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不简单

　　文/水风

　　民意的历史，伴随着国家的历史。

　　3000多年前，周厉王“杀人止谤”，说的就是堵塞民意通道引发国人暴动、暴君被赶下台流放出去的故事，并从此留下一句“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千古名言。中华大智，知易行难。几千年之后，时人犹有“言塞湖”之警，不免让人感慨成长的艰难。

　　然而世界毕竟已不同。30年来的思想解放，让权力走下神坛，也是唤醒民众心底深处权利意识的过程。偶像的黄昏之后，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精神的勃发，我们正在迎来——

　　民意时代的青春期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人总结出的民意和执政的关系，可谓是通古今之变的政治智慧。梁启超则进一步将历史人物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刚打天下时，要否定或质疑流行于世的“民意”以突显自身灼见；打完天下，创造民意以推行施政理想；天下太平后遵从民意，不可独断独行。

　　不过话虽如此，民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混沌期。古代天子代天役使万民，官吏代天子牧民，老百姓只是牛羊，根本没有话语权和表达空间，以致民怨积聚，发展到最后总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带来历代王朝兴亡政权替代的轮回。

　　当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以“一条新路”作答，即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方从根本上结束了民意几千年来被压制、被践踏的命运，民意获得了新生。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顺应民意就是天经地义。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传统包袱太重，历史惯性太强：精英治理思维的桎梏，封建等级观念之流毒，还有曾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使得不仅一些政府有“老爷心态”，很多老百姓也怀抱“子民意识”。民意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处于一种不自觉的低迷状态。

　　民意长期的蛰伏，反倒使不正常成为正常，职责当成了施恩，分内之事也被歌功颂德。报纸上看到民众下跪感谢政府的新闻，想想中国人民都站起来60年了，还要向公仆下跪，谁的悲哀？

　　不过，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这10年，民意进入了青春期。它就像一个年轻人，不够成熟但是活力四射，有些莽撞但是勇气可嘉，以恣意汪洋之势奔涌而出，越来越深地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与之同时，执政者也越来越认识到民意之重要。

　　如今，民意在政策出台、干部升迁或问责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赞不赞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衡量标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言行一致，有些地方不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意，而是利用民意、编造民意，将其当作敷衍公众和谋取政绩的“道具”。

　　比如媒体公开曝光江苏几个县为小康达标进行的民意造假，给村民发电话调查问卷的“标准答案”，让小学生放假回家专门答题；再比如一些地方官员用“情景设置”和“群众演员”将上级领导与群众隔开，让其听不到真话，也了解不到基层的真实情况。这样的事件并非鲜见，甚至已经成为公开的潜规则(详见本刊2009年7期《基层接待政治》策划)。更有甚者，如前不久薄熙来在一次讲话中所说，“一些地方都逼得老百姓到了开胸验肺、断指自清的地步，还一边闭着眼睛在自己的脸上贴上亲民、爱民的标签。”

　　一些地方和官员为民执政理论不差，声情并茂的表态不差，差的是尊重民意诚意和行动。网络流行的“被××”，就是民意对民意被扭曲、被利用现实的嘲讽。那么，谁能表达真正民意——

　　网络何必独领风骚

　　民意，就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意愿。人民是个政治概念，过去专指被统治阶级的劳苦大众，而现在，人民几乎涵盖所有。因此现在说的民意，更多是从政府和公众不同视角的区分，与官意相对。

　　中国有13亿多人民，那么究竟谁能代表民意，谁来传递民意？法理上来说，最有资格最能代表的当然是人民代表。宪法规定，人大代表代表民众参政议政，表达人民的诉求，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我国平均每24万城市人口和每96万农村人口各拥有1位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有2987位，但其中官员占了大半壁河山。2005年的数据是占70%。这个问题敏感，现在也不再公布具体数字了，近年来虽然有微调，但基本构成格局估计还是没有变。

　　官员代表太多被置疑，不是说官员们的能力素质不够，而是因其“只缘身在此山中”。去年全国人代会小组讨论，钟南山就放炮，“我们开会，10分钟发言，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其实大家也理解，谁当着顶头上司说不是？

　　一直以来存在的“哑巴代表”“板凳代表”，其履职能力备受诟病。现在又多了些“炒作代表”，靠“恢复繁体字”、“改人民币为中华元”等雷人提案来争夺眼球，真正的国计民生、社会热点反倒被冷落。虽说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两会提神不少，代表总体也在进步，但总的说来，对人民代表的现状，民众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现在的选举形式下，谁让我们只是“被代表”呢？

