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定位

　　如果说，邺城西南30里的说法为寻找曹操墓提供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那么在曹操《遗令》中反复提到的西门豹祠则具有坐标价值。一旦确定了西门豹祠的位置，那么搜索的范围就会大大缩小。

　　战国时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今天的西门豹祠遗址也非常好找。从107国道经漳河大桥南下进入河南，不到1公里，就能看到景点指示路牌。在安阳丰乐镇东北丰东，京广铁路与107国道之间有一个1米多高的土台，曾经规模宏大的西门豹祠遗址就建在这个土台上。

　　1924年，这座西门豹祠毁于直奉战争，仅存宋、明、清、民国的4块石碑。后来地方政府为了加以保护，建造了一座碑楼，将4座石碑砌到一起。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看到的遗迹。

　　土台的面积有两三亩地大小，孤零零的碑楼面对着呼啸而过的火车。虽然西门豹祠已毁，但香火并没有断绝，附近的村民仍旧坚持着对这位2000多年前的父母官的敬仰与祭祀。

　　他们在碑楼后面，建起了几座一人多高的棚屋，棚屋中摆放了供奉的牌位。居中那间供奉西门豹，其他棚屋则被玉皇大帝、南海观音、土地公公、泰山姥姥等占据。西门豹的待遇最高，村民们用黄粉笔在墙上画了他的形象，代替塑像。因陋就简，但不失虔诚。而其他诸神则只分到了一个简单的木质牌位。

　　实际上，这些简陋的棚屋本来只是过渡场所。碑楼东侧20多米，靠近107国道的地方，村民们集资为西门豹建造了一座新祠。但由于经费匮乏，这座看起来为两层的建筑成了一座烂尾楼。从已建成的形态看，新的祠堂兼有希腊神庙的恢弘风格，祠堂为正方形，外侧设有门廊，每一侧都有6根高大的廊柱。

　　西门豹祠西南有一座大夫村。曾有人怀疑，这个村子是西门大夫祠堂祭祀者的聚居地。不过许作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安阳本地村庄多以姓来命名，“大夫”就是个古老的复姓。

　　但是，安阳、邯郸两地居民对于西门豹的祭祀从未间断，并将其称为“豹神”。而且千余年来，古邺地的区域内多处都修有西门豹祠。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至少有四五座。除了前述丰乐镇的西门豹祠外，还有临漳县仁寿村、临漳县城以及元城的西门豹祠。

　　那么曹操当初《遗令》所指的西门豹祠究竟是哪一座？

　　从目前已知的实物文献看，安乐镇这座西门豹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此时距离曹操去世只有120年。当时兴建的奠基石已经找到。但由于历史上西门豹祠曾多次毁坏后又重建，那么公元340年的兴建，可能也只是众多重建的一次，而非新建。

　　“能够提供丰乐镇西门豹祠创建年代的文献，目前只有《水经注》。”许作民告诉我们。按照《水经注》的记载，漳河在经过武城(现磁县讲武城)时是东西流向，武城在漳河的北岸，漳河水从西门豹祠的北面流过，它应该位于武城的东南方向，其东北方向是阅马台。漳河在经过阅马台后不久即改为南北流向，过邺城西，经过邺城西北的紫陌。

　　根据这样的位置关系判断，《水经注》中所记载的西门豹祠只有可能是丰乐镇的这处。《水经注》中所引用了曹丕《述征赋》中的“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那么曹丕在东汉末年所看到的西门豹祠也肯定就是丰乐镇的西门豹祠”。许作民说。

　　而这个关键地标，也恰好符合了《元和郡县图志》的描述，“县西十五里”。如果此西门豹祠确为曹操立遗嘱所提到的地标，那么他陵墓的范围则缩小到了漳河以南、丰乐镇以西的地带。

　　除了西门豹祠外，另一个重要关键地标则为鲁潜墓志的出土地。这块墓志一下子把包围圈缩小到了方圆一两公里的范围内。这块墓志就出土于西高穴村西北角的砖窑厂，距离曹操墓的距离为1.2公里左右。

　　村民徐玉超的家就在西高穴村的南口。新年前后，他的家每天挤满了记者。12年前，鲁潜墓志就是被他挖出来的。

　　从1991年开始，徐玉超和妻子承包了村子西北的一块无法耕种的台地，用来取土烧砖。他向我们回忆说，1998年4月的一个傍晚，为了第二天制砖坯用土，就在起土的陡坡上放了一个土炮，把土炸松。当徐玉超用铁棍向下撬土块时，发现距离地面一二米的坡上有一个石板埋在土里。他把石板捡了出来，擦掉泥沙，发现上面有字，就把石板带回了家里，20多天后交给了文物工作队。

