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工程师的内心世界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升学事业。”武汉市一位中学校长的话道出不少教师对当下教育的反思，但是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名教书匠，多数教师却无力改变制度与社会的缺陷，当下大行其道的应试教育所戕害的，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这一点，湖北省汉川县城关中学，一所中国再普通不过的县城初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也极具代表性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湖北武汉 汉川

　　教育者的开场白

　　“你看我们的武大附中，为了提高升学率，本校有校长人选不选，到天门市找了一个搞应试教育的行家来当校长。这位校长到任后马上从农村招来一批穷学生，不收学费，提供奖学金，只要他们能考取大学提升该校的升学率。堂堂大学的附中，都到这个程度了，社会基层的基础教育也就可想而知。”

　　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公寓内，老校长刘道玉的目光投向窗外，数次敲击着桌面。

　　10年前武汉市教委举行的一次谈素质教育座谈会上，老人也是这般直言：

　　“素质教育一直是叫得震天响，而应试教育硝烟弥漫。在教育学里，没有比这两个词汇谈得更多又理解得最少。很多地方，很多学校都在不断地介绍素质教育经验。我想请他们凭良心出来说一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搞了素质教育？考一考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应试，什么叫素质？我看都是在说假话。现在的情况是基层的基础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好，素质教育推展不了，应试教育里的唯升学率又纠正不了。”他的一番话致使全场哑然，一位湖北省副省长正坐在台前。

　　“教育局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校长书记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和记者谈及关于教育制度改革、应试和素质教育、课改等敏感问题。”

　　在湖北省级重点中学武汉东湖中学校长办公室里，王才建双眉锁起，不愿就此话题与记者深谈。2008年年底，他还在《现代教育报》上发表了《如何在课堂上实施素质教育》的文章。

　　稍作平息后，他才沉声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升学事业。教育本来是全面教育人的，现在是高考怎样搞，我们就怎样做。”此后他便不发一词。

　　曾任国家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组长的王加绵教授建言，“建议你去寻找一所县级城市的窗口初中学校。去倾听那里的校长、老师最琐碎的所思所想。从中你能感受到在基层，基础教育的某些实质。回头再来谈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

　　校长的担忧

　　汉川市城关中学和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县级市一样，并无特色。这所当地的老牌初中除初三部设在市内的西湖路上，其本部坐落在仙女街的市井地段。簇拥学校四周的，是吃吃喝喝的大小餐馆、油兮兮的早点毡篷，小马路上的三轮车响，商店里的广告叫卖声顽强地唱至下午，不绝地传入校内。

　　校长胡继熊，40余岁，镜片后的眼神不徐不疾。20多年前，他从孝感师范学院毕业，从普通老师一路升至一校之长。他的身后现在跟着30名中层干部，百名教师，千名学生。

　　“我以前做副校长时还好点。做了校长后，我感到让校长安安静静坐在学校里，很不容易，很多事情很复杂。”他发自内心地感慨。

　　作教师心理咨询时，曾与校长们打成一团的王加绵透露，这些窗口中学的校长们，往往精力不能投放在教学上，而是疲于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

　　但凡到了中考时，校长们的手机一律关闭。只有极个别的朋友能找到他。也有人说，他们这时会收到某人捎来的纸条，如果纸条是铅笔或圆珠笔所写，校长就打哈哈不予理睬。如果是钢笔或红笔批示，他们心领神会，格外认真。

　　“生源数量下降后，有些情况自然少了很多。”对于王加绵的说法，胡继熊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学校在高峰期能招生1700多名，如果不是校长把控，“压都压不住”，今年却只招了700多名。

　　眼下，他深感头痛的不是生源量，甚至不是学校的经费问题。“我担心的是师资力量。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一个老化，一个懒化。”

　　在汉川教育界流传着一句话：哥哥姐姐教高中，叔叔阿姨教初中，爷爷奶奶教小学。

　　华中师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周洪宇说，基础教育改革首先在师资，教师无论就其数量与质量，还是知识结构都要合理。然而，配备需要有编制，政府在这方面管理得非常严格。“教师是教育的重要资源。现状却是小学教师过剩，初中持平，高中缺少。”周说道。

　　1990年代中期，汉川新办4所高中，市教委将城关中学一批年富力强，师专毕业的教师调走，未再管它。

　　随后，应试教育、唯升学率教育愈演愈烈，“外省学校挖本省，本市学校挖周边”，陆陆续续，城关中学被挖或自动调职的优秀老师又流失了一部分。

　　以胡继熊的年龄为界，中年老师占这个学校编制的20%，直接从专科或当地电大毕业，来到学校的年轻教师不足20%。全校英语老师加起来，仅有一名是英语专业毕业的。

　　“我是20年前分配进来的。从那以后，年轻老师进来得蛮少，有的留都留不住。老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代沟，暮气沉沉。”晚上8点，结束一天课程的数学老师张连娇面容憔悴，她大声直率地说道。老教师在学校里占据60%的编制比例，多数学历偏低。

　　教师的抱怨

　　“胡校长说不愁钱，那是他不愁学校的钱。去年城关镇政府划拨给我们一笔钱，让我们维修了学校。他本人工资能拿到两千多。这并不代表教师们不愁实际待遇。”饭桌上，管后勤的干部刘兵大快朵颐。

　　刘兵自恃家中际遇不错，不然靠每月工资卡上的1300多元，日子怎能过得滋润？

　　“这千把来块还是3年前稳定下来的。更早以前，教师的工资要从学费里凑。有些老师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长年依靠他的微薄工资过活，又带毕业班，又是子女升学。”刘兵摇了摇头。

　　“我老公就没有工作。一个儿子正准备考大学。上面还有个80多岁的婆婆要养。”声线沙哑的周丽是初三(9)班的班主任，生活闭塞单调，工作与生活的重负让她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

　　城关中学的老师们晚上回家，路过条件更好的市实验中学的大门口，看到接送的私家车车水马龙，不免心生不平。

　　“学校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家庭背景好的学生都上了他们那里。政府教委扶持的不是我们。我们的学生家里要么是从乡上转到街上，要么是父母双职工下岗，外出打工，要么是家庭收入微薄。家长一方面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一方面又要谋生，没有能力管自己的孩子，仅仅能顾到吃饭的嘴巴。学校也想孩子们考得好，这样一来，不仅他们的前途有了，学校也能提高声誉引来生源。几头的担子最后都落在老师的肩上。”

　　班上有男生染上网瘾了，有女生早恋了，自己的家庭琐事，一桩桩一件件地缠着周丽。

　　不过她仍深深地理解学生们，“他们苦啊，正在发育期，一天学十几个小时，做作业做到转钟，生活很枯燥。我们不能再犯过去教育的错，生硬地对待孩子的思想感情，又不能不顾他们的学业。”

　　她直视现实的残酷，“初三是一道坎，全班58个孩子要是这道坎过不去，未来的生存空间只能越发窄小。”

　　课改也令周丽们百思不得其解。江凡平等一批数学老师说，数理化进行课改后，书本上的习题是简单了，但如果不是额外加大习题量和增加补课量，学生们哪能通过真正的中考？

　　“我看素质教育都是唬人的鬼话！什么加音乐课、画画课，在乡镇，素质教育根本不可能落实。我们这里老师的英文水平差，所以要牺牲孩子们的体育课去补课。开学这么长时间，他们连一节体育课都没上过。还提什么素质教育？我们的孩子生来只有一条路——鲤鱼跳龙门。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一样。”周丽望着操场雀跃欢呼的生命，陡然间忿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