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反腐败酝酿再发力

　　■文/本刊记者 潘则福 黄玲 见习记者 何苗 综合报道

　　有媒体曾统计，全国县乡的24万纪检监察干部，占了全国纪检监察干部的2/3。

　　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处于纪检监察系统的基础地位，是将中央反腐倡廉决策部署落实到基层的和农村的关键环节。农村的改革发展，需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保障，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是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任务，要求县纪委、监察局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反腐倡廉建设基础工程。

　　近年所发生的类似于贵州瓮安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源于基层群众日积月累的利益受损。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新任务，客观上要求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县级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因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有四川省的南溪模式、犍为模式、武胜模式，以及曾经的张家界模式、江苏模式。

　　正在推广的南溪模式

　　最新的消息是，自2009年12月开始，宜宾市已经在该市大部分区县推行南溪模式。

　　本刊记者随机采访获知，这一改革在宜宾的推广，受到普遍期待。

　　南溪模式的核心是整合资源，加强监督力量。

　　在县纪委，组建预防腐败中心、违法违纪行为查处中心、软环境建设中心和综合办公室。

　　在乡镇撤销乡镇纪委，设立片区纪委、监察室。

　　在村社，设立村级纪检组织，推行驻村纪检员、村纪检委员和村情发布会、村务评议监督会制度等工作。

　　以片区纪委为例，以前对于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行为，若乡镇党委不同意，乡镇纪委很难立案。改革后，片区纪委书记直接受县委、县纪委管辖，与镇党委书记平级，可以“独立”办案。

　　12月29日，本刊记者在南溪县纪委，了解片区纪委近两年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例。

　　2008年上半年，片区纪委从信访工作中了解到，南溪镇卫生院负责人陈某套取了新农合资金数万元。因陈某不是党员，且其业务和人事管理都在卫生部门，片区纪委从监察的角度将陈某的行为上报。后来陈某被撤职，并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2008年11月，江南镇某村村民反映一笔农网改造资金的政策性补助不知去向。片区纪委在下访调查此事时发现了新的线索：该村原村委副主任张某在两三年前采取重复报账的手段，套取村社修建款6000多元，张某因不安心工作已于2007年换届时落选。

　　在片区纪委的追查下，张某退还了这6000多元，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张某受到查处不是因为群众举报，而是片区纪委工作人员在仔细查核村委旧账时从发现的蛛丝马迹中刨根问底挖出来的。但在乡镇纪委撤销前，没有接到信访举报一般情况是不会去查老账的。

　　在纪委监察机构改革前，上述案子要么不会这么仔细地查，要么即使查也会拖得很久且当事人也不大可能受到查处。

　　南溪片区纪委书记徐全芬认为，机构改革前，因为多数乡镇干部从人情方面考虑过多，认为又要村干部做好基层工作，又要查处他们，有点“合法不合情”。

　　南溪县纪委书记李廷根告诉记者，片区纪委运行两年以来，状况良好，到目前，县纪委还没有接到一起片区纪委和镇党委因意见不一致而实现不了共同目标的反映。

　　从南溪县纪委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两年片区查办案件的力度之大。

　　2008年4个片区纪委共收到信访举报250件，办结226件，比2007年多办结104件。查处案件37件，涉案金额达150余万元。

　　2009年，南溪4个片区纪委共受理信访举报214件，办结192件，自办和协办案件43件，追回了违规违纪资金110余万元，并对23名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

　　采访中，李廷根告诉记者，南溪县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也解决了一些改革之初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比如，《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基层纪委在同级党委与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之前南溪的4个片区纪委，是由县委任命，直接受县委、县纪委领导。显然，片区纪委的成立突破了党章规定。李廷根告诉记者，在探索中，南溪把片区纪委变成县委的派出机构，这就解决了和党章冲突的问题。

　　预防腐败的犍为模式

　　作为四川省预防腐败试点县和乐山市开展乡镇纪检监察管理体制改革的唯一试点县，犍为县将全县30个乡镇划分为5个片区，成立了玉津、清溪、龙孔、定文、罗城5个乡镇片区纪工委、监察室，每个片区纪工委、监察室各分别管辖6个乡镇。

　　在媒体对犍为模式进行报道时，“纪工委副书记否决乡党委议题”这一故事曾引起广泛关注。

　　“由于乡干部下乡工作不方便，我们考虑，鼓励乡干部购置摩托车，乡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大家有没有意见？”2009年，犍为县某乡党委书记在主持召开领导班子会议时提出了此项议题。根据提议，此次补贴对象为有驾驶证的乡机关在职人员，购车金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补助标准按照级别不同分别为购车款的80%、60%和50%。

　　“我认为不妥。”列席会议的玉津片区纪工委副书记李军当场表态，“用乡财政的钱买摩托车，车辆作为乡干部私人财产，尽管动机和目的是良好的，但性质是违纪的，不能通过。”最终，该议题在会议上没有通过。

　　“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一位与会者告诉记者。

　　犍为县纪委决定，为加强对所辖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派驻纪工委负责人需列席所辖乡镇党委的民主生活会；派驻纪工委、监察室负责人列席所辖乡镇党委、政府涉及“三重一大”的会议。

　　犍为县纪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罗城中心卫生院外妇科私收现金的违纪问题，过去经主管部门和原乡镇纪委多次调查无果。纪工委成立后接到群众匿名举报，随即开展调查，查实该中心卫生院外妇科私自收取顺产费、扣留手术费等违纪资金9万余元，及时进行了查处，有关人员受到纪律处分。