　　鲁潜是赵大仆卿都尉，正三品官员，属于朝廷的重臣级别，他死于公元345年(后赵建武十一年)，比曹操晚125年。这块墓志为青石质料，长30厘米，宽20厘米。墓志文字为14行，120字，字迹清晰，字体为工笔隶书，笔法纯熟，清秀俊逸。

　　令人震惊的是，简短志文提到了鲁潜墓距曹操陵墓的方位与距离：“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很显然，鲁潜墓选择了高决桥和魏武帝陵园两个实体建筑作为参照物。高决桥的位置目前还无法考证。但最直接的判断，曹操陵园应该在鲁潜墓东南不远处。后赵时期，一步为5尺，每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4.5厘米。简单换算，从鲁潜墓的“明堂”向南走约306米，再向东走约53米就能到达曹操陵园的西北角。尽管曹操陵园和曹操墓地未必在一个地方，但位置不会相差太远。

　　潘伟斌认为，这个墓志至少提供了这些信息：曹操陵墓的位置应该在漳河南岸，鲁潜墓的东南；高陵应该设有陵园，而且相当大，周围应有护城河或围墙之类标志范围。陵墓之上、陵园之内应有享堂之类的建筑，也许由于曹丕的毁坏，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但是至少其地基遗址应当还存在，而且在后赵时期还相当清楚。

　　2006年到2007年，潘伟斌曾对鲁潜墓志出土周围进行过考古调查。他发现这里地势西高东低，在位于西高穴村500米，距鲁潜墓志出土地东南约80米处有一高台地。高地向东南约300多米的地面上，曾发现有大量东汉时期的大型板瓦和宫殿建筑门上的铜泡钉，证明这里在东汉晚期曾有宫殿式的建筑，也许这里就是墓志中所记载的“明堂”。

　　遗憾的是，至今鲁潜墓并没有被找到。也许在村民取土烧砖时被毁掉，也许还在地下，而墓志被盗墓贼取出后遗弃。但曹操墓的地理线索已经被缩小到了西高穴村附近。

　　解读考古证据

　　地理线索只是确认曹操墓的必要条件，而考古证据则是解开墓主人身份谜题的充分条件。

　　目前被确认为曹操墓的2号主墓，已处于清扫扫尾阶段，不太可能再有新发现。在近一年的发掘时间内，考古队先后从墓穴中发掘出了250多件文物，包括铁甲、铁剑、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刻铭石牌等，确认墓主人身份的最直接依据便是墓葬中带有文字的文物。当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身份的确认就是根据出土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此次曹操高陵能够在短期内确认，与刻铭石牌的发现密不可分。

　　“我们最先发现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那块石牌，当时先是出来小石牌，上面露出半个魏字，逐渐往下清理，魏武王几个字全出来了。”潘伟斌回忆道，“这是7块圭形石牌中最为完整的。上面附着的泥土我们没有清洗掉，特意留下来，准备以后展出时，能让大家能有最直观的感受。”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看来，这些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最为确切的证据。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后，追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出土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圭形石牌上的‘魏武王常所用’恰恰印证了曹操的《遗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韩国河对本刊分析，曹操主张薄葬，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8件石牌都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常所用”就是曹操平时所用之物，“殓以时服”就是入殓时穿平时的衣服。曹丕在入殓父亲时，完全遵照了遗令，随葬了曹操平时所用的大刀、大戟等兵器和随身饰物，并特制了圭形石牌，其他任何一个帝王墓中没有“常所用”这种说法，文献上也找不出有人用过这种说法。这也印证了曹操主张薄葬的要求。

　　虽然是薄葬，但墓制规格相当高，甲字型大墓，前堂后室，各有两个耳室，墓室四面穹窿，中间有甬道相通，前后室顶部为四角攒顶，甬道为砖券拱形顶。前后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墓室最深处距地表16米，属典型的深埋墓葬。整个墓室所用的砖石为4种特制的砖石，而且在墓室周围和室内均未发现一块多余的砖石，数量精确，做工精准。专家推断，该墓室是建造前经过长时间的计划、设计的特制墓室。

