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焦虑症困扰的老师

　　“朋友都说我屋头有个垮脸先生。”王云兰守着店铺，温和地聊起了自己的先生刘一粟。刘在城关中学教数学，这学期坚决辞掉了班主任的工作。“不做班主任后，脾气变得好了些。往日里，我在屋头弄个饭，巴不得等他回家一起吃。他一回来就把脸丧到，我最怕他这个样子。”

　　刘一粟年轻时不想教书，只因家境困难，迫不得已，教书一生的父亲逼着他考了汉川中师。人生抱负不能得以施展，注定蜗在乡镇里教书，这是他心头的一大郁结。慢慢地，他将重望寄托在学生身上。

　　他引以自豪的是，“我带过最差的班，毕业时这个班考了全校第一。学生们在路上亲热地冲我叫‘一粟哥’，把讲给我的话写成纸条，一张张塞进瓶子里送给我……”

　　“没想到去年我带的班太差了。我教书30年了，是不是读书的苗子，一看就知道。”

　　同一数学组的张连娇说，老师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儿女与所教最优秀的学生相比。刘一粟年近半百，偏遇学生不上进，儿子又考试不如意。

　　这点让王云兰眼泪婆娑，“他觉得儿子考了个三类大学，没有为他争气。他人是很好的，就是气头上说出的话生硬得不得了，堵得你心里难受半天。”

　　刘一粟断定是学校人事关系复杂，自己不谙此道，才把最差的班交给了他。

　　2004年，针对全市所有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状况，武汉市教科所组织过SCL-90心理健康量表测试，“情况表明初中老师心理压力最高，高中老师次之。”此外，中青年教师焦虑得分指数最高。

　　产生压力的因素除人际关系紧张、家庭情感纠纷外，“主要来自整个基础教育的重荷，老师是直接承受者。社会的期望，升学率以及它带来的学习要求，包括从早到晚，老师陪着学生无休止地学习等等，这种压力确实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

　　说话者是武汉市中小学教师心理工作室江南点负责人石小林。2008年11月，该工作室由武汉市教育局主持创办，武昌与汉口两地分别设了江南点与江北点。

　　江北点负责人张国成说，焦虑症状严重的教师，已呈现躯体化病症与神经症表现。他们通常肠胃不好，睡眠不佳。严重者的干群关系已恶化到极端敌对偏执、需要进行专业精神治疗的地步。

　　2007年年底，武汉市某区教育局再次组织问卷调查。小学到高中共305位老师，其中145人称不愿担任班主任。在回答“您认为许多老师不愿当班主任的主要原因”时，有160人表示：现在的学生不好管理，而家长又不配合；166人表示，学校给班主任的压力太大，工作太繁杂；177人表示班主任待遇低，与付出不成比例。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武汉江岸区教委人事科科长张专江重复着这句话。

　　可是面对“县镇乡村教师的心理压力将如何解决”时，他只能抱歉，武汉教师心理工作室尚且乏人问津，至于何时辐射到周边城市，为乡镇教师进行心理咨询，他们不得而知。

　　“估计实行了绩效工资以后，县级教师的压力会有所缓解。绩效工资的整个概率根据划分，农村教师还要高于我们城市教师20%。” 张专江想了想，补充道。

　　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我们老师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绩效工资，结果一算才涨了百把元。你看看我，我才45岁，头发都白了。”城关中学初三部，屋外晨操刚刚结束。简旧的校舍里，胡敏华扯住自己的一绺银丝。他是初三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

　　班主任每天的生活两点一线：早上5点起床，6点赶赴学校开早课，中午1点快速解决便餐，晚上6点半等待任课老师到堂，方能离校。每天，周而复始。“身心俱疲。”胡的口吻貌似平静，双肩耷拉。

　　他用心计算过，虽说汉川是县级市，但消费水平不比武汉低。教书20年了，每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女儿快升初中了。“劳碌一辈子不过混个养家糊口。”

