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兴养立教为己任的村落自治

　　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有着健全而发达的乡村自治系统。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

　　清同治年间，尽管尊师重教在培田已蔚成风气，但延请先生，赴县、省、京应试毕竟是一笔可观的花销。族中一些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无力负担，被迫弃学务农，或外出经商。当时族中虽有义仓，用来救荒济贫，但尚未有义学。族人衍庆堂五亭公考虑到“吾乡虽有义仓，而实业无多，恐形支绌，且有养无教，尚留遗憾”，遂慨然表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未及实施便赍志以殁。其夫人遵其遗命，捐出村北苦才坑内良田30余亩，充作义学资金，称为“经蒙田”。其后，村中3位家资富有的族人吴华年、吴震涛、吴拔桢相继仿效，“立捐义仓义学田字据执照”，并郑重声明：“永为族中义学公用，不得别用”，以“期望教养有资，人才辈出”。

　　这两代吴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为培田村兴养立教奠定了物质保障基础，并且也起了表率作用。在培田村吴氏家族的不同支派中，均有专门用于文教与科举事业的族产。例如，十七世南村公派下五大房，在分家之计专门设立了“经蒙田”，每年共收田租稻谷30担。南山书院每年的经费便是由南村公祠承担的。全村最多时义学田年收租谷达6000担，用于放贷后年年生利，本金不动，为兴养立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培田族绅吴爱仁在其所撰《苦才坑经蒙田说》中说：“有志之士，不亟亟成其名，惟孳孳苦其学；学已苦而才自成，才已成而名自成，此理之有必然者。特是人自中材已降，类不能无终窭之嗟；枵其腹而诵，声如金石者有几人哉！此苦学又不可无资助也。”这番话道出了培田人倡立此举的良苦用心。据族谱记载，当时培田村的义田分为：祭田、经蒙田、秀才田、婚田、流税田、义田。对此，培田村《南邨公尝租跋》中这样解释：“祭田者，所以敬祖宗也；婚田者，所以绵子孙也；流税者，所以济衣食也；经蒙田，所以笃栽培也；秀才田，所以嘉上进也；义田者，所以宏奖赏也。不宁惟是有祖宗而后有子孙，有子孙而后有衣食，衣食而后有栽培，有栽培而后有上进，有上进而后有奖赏。六者有相循之义，无可缺之。”在今天看来，正是这样一个有机的循环系统维持了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明。

　　培田人对于兴养立教的考虑可谓周详之至。清代后期，为便于族中学子上府治汀城(现长汀县，当时培田属长汀)应试，培田吴氏族人在长汀先后修建了八四公祠与南村公祠，为培田学子提供一个赴考的栖停场所。福州与培田相距千里，“大凡赴省、乡试者，赁屋艰难”，村中两位族人吴泰均、吴昌同又共同捐资在福州购屋，辟为“吴氏省垣试馆”，不仅培田吴氏子弟，一府所属“八邑之凡姓吴者”，赴省应试，一律免费提供食宿。

　　为了使兴养立教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培田一代代吴氏家族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清后期，经由十九世引斋公诸兄弟牵头，重新修订了助学奖励制度，其中对经蒙田的奖励分配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每年收入得若干份匀给。入馆者收一份，入经馆而与考者收二份。入经馆而不与考者，只收一份；与考而不入经馆者为师设馆亦收二份；有先捐监职，而复考童试者，既以监职收租，即不得跨收馆租谷。庶息纷争，以昭平允。”新修订的制度还把在学无人、捐纳无人也纳入了考虑，做到“本末兼该，先后不紊乱，一切章程，了如指掌”。新修订的制度除了对参加庭试、乡试、会试的学子给予奖励外，也还奖励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会试的成绩突出者。如：

　　文武乡试每贴闱费银三两五钱正；

　　文武会试每贴闱费银50元；

　　文武举人每贴花币银100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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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榜眼、探花则可得奖励花币银200元正。

　　彼时1元可买稻谷180斤。

　　尤为难得的是，培田村民不固守陈规，“因时变通”。清末光绪年间“创行新政，停科举、立学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培田村随即拟就适应形势的《续议新章》，开列出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留学各等奖学金。另外，对于族内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留学的毕业生，分裔资谷或春节祭祖分猪肉时，按1∶2∶3∶4∶8的比例分配。这种奖励制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

　　学而优则仕和乡土教育两者并重，相互交汇、融通

　　一个世纪过去，如今，当你在村巷中徜徉，你仍然可以看到培田村当年兴养立教的斐然成就：那些幸存下来的布满沧桑的牌坊、门楼、匾额、旌表、楹联……仿佛在无言地印证着一段历史，并在你心中勾勒出百年前一个中国南方乡村的人文图景。

