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的悲惨足球

　　南勇上任时，李承鹏说，你现在修成正果了。南勇说，这有什么好啊，说不定是件坏事啊。声音黯然。现在，一语成谶

　　本刊记者  陈磊 卫毅 王年华 彭苏  发自北京、河南

　　除了震惊，杨威没法形容自己的感受。

　　这位年轻的央视记者，在难以名状的情绪中，给《体坛周报》资深记者颜强打了一个电话：颜老师，这次丢人丢大了，一不小心成了最后一个采访过南勇的记者，还被他说出了“打击赌球大快人心”、“反赌不会就此停止”这样的话……

　　当然是新闻出人意料——1月15日，“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辽宁公安机关专案组依法传讯了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到案接受调查。

　　这突如其来的足坛“地震”，让很多圈内人“震感”强烈——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副主任徐家力律师，在日本看到这个消息，尚在出差途中的他，第一反应就是：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个多月前，为全国足球代表大会召开的事，徐家力几次打电话给南勇，询问何时召开大会，“刚开始，南勇都说再等等，看总局消息”，到了最后一次，“南勇给我说，做好准备，随时参加。”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是‘准备随时参加’，不过，我没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徐家力说，后来，他就看到了南勇出事的消息。

　　与徐家力不同，央视女记者陆幽感觉更细腻一些。

　　在得知南勇“被协助调查”的当晚，去看电影《孔子》的陆幽，“看不进去，脑子里会浮现出和他(南勇)交往的画面，会浮现出一些足协内部的东西”——10多天前，陆幽和南勇在义乌有过一次交谈，“差不多二三十分钟”。

　　“我说，做足球记者5年来，从来没有专访过你(南勇)。然后，他跟我表示道歉，说从来不接受采访。我和他开玩笑，那你怎么接受新闻频道的采访啊？他花了很大的劲儿给我解释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他说是总局领导发话，足协一定要有人出面说话。而他是足协一把手，没有办法。现在想来，那天很特殊——他(南勇)话说得有点多。他会问你‘穿得够不够？那么冷，跟队跟得蛮辛苦的’。他很少主动跟记者嘘寒问暖的。”

　　“最后，他跟我说话有一点神秘兮兮，让我不要对外说。我说我对外说什么，现在没有话筒，也不是采访。他就说，‘接下来会有很多大事发生’……”

　　“他走的时候，还很神秘地笑了一下，”陆幽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大事’，就发生在跟我说要发生大事的人身上。”这让陆幽心情变得复杂，《孔子》中孔子和老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对白，让她难受起来。

　　就在人们尚未充分消化南勇被“协助调查”的消息时，国家体育总局对其的免职迅速发布了——南被“协助调查”消息传出的第二天(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新闻通气会，正式宣布免去南勇、杨一民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下称足管中心)主任及副主任职务，任命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担任足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此时，距离南勇上任一年仅多了3天。而回到一年前，上任伊始的南勇用了3个关键词描述中国足球，分别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和“举步维艰”。

　　当时南勇给人的感觉是，自己并不想接任这个常被万人唾骂的活计——“我不是很想干这个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球已经到了这个样子了，换了谁来也搞不好，换我来就能整得好？”

　　“外界都说我了解中国足球，但越了解我越知道这里面的困难有多大，别说5年，就是花10年的时间也未必能走出低谷。所以我和领导表态，如果有其他人选，最好还是让别人来干吧，足球我是干腻了。”

　　可是，领导最终选择了他。

　　在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宇看来，南勇是中国足协这届干部中少有的比较正直的人，“足协内外团团伙伙很多，他不在其中任何一个。正因为他有这一面，他才能上去。他有比较公正的一面，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正因为如此，他在足协与全国足球俱乐部之间威信非常高。”

　　在央视足球记者陆幽看来，“我的判断就应该是他当，他是一个有气场的人，一把手就应该是个有气场的人。”

　　足球记者李承鹏回忆，在北京世贸天阶的地下车库里，他曾给南勇打过一个电话。“在那次通话中，我说，你现在修成正果了。他说，这有什么好啊，说不定是件坏事啊。”声音黯然，现在，一语成谶。