　　“我们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上课铃拉响后，他挟起课本急忙起身，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我。

　　“我们这里的个别老师心理存在问题，他们自身还没意识到。”城关中学校长胡继熊靠在背椅上仰头发叹。

　　每年，老师的年终奖金是两三百元。分得不均时，有人烦躁地跑到他办公室，痛苦地说，少拿钱是对自己一年工作的全盘否定，恨不得马上死了好。

　　“才少了100块钱，你说好大个事嘛？”下属的偏激让他目瞪口呆。

　　尽管如此，城关中学比起农村学校无疑强上许多。令胡继熊欣慰的是，学校里还没有老师在外搞补习赚取外快。

　　“搞补习的在职老师，没有一个敢挂牌的。”傍晚时分，在汉川小天桥附近的新华书店门口，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口称。他自称汉川市某重点中学的在职老师，刚刚评上了中高职称。

　　“去年9月份上面来了文件，如果查到哪个在职老师在外搞补习，不但扣除工资福利，连职称都不保。所以我不能把学校名告诉你。”

　　接下来他自报身价，擅长数理化，精通奥数，每次补习收费是一小时30元。“不过，第一次补习地点必须您来安排，这是对我们双方的考察。”他红着脸强调。

　　“老师的特点是清高。他们在外搞补习也是迫不得已。他们讲了一天的课，人累得要死，还要在外继续讲课。如果有钱，谁愿这样搞？”小天桥上的一家补习班里，一位年轻老师坦承。教室里10岁到13岁不等的孩子们，眼睛圆圆瞪着，齐涮涮地投向窗外。

　　这时一个家长打进电话，他操起手机粗着嗓门：“我这里平常一小时30元。如果您的伢基础太差，特殊情况是一小时50元。我姓X，我就是城关中学的在职老师，您只管去打听。”

　　奥数与升学率

　　“考试也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管城市农村，哪个家长不想自己的子女通过考试一举改变命运？”神情淡然的刘嘉是武汉市明心资优教育中心的校长。

　　刘嘉在武汉三镇已有学生5000人，以培训奥数为主。一年分别在春秋两季为学生们开课。一周晚上开一次课，一小时收费60元。

　　自1992年创办第一家培训学校始，其间，“教育部屡次下文禁止开设补习班，禁止奥数补习。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市场需要，现代应试教育的需要。”

　　“如果学校每年招生1600名，那么其中150名学生是靠‘摇号’走运抽中就近入学。另有1300名学生的家境非富即贵，他们根本不在乎高额的学费，点名要上该校，因为学校抽调本部大量的优质师源。剩下的150名学生又是靠什么进一个好初中？——靠的就是奥数！奥数的成绩是这些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们能进入优质初中的敲门砖。奥数起码为他们多提供了一种可能。

　　“择校预示着升学率，升学率直指就业率，就业率的背后，透视的是社会等级的划分。所以我常说，农村的孩子靠考试走出来的，靠的是一种天赋，上天赋予的命运。”

　　“中国的整条教育链上有4股力量形成了强大的现行教育的社会基础，让人动弹不得。第一股是我们的行政领导部门，第二股是我们的学校，第三股是学生，第四股是学生家长，他们价值观是一致的。只要升学率上去了，教育行政部门便有一种政绩感，学校有一种业绩感，学生有了荣誉感，而家长则是回报感。”刘道玉分析道。

　　“在任何一个区里，教师的编制占有一半，这意味着教育开支占区开支的一半。如果升学率不高，区长面上无光不说，老百姓都会质问他，好的生源在你那儿，你花了那么多钱在上面，你怎么当的官？所以没有官员不在乎教育。”

　　周洪宇为“升学率与官员政绩挂钩”的说法略作辩解。他曾任江岸区副区长，分管基层教育。不过，他话锋一转，意味悠长：“在所有改革里，教育体制改革步履艰难。难就难在它涉及到人，它的改革核心是人，它直指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