　　而这幅图景的色彩之斑斓无疑会令你感慨。

　　在培田村，村中的地坪与街巷全部用鹅卵石铺成。当年的工匠们不但懂得就地取材，并且还利用鹅卵石的不同色泽与形状，镶嵌出各式各样的花纹与图案，如“鹤鹿同春”、“双凤朝阳“、“如意结”等，图案的华美雍容与鹅卵石的质朴天然亦“文”亦“野”，清新而别致，显示着士大夫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自然融合。

　　村中的每一幢院落都冠有堂号。如双灼堂，取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继述堂取自《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务本堂取自《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此外还有敦朴堂、济美堂、三让堂等。在这些院落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量楹联。如继述堂的大门对联为“门外有山堪架笔，庭中无处不堆书”；官厅中堂的楹联为“行仁义事，存忠孝心”；至德居门对着村中的千米古街，门联为“庭中兰蕙秀，户外市尘嚣”，最令人回味的一处小天井墙上的对联，上联为“悦目时风来花舞”，下联为“会心处鱼跃镜开”，横批是“天光云影”。而就在这么一方小小的天井里，有阳光，有清风，有兰草，有鱼池，还有隽永的诗文。一代代的婆姨们就在天井里淘米洗菜，忙碌着乡村人家的日子。

　　培田吴氏家族虽然世代以读书做官为荣，却并不轻视经商，即并不视读书入仕为唯一出路，家训中倡导：“农工商贾，勉励乃事。”族谱中记载了好几位因经商致富而贡献乡梓的族人。如族人平冈公曾说，“予私念家口益增，用度不给，赴闱一次，弃而经商”，后“数年致赀巨万”。族人五亭公“自揣产业无几，读书不得志，终作老蠹鱼，遂纳粟入监，弃儒经商，在连邑(连城)开张布号”。村中首富吴昌同咸丰年间在汀州、连城开设了许多店铺，仅广东潮汕就拥有12家商号。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因科举受挫改而经商的族人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眼光更远，头脑敏捷，故善于捕捉商机。而一旦成了富商巨贾之后，他们除了为自己兴建华堂大宅之外，还不约而同地慷慨解囊，捐资倡学，襄助公益，也自然成为村落自治系统的中坚力量和文化生活的核心。

　　在他们的倡导下，当时村中相继出现各种公益与文教结社组织，前者如拯婴社(专门收养被遗弃女婴)、大和山道堂(戒毒所)等，后者如孔圣会、文昌社、朱子惜字社等。这些结社的经费均为房族或社员个人捐助，有田产，还有严格的财务管理，且经营有方，年年生息，资产不断递增，颇似当今的基金会。社员间还经常有雅集，相与唱和，谈诗论文，对营造村落崇文重教的文化气氛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朱子惜字社社旨中倡明“夫敬圣贤先须敬字，亵字即亵圣贤。兹除祭需外，所有余资，每朔望雇工收买人家废字，捡拾路上弃纸”。

　　培田村当时的经济生活也十分活跃。村子东、西、北3面有大山环抱，盛产竹木。培田人很早就开始经营木材生意，并利用竹子发展造纸业。清道光年间，培田的竹木业、造纸业产量达到顶峰，周围山垅间大小纸坊有300多座，年产土纸上万担，获利过万金。而培田的织布业也与当地出产的蓝靛和苎麻分不开，旧时家家都有织布机。至清代中晚期，培田有了织布厂，最多时厂里有十几架织布机。布的质地细密，颜色纯正，市场销路极好。当时村中种蓝制蓝、染布织布成了一条龙，并且吸引了外地人携家带口来村里种蓝制蓝。

　　从今天看来，培田的这一切既与兴养立教的村落自治传统分不开，也与学而优则仕和乡土教育(生活教育)两者并重分不开。前者进取，后者务实。前者达则兼济天下，后者退则独善其身。它们犹如两股泉水，相互交汇、融通，构成了明清时期培田独特的人文图景，也带给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深远的启示。

　　如今的培田崇文重教遗风尚在。村中有位名叫吴烈的农民，其太爷爷是贡生，爷爷是民国长汀中学毕业生，父亲是长汀师范学校毕业，土改时家里被评为地主(据说全村有一半多人家被评为地主)。他从小跟着爷爷、父亲念书识字，且爱好书法，现在忙时下地干活，闲时以书法自娱，家中四壁挂满了自己的书法作品。他练字的书案一角，扣着一顶下地用的破草帽。