　　论及民意表达，现代社会离不开传媒。在我国，传统新闻媒体以社会公器的公信力，作为政府和公众桥梁，在民意表达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些年来，传统媒体在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也越来越关注民情民生，注重民意表达，特别是通过与网络新媒体互动，共同推动社会热点事件的解决。

　　但目前传统媒体存在的问题是，一是隔山打牛，异地监督火热，本地之事沉默，不远千里刨根问底，对咫尺之事却无能为力；二是炒作跟风，过分扎推一两件热点事件，跟风炒作不厌其烦，而之外大量的“问题盲区”却无人问津。一句“穷也要穷得有新闻性”，就道出了冷酷但客观的现实。虽然有的问题也不是媒体自身能解决的，但大量的民众声音尚不能通过新闻媒体表达出来，却是事实。

　　在正式的表达和代议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自由、开放、虚拟的网络便承载着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网络民意成为非主流的主流。它以3.38亿的网民为土壤，成为引领舆论走向、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2009年，网络问政成为中国民主政治一大亮点。

　　虽然网络言论不见得都是民意的真实表达，一边倒的声音也未必就正确，如杨佳案中一些网民对暴力的歌颂，就非常偏激和非理性。而“胡斌替身”和“艾滋女”等网络造谣事件的出现，更加让公众对网络世界多了一份审慎和理性。但假新闻背后的真问题，仍然是值得当政者认真思考。尤其是在当前民意表达渠道还受限的语境下，网络作为“言论广场”的优势仍然无可比拟——即使你并不认同网上的大多数意见，但你总还能找到一个代表自己的观点。

　　谁来表达民意，这的确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能够真正履行为民代言之职，各个阶层群体的声音表达能够畅通无碍，传统媒体能真正发挥“人民喉舌”的功能，网络民意也就不会如现在般独领风骚了。正因如此，民意——

　　且莫轻言胜利

　　一些官员很困惑，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好过，为何民众还那么多要求，那么多不满？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时代不同了，民意亦在与时俱进。贫困求温饱，乱世祈太平，现代民意则有了更高的期待：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廉洁高效，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不过，在现在社会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立场不同，利益相争，民意也不只有一种声音。工人农民的声音反映了多数民意，经理老板企业家的话也是民意的一个组成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可以代表民意，如此意见纷纭，甚至可能出现相互间打架的情况。几年前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非常典型。如此，方有主流民意之说。

　　多元民意如何取舍，何谓主流？对于决策者来说，就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复杂的运算题，过程至关重要。决策要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又不是实现多数人的暴政；既要保护每个群体的基本权利，又要体现科学和效率。因此决策者所要做的，不是自作主张地偏听某一种声音，也不是想当然地将某种声音当作主流，而应该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对不同的民意进行整合，在公开、公正的标准下进行公开透明的博弈，以这样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尊重。

　　但现实中，我们尚未建立起这样公开透明的民主决策机制，民意的参与还不得其门而入。虽然也有听证会、民意调研等，但往往有其形无其实。政府采纳哪个主体的民意，倾向于维护哪个主体的利益，既体现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搏弈(多为暗箱操作)，也在于政府自身部门利益的考量，包括具体官员对个人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计算。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自身利益和强势集团的利益可能取代公共利益，让广大民众徒呼奈何。

　　高房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关于房价已经民意沸腾，但历来政府抑止房价的措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让老百姓刚刚看到一点降的迹象，一些地方政府就纷纷出来“救市”，房价又很快掉头一骑绝尘，又让老百姓的心坠到了谷底。不单房价，类似在电信资费收费、油价涨跌、又或者个税起征线等事关公众的政策上，感觉政府更多地坐在强势利益集团一边，而不顾多数民意的沸反盈天。

　　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民意针对一件具体典型事件的作用效果不错，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新近的内蒙检察长豪车事件，一逮一个准；但在影响决策上似乎力有不逮，比如以上所列；对于体制性或制度性的问题几乎就是束手无策，如公开政府“三公”消费和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民意若不能真正影响决策进而产生制度性力量，久而久之，就只会成为众声喧哗后的一地鸡毛。

　　处理一个人容易，解决一个问题难。周久耕倒了，官场奢侈浪费之风仍未绝，最多不过穿上一件马甲。精确点杀与整体无力的现象并存，说明民意力量的脆弱和不确定性。只要问责的压力仍然来自于上级领导，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意的胜利。

　　善政，是善待民意之政，亦是善用民意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