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堡之战

　　陆大任从拆迁获得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记者问他，拆迁赚了多少钱？他抽了一口烟，慢慢地说：“我是没出息的，这么些年，也就挣了900万，我都是笨人了。”

　　他说他应聘钉子户，不是为了那点儿钱，“想看看究竟这类有趣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哪有那么多其他想法。”

　　陆大任是在看了新闻之后某个晚上7点来到鱼堡餐馆的，风也是呼呼地吹，已经被停电的餐馆点着蜡烛，闪烁着点点火光。“不知道的话，还以为是烛光晚餐呢。”

　　陆大任见到了秦荣。“我说，秦老板，我把话说完就完了，你有没有信心战斗到最后？现在年轻人玩儿的事儿多着呢，我觉得她是不是头脑一热，闹这么一件事情，而且我凭直觉，这样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我一听他说有没有信心战斗到最后，觉得很有挑战性，透露出他的自信，我想，就是他了。”秦荣回忆当时的情景。

　　虽然这样想，秦荣并没有立即答应。陆大任说给她24小时考虑，24小时之后，这件事情自动就没了。

　　之后又有两个人来应聘，秦荣对此印象深刻。一个是从天津来的大学生，学校里有甲流，提前放假了，他想来体验一下做钉子户的感觉，秦荣觉得他太嫩，不合适。还有一个是60多岁的人，秦荣觉得太老，也不合适。

　　秦荣在24小时内通知陆大任：他被录用了。

　　陆大任来到他的岗位上，跟一起守店的几个伙计认识了一下，然后是熟悉环境。“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个地方还不如我当初的工棚，不是一般的冷啊。”

　　他主要负责晚上的值班，在没水没电没暖气的北京冬天，那种难受程度可想而知。来自山西的他喜欢吃面食，还不习惯跟着大伙一块吃米饭，吃得也不太好，晚上一冷就容易饿。他只好来回地在外边走来走去，走到发热为止。肚子实在撑不住了，就弄碗方便面吃，“一饿就找不到东南西北。”

　　刚开始那几天的情况都还平稳，没发生什么事情。后来陆大任见到东方凯晟的负责人，来人对他说，我们也有值班的。“那我们就共同值班吧。”陆大任说。

　　秦荣那些天上班也不安心，心里总有一根弦绷着，她知道肯定会出事，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上班的时候会打电话到店里，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餐馆的周围经常会有奇怪的黑衣人出现，这让她更紧张。

　　2009年12月22日，正在国贸一带上班的秦荣接到店里一个伙计的电话。“他跟我说，荣姐，出大事了。我赶紧打了车就往店面的方向赶。”

　　伙计指的大事是好几个保安把餐馆的门给堵住了，贴了封条，不让他们进去。死守餐馆的陆大任也被五六个人架着给抬了出来。“他们很专业，把你控制住，又不伤着你。”这是他对这些保安的评价，“他们的力气多大，把门都拉坏了。”

　　现场一片混乱，鱼堡餐馆旁边的湖南米粉店的老板还被打伤了。陆大任有整套装备，他不断地展示写有“钉子户”和“Nail”的白旗，进行抗议。

　　有人报了警，警察来了。趁警察来的时候，众人发动“进攻”，夺回了餐馆。

　　保安见势不妙，跑了。愤怒的人群开始发泄自己的情绪，把汽车都给砸了。“他们真是连滚带爬，慌不择路啊。”陆大任说到此有某种成就感。

　　陆大任让秦荣感到满意又有些担心。满意的是，陆大任确实经验丰富，知道该怎么对付拆迁方，知道怎么造势，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她雇佣了陆大任，万一他出什么事情，比如受伤了什么的，怎么办？

　　幸好，这次激烈的冲突成为了转折点。接下来那几天，双方都以斗嘴为主，“表演性质的东西比较多。”陆大任说。

　　接着，“大房东”新奥集团的负责人出现了。陆大任的分析是：“大房东出现，这件事情就有曙光了，拿钱的人来了，有权处理问题的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抓住机会。”

　　在陆大任看来，东方凯晟就是个皮包公司，“账户上可能连5万块钱都没有。”秦荣也了解，“这样的情况，即使法院判下来，对方也是没有执行能力的。”

　　“大房东”新奥集团为此做了担保，在法院判决之后，如果东方凯晟没有赔偿能力，他们来进行赔偿。

　　秦荣在等待着法院开庭，她希望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鱼堡餐馆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那里是一片废墟。

　　故事结束了么？

　　这件事情之后，很多被强制拆迁的人来找秦荣咨询。秦荣也知道，像她这样得到较好处理方式的，毕竟是极少数。“我是幸运的。”

　　当时除了秦荣之外，还有另外两家钉子户，他们甚至坚持得更久，最终被强制拆迁了。

　　其中有一家湖南米粉店。陆大任站在废墟上说：“我当时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做个铁栅栏把门封上，有了这个铁栅栏就不好拆了啊，这就叫囚笼政策。但他们说考虑一下，一考虑就被人给拆了。”

　　这些天，陆大任在北京一带到处转转，顺义、怀柔、昌平……他自己去做了个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面临类似秦荣这样因为“二房东”的问题而遭遇强拆的租户，“以‘钉子户’为职业不太现实，把这样的人集中起来讨论一下倒是可行的。”

　　鱼堡餐馆这一“战”让陆大任扬名。

　　今年同样是48岁的山东人庄鉴铭看到陆大任所做的事情，心情激动。他曾经在博客里招聘过钉子户，但没人响应。他到处打听，终于联系上了陆大任。

　　“他真够点儿背的。”听了庄鉴铭的讲述，陆大任说。

　　庄鉴铭以前是山东潍坊市政府的公务员，下海来北京十几年了。2003年，他在北京办了一个煎药机厂，遇上拆迁，厂房得挪地另建。新厂房在另一个地方建起来没多少天，又面临拆迁。两次拆迁让这个厂损失了2000多万元，庄鉴铭没法再干下去了。“守着这堆破烂都好几年了。”

　　2007年，庄鉴铭想着奥运要来了，就改造了海淀区的一座建筑，建成了丽正宾馆。2009年，厄运第三次到来，他经营的宾馆又被通知拆迁，补偿数额少得很，他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在这座已经没有客人入住的阴冷的宾馆里，陆大任给庄鉴铭细细分析情况。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守住房子。

　　陆大任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房子没了，故事就结束了。”

　　这么多的拆迁故事，什么时候结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