　　村里也还时兴贴对联，如一户人家厅堂上书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另一户大门口则写着“爱情因劳动美好，青春靠知识闪光”，横批为”幸福家庭”，红纸黑字，贴在原先的砖刻门联上。

　　一所所乡村学校相继关闭，随之被切断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血脉

　　中国的传统是学在民间，培田村便是一个佐证。在有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正是如此发达的民间教育“根系”在维系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也维系着五千年的文化命脉于不坠。

　　1905年，新教育进入中国，培田村仍然在教育方面保持着超前的趋势。南山书院改名为“培田两等小学堂”，是当时长汀县第一所民办完全小学，创办者即首任校长、廪生吴镇涛，课程也从原来的四书五经改为语文、算术、公民、历史、音乐、图画等，教学方法则从传统的点教式改为课堂教学。原先村落中的各家私塾也逐渐归并到新式小学中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校又改名为“长汀县南宣乡区中心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前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吴建德、吴爱群，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吴乃青、吴暾、吴树均，还有黄埔军校生3人。吴乃青留法回国后兼任校长，进行教学改革，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1920年前后，由于学生数不断增加，原南山书院不敷使用，由吴氏宗族出资，在书院下操场另盖新校舍，1940年前后落成。新校舍因被称为“洋楼”而远近闻名。据统计，从1906年~1949年，培田学校共培养出小学毕业生400余人。当时教学经费依然靠族中衍庆堂及南村公祠的六、七十担田租维持。学校解放前夕最后一任校长为吴蓉永，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1961年活活饿死家中。

　　解放后，1956年培田村从长汀县划归连城县，校名也随之改为“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小学”。这时期的生源，除了培田本村之外，还有附近10余所村庄的学生。

　　1966年，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降临了，天高皇帝远的培田也未能幸免，馥轩楼数以万册的藏书和村中数以千计的牌匾化为禾场上的熊熊火光。但传统就像地下河的水，一遇时机便择地而出。1970年代担任村支书的吴来星初中毕业，因当时村小附设初中班，教师不够，他利用手中的职权，聘请村中的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担任教师。他们中，有解放前教过书的“地主子女”，有被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的原长汀县中心小学教师，还有一位西安交大肄业学生，因饥饿难耐“偷”了学校食堂一个馒头被开除学籍回乡。吴来星不但发给他们工资(折成一天10个工分，为当时最强劳力所得)，还吩咐他们不要“背包袱”，每月初一、十五仍旧到大队部听候训话，平时则在学校安心教书。那年学校初中部参加全县统考得了第二名，吴来星动用1000元村产给予他们奖励(当时也算是“巨奖”)。这些“特殊教师”一直教到1980年代初中部被取消为止。

　　据统计，解放后，培田培养的读书人中，不少都从事中小学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所在宣和乡各小学中，几乎清一色的校长为培田人，连县一中的校长也是培田人。当时培田村小学学生数257人，其中寄宿生70人左右，为解放后培田教育全盛时期。

　　但变化还是不可阻挡地到来。据1988~1995年担任培田小学校长的吴美熙说，村小的真正衰落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1999年，县教育局派副局长下来做工作，提出将宣和乡11所村完小合并到3所乡中心学校的意向，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各村干部开会商量，一致提出反对。尤其是有500年办学历史的培田村，更是从感情上无法接受。村干部们说，自古都是人家外村孩子到我们这里读书，哪有我们村的孩子跑到人家那里念书的？为了保住村完小，各村干部想尽办法，筹资办学，以使教学设施达到各项国家验收标准，因此欠下了不同程度的债务。培田村干部更是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所欠下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村中出生率逐年下降；外出打工的人数也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孩子随父母进城读书。并且，由于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家境好的家长也纷纷把孩子送到教育质量更好的乡小学或县小学读书。培田小学的学生数日趋下降，先是停办了幼儿班，2008年又遵上级指示，将小学四、五、六年级合并到乡中心小学。

　　如今的培田小学只有3个年级，共25个学生，4位老师。现任校长无奈地说，这25个学生恐怕也保不住，不出3年学校就会关门大吉。他分析原因，其中提到教师轮换太频繁，而这又与待遇有关，比如同一个级别的教师，连城县比龙岩市每月工资少1000多元，比厦门市少的则更多。他因此总结道：归根结底是国家教育投入不均衡。

　　温州文成县李山村的老人们说：学校没有了，村子也没希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中文版导论中说：“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民族传统与期望的最好表达。”500年前，培田先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书写了中国民间教育史上的瑰丽篇章。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一所所乡村学校相继关闭，随之被切断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血脉。培田村一旦失去了与村落建筑相依存的独特的人文生态，将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与血肉的躯壳，成为供人“到此一游”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