　　创新还在继续。为拓宽监督渠道，定文纪工委在所辖乡镇聘请63名县乡人大代表、党代表及村民代表为“廉情监督员”，对所辖乡(镇)、村干部和基层站所负责人的廉洁自律、履职尽责等情况实施动态监督。

　　廉情监督员余继洪告诉记者，每个赶场天他都会到乡政府各个部门去看看，看乡干部上班是否认真，态度热不热情，一旦发现问题马上拨打纪工委的廉政热线。“我爱人开始还有点怨言，说我耽误了干农活，看着我反映的几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现在她理解了。”余继洪乐呵呵地说。

　　来自犍为县纪委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全县5个片区纪工委共立案41件，结案41件，挽回经济损失175余万元。其中，2008年初核违纪线索23件(次)，立案18件，结案18件，比过去同期乡镇纪委自办案件上升了3.5倍。2009年初核违纪线索34件(次)，立案23件、结案23件，立案和结案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27.8%，立案和结案数分别占全县立案和结案总数的77%。

　　“片区纪工委已成为全县查办违纪案件的一支中坚力量。”该县纪委一位干部这么评价。

　　加强干部监管的武胜“片组+巡查”模式

　　2007年初，广安市纪委、监察局提出了“片组+巡查”工作新模式，并在武胜县进行试点。广安市纪委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片组+巡查”工作模式，对乡镇(街道)纪委、监察室实行联片，部门纪检组(纪委、纪工委)、监察室实行联组，在区市县纪委监察局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巡查的工作方式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加强对所辖区内党组织及党员、行政监察对象的监督检查。

　　2006年6月初，武胜县纪委对5个乡镇、部门主要领导进行了诫勉谈话。原因是不久前，武胜县纪委组织了4个片区工作组对全县各级各部门进行交叉检查，发现这些乡镇和部门分别存在未按规定上缴预算内资金、财务管理不规范、变相发放津补贴、差旅报销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要求限期整改。

　　“以前，由于县纪委、监察局人手有限，导致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存在很多盲区。”武胜县纪委副书记沈胜介绍，推行纪检监察片区工作组模式后，有效解决了县级纪委力量不足的问题和基层纪委不好办的事情。

　　武胜县纪委介绍，2009年3月，在处理某局局长李某挪用公款案件中，仅取证线索就上百个，如光靠县纪委来办理，一个月都拿不下来。第四片组接手这一案件后，立即协调相关单位纪检部门进行调查，不到一周时间，就调查清了情况，李某受到应有的处理。

　　沿口镇纪委解决汪家桥村汪树军与村上土地承包纠纷问题，两年时间都没有解决好。汪树军的理由是：沿口镇纪委和汪家桥村都受镇党委领导，因此镇纪委和村上”是一条船上的”，不可能给出公平的处理意见。

　　僵持的局面直到片区工作组的介入才发生改变。2008年8月，武胜纪检监察第一片区组与从沿口镇相邻的乡镇抽调的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核实，并请有关专家参与讨论形成处理意见。打消了顾虑的汪树军，很快在处理意见上签字认可。

　　对于”片组+巡查”模式，广安市纪委一位负责人认为，这实现了基层纪检工作由”单打独斗”向”兵团作战”的重大转变。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化地发挥了片组和乡镇、部门纪委(纪检组)的作用。

　　曾经的实验

　　当年，张家界开创的“下派纪委书记”的模式，曾给纪检机构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然而，10多年过去，因为多种主客观原因的共同作用，这场改革的被迫中止又成为了一种必然。

　　1991年3月，为了照顾莫辉华的家庭困难，同时也为了锻炼女干部，张家界市纪委把这位审理室主任派到下辖的慈利县担任纪委书记。“下派纪委书记”的举措一出，成果显著。这也催生了一场被称为“张家界模式”的机构改革。

　　这场改革留下了一连串的骄人数据。1995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5件，是1994年的2.2倍，其中查办万元以上经济大案40件，是1994年的3.3倍。到了1997年，张家界4个区县的纪委书记均为市纪委“下派”，立案总数为926件，其中，立案处级干部15人。

　　1998年，张家界市委书记刘力伟亲自撰写了《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意见》，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以市委文件下发。此文件明确了建立“下派纪委书记的制度”。

　　然而，1998年以后，张家界市纪委再也没能选派出一名干部任区县纪委书记。张家界经历了近10年的“下派纪委书记制度”就此中止。

　　关于个中原因，人才的缺乏和“江苏模式”在全国的推广是这一改革中止的客观原因。？2001年，江苏“曹克明模式”在全国推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明确要求“逐步做到地方各级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这客观上给“张家界模式”的继续推行设定了难度。

　　“江苏模式”的贡献是，在同级党委和政府内部加大了纪检监察的力量。

　　评论指出，曹克明当时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和曹本人的党性觉悟高、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分不开。他是省级纪委书记中，极少有的受到中央纪委通报表彰的优秀的高级纪检领导干部。

　　十七大前夕的党委换届，在“党委减副”导向下，纪委书记不再由党委副书记担任，还有多个省级纪委书记出现由中央派任的趋势。但是，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的情况，有的地方仍然继续保留。以四川省为例，目前尚有内江、南充、达州等市由党委副书记担任纪委书记，当地反腐倡廉工作成效明显。

　　有观察家如是说：“不管什么模式，关键是符合当地的情况，解决了实际存在的问题就好。”(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