　　在挖掘中出土长28.9厘米，宽7.4厘米的石圭，有专家认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圭。潘伟斌说：“在东汉时期，在这个地方除了魏武王曹操外，没有其他王侯墓葬，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然而王侯一般用玉圭，为何在曹操的高陵里却出土的是石圭？潘伟斌认为，这证明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是真实的，曹操临终时曾有遗令“无藏金玉珍宝”，因此他所使用的礼器如圭、璧均以石质圭、璧代替了。这件石圭显然是在曹操死后专门为葬礼设计和打造的，这恰恰符合曹操的身份和他的薄葬思想。

　　“就魏晋而言，薄葬的特点，一是短丧，二是不封不树，三是明器减少。”韩国河告诉本刊，“这三点在曹操高陵墓上都有体现。”所谓短丧，就是缩短服丧期限，魏晋时，多短至3日，甚至有“朝死夕葬”的例子。不封不树就是尽量减少地面建筑，秦汉时盛行的庞大陵园、神道、寝殿、树木，甚至封土等都被禁止了，从表面很难看出陵墓所在。明器减少后，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就很少发现金属珠玉等随葬品了。不过，魏晋时期的薄葬制度并不彻底，三国时期，曹魏多讲薄葬，吴蜀就较少涉及，到了两晋时期，京畿地区多讲究薄葬，边远地区就较少涉及，并且从曹魏到西晋再到东晋，薄葬逐步减弱，厚葬逐步回升，及至隋唐时，厚葬就再度风行了。

　　随着挖掘继续，惊喜再次出现。在挖掘到后室的时候，潘伟斌清理完表层的泥土后，出现了一些呈梯字形、穿孔的刻铭石牌。“这些石牌上面的文字记录了陪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其实说白了侧室就是仓库，这些石牌就是起记录作用。”潘伟斌说，这些石牌考古上叫“遣册”，是古人在丧葬活动中用来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册，春秋战国大墓中就出土了很多。不过以往所见遣册多为竹木做成。这类形制、质地的应为首次考古发现，也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

　　“除挖掘出土的这些石牌外，警方从盗墓分子手里追缴回另外两件重要的文物。”潘伟斌说，“一个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的石牌，还有一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郝本性曾将追缴回的这两件文物与出土文物进行过对比。“我看过，它们在字体、材质上一模一样。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可能造假。”郝本性很肯定地说，“石牌刻铭文字的字体均为东汉后期流行的隶书字体，俗称‘八分’，由早期汉隶演化而来。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楷书。因此，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从汉字书体特征、铭文体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再从这些文物的形制、制法观察，尤其是从铭刻随葬用品名称所见内容的角度分析，绝无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慰项石’不是通俗用语，包括那些铭牌上的许多文字，很多文字连专家都感到古拙拗口，造假者又怎么可能懂呢？”郝本性拿出了一本翻印有当时标准字体的《熹平石经》，让本刊记者与照片上刻铭石牌进行比较。

　　最早让潘伟斌确定这极有可能是曹操墓，而非衣冠冢，是在2009年10月底的时候，在前室门边发现头骨。但这个最早令他和大家兴奋的事情，到了后期开始困扰他们，因为迟迟不见其他遗骨。直至12月27日北京新闻发布会召开后的一天，墓葬进入清扫阶段，才发现了散落在墓室各个角落里的遗骨。

　　“这肯定是盗掘后的结果，至于什么骨骸是盗墓贼留下的，完全是无稽之谈。”刘庆柱对于现在广泛提出的用DNA的方法检测，分析认为：“进行DNA比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DNA样本极容易受到污染，而且DNA会随着时间逐渐分解，DNA取样是有要求的，现在要跟曹操家族成员作比对，那只能找曹操的母系这一支，但是安徽亳州曹氏家族墓里出土的骨骸大多是父系的，这个事情有难度。”

　　遗骨挖掘完后的初步鉴定，属于一男二女3个个体。男性的头骨比较粗大，颅骨壁厚，结节发达；女性的头骨比较小，外部比较光滑。鉴定年龄主要靠牙齿磨损和颅骨缝的缝合程度。经鉴定，男性在60岁左右，女性一个20岁至25岁，一个50岁左右。论证组的专家表示，在没有见到更多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年龄大的遗体为卞王后的可能性比较大，20多岁的女子身份却不好认定，也可能是卞后的侍女。古代侍仆为了对主人表示忠诚，也有自愿同死的，种种疑问只有等待进一步的论证后才能确定。■

　　(实习记者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