次上访经历

　　吴宗明决定去自治区交通厅问个究竟，他带了一名上访户上了去南宁的长途车，3个小时的长途车坐下来，让这位60多岁的老人疲惫不堪。

　　这是他的第一次正式上访，在交通厅，接访人员证实，厅里没有这样一位领导，电话号码也不是南宁地区的。

　　在交通厅，他们也有收获，交通厅给他们找来了该工程的业主——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人。从负责人这里，他们了解到：根据西江航运公司与桂平市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书，西江航运公司给了桂平市政府1亿元的拆迁安置款，该工程的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桂平市政府负责。

　　“但是政府并没有把钱都用在这上面，我们估算只是花了5000多万，其他的安置款哪儿去了？”吴宗明不解。

　　随后，他们去了自治区纪委、区检察院还有区高级法院，把反映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

　　这些材料都是吴宗明自己草拟的，但是接访人员要么收下材料，表示会转交有关领导、部门，要么干脆连材料都不肯接受。

　　“在其中一个部门，接访人员不肯接受材料，让我们回桂平找地方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处理，我一想这不是白来一趟嘛。”

　　吴宗明报出了该单位一名老领导的名字，“你知道吗，他管我叫叔！”接访人员这才收下了材料。

　　“我知道上访没用，最后还是推到下面解决，劳民伤财，接访单位只是应付一下我们而已。”但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这么多单位，总能碰上个把领导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事吧。”

　　但现实让吴宗明又一次失望了。几天后，桂平市组织政府领导大接访，吴宗明又走进了桂平市信访办接待室。

　　这是一个他熟悉的地方，还有很多他的老部下，曾经，他在这里接待过无数排着队上访的人员。

　　信访办除了门前原先竖着的大牌子变为了如今门框上访的一块小牌子“信访办公室”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来到熟悉的地方，吴宗明心情很复杂，说不出的滋味，“我没有想到我有朝一日会以上访户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

　　看到老领导也来上访，信访办的老部下也很意外，他们忙着为老吴倒茶，安排他尽快登记、排队。

　　接访老吴的是桂平市的一名市委常委，“老领导，你也来上访？”吴宗明屁股还没坐稳，对方的话就让他吃了一惊，“你认识我？”

　　原来这名领导早在吴宗明在职时曾担任桂平市某乡镇的领导，吴宗明常去乡镇检查工作，因此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我一听他这些介绍，就觉得有希望了。”吴宗明将问题一一作了陈述。“但是他劝我，老领导，现在国家需要你为了国家利益作出牺牲。”

　　吴宗明的回答与谭敬贤当初的回答差不多：“现在并不是国家让我们牺牲的，我只是在争取我的合法权益，不要混为一谈。”

　　这次接访持续了20多分钟，吴宗明感觉已经算是蛮长了，至少对方耐心听了他的意见，这名市委常委最后回复：我们回去研究。

　　这一研究就研究到了现在，老吴要反映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房屋反倒被强拆了。

　　吴宗明第三次上访是到在广州的国家土地监督广州局，他又精心准备了一份上访材料，可是千里迢迢赶到广州，刚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被接访人员打住了，让他回当地，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或者诉诸法律程序。

　　“又白跑一趟。”吴宗明忍不住骂娘，“我明知道上访与接访双方都像在走过场，但是我不去上访又不行，你不去上访，相关部门又说你没有反映问题，去了又不给你解决。”

　　身心疲惫，一次比一次失望！这是老吴三次上访的感受，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此前他接待过的那些上访户们的不易。

　　这名老信访办主任三次上访受挫后就不再对上访抱有任何希望，他决定不再上访折腾自己，尽管杨家飞们仍然坚持不懈每周到桂平市信访办“报到”。

　　但是吴宗明并没有放弃，他的倔劲儿上来了，他和杨家飞们往北京、南宁各级部门一份份寄材料，根据不同的诉请对象拟不同版本的材料，但大多杳无音信，材料转回桂平，也无果而终。

　　2009年1月7日，对吴宗明、谭敬贤等“钉子户”的强拆开始了。这是一个在吴宗明、谭敬贤看来梦魇般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幕。原本通知在上午9点开始的强拆，实际从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就开始了，上百名干警将拆迁现场戒严，推土机随后开进。

　　谭敬贤没有去现场，因为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了，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抵抗。吴宗明也没有去现场，他去找车来拉尚未运出的家什。还在半途，吴宗明就接到了电话，老伴被强拆人员从屋内强行拉出，推土机瞬间铲平了那栋老吴辛苦了大半辈子建起来的四层楼房。

　　老伴吓得大哭，吴宗明的心也死了。其实他们的遭遇比起另一户被拆迁户黄永辉已经算是幸运了。在2月，第二批强拆中，黄永辉夫妇被从被窝中揪起来，强行拉出，既是住房又作为厂房的宅子被铲平。黄永辉想反抗，被人一砖打在脑袋上，血流不止，缝合8针。

　　截至2009年4月，34户“钉子户”被逐一拔掉，如今他们的老宅上已是机器轰鸣，尘土飞扬。

　　黄永辉、杨家飞的上访仍在继续，对上访死了心的吴宗明开始寻求新的求诉渠道。

　　“报道也许比上访更有效，我向媒体求助！”吴宗明一声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