　　事发爱福克斯？

　　南勇事发后，1月25日，本刊致电公安部新闻办公室，询问南勇被“协助调查”缘由，对方告知，“以新华社通稿为准”，“有新情况再行披露”。在专案组严密消息封锁之下，猜测南勇案发缘由，几乎成为媒体的最大看点。

　　从本刊掌握的一封针对南勇的匿名信来看，2006年，在南勇主导的中超公司与赛季主赞助商爱福克斯(Iphox)签约过程中，存在诸多让人费解之处，最终，5400万的赞助款未能收回，成为一笔无处讨要的烂账。

　　匿名信写道：2006年初，中超联赛在2004年西门子退出，2005赛季“裸奔”一年之后，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的身份飞赴欧洲，与之前相熟的华裔商人白川商谈中超联赛冠名赞助问题，白川向南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之后，三方签署了框架协议。

　　南勇回国后，向足协汇报了寻求赞助的情况。此时，体育总局和媒体都在关注爱福克斯赞助问题，并发出许多质疑的声音。南勇的回答是，“我可以以我的党性担保，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

　　问题终于还是出现了，爱福克斯约定的6000万冠名款没有如约汇入中超公司，两年后汇入了白川扣掉代理费的600万。无奈，在谢亚龙的敦促下，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和白川告上了法庭。　　

　　中超公司官司赢了，而剩余的5000千多万却再也追不回来了，因为爱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早已破产。ACE公司和爱福克斯公司都是2006年在英国注册的皮包公司，BCD公司也是同一年白川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

　　匿名信质疑，“除了南勇，全世界没有谁会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公司签订如此重要的合同。”

　　但是，匿名信同样存在重大瑕疵，因为众所周知，作为时任中超公司董事长、足协二号人物的南勇，在众目睽睽、举国关注之下，几乎不可能一人代表中超公司与爱福克斯签定独家冠名权。

　　在2006年3月10日的“中超联赛冠名赞助签约仪式”上，谢亚龙发表了致辞，他说：“爱福克斯作为世界上技术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和成长最快的网络电话公司，代表着世界科技的潮流。此次开拓中国市场，选择与中国足协合作，说明国际企业对中超联赛影响力的认可，对中国足球的信心。”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足协‘祼奔’，没有人赞助，谢要南与爱福克斯签合同，南当时绝对是为了办好事。但是中国官员在经济合同上的不成熟不老练和疏忽，所以才犯下这个错。几千万流失了，这个账算在南身上了。”张宇感叹。

　　《足球》报披露的一个细节令人慨叹——在南勇正式上任后的2月份，总编辑刘晓新赴京出差，因为《足球》报是中超公司的赞助商，与南勇见面吃饭。当时联赛即将开打，而赞助商还没着落。

　　“这一晚，南勇为表达对合作伙伴的诚意，差不多喝了8两白酒。”饭局结束时已是11点30分，就在话别过程中，中超总经理吕枫提醒南勇：“南主席，得快点了，耐克那边的人还等着呢。”

　　不久，传来了耐克每年出资1500万美元赞助中超联赛的消息。

　　大鱼入水

　　向本刊记者谈及南勇时，新华社高级记者杨明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鱼”。他说，这条大鱼的出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养着这条鱼的水是不是毒水”，“会不会毒死更多的鱼”。

　　那么，南勇这条鱼，是如何游进足管中心这潭污水的呢？

　　根据《足球》报的调查，1980年，18岁的南勇考入沈阳体育学院，1982年当选沈阳体育学院的学生会主席。1984年，南勇从沈阳体院毕业，被国家体委选拔干部的人员挑中，进入体育总局，长时间在人事司工作。在体育总局人事司期间，南勇表现出色，被认为是总局内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有“几小龙”的说法，南勇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9月，一纸调令，36岁的南勇从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的处长，成为了中国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专职副主席。

　　而他引起公众瞩目是在第二年，“3号隋波事件”。

　　当时，央视《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采访出席新闻通气会的南勇，面对刘犀利的提问，对着镜头，在人事司训练有素的南勇慌了阵脚，无法确切回答问题的他，连着说了18个“这个”，并被剪辑播出。

　　后来，因此事，《足球之夜》一度被足协“封杀”，而时任足协当家人的王俊生也向南勇表示了歉意，说不该让不了解情况的他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若干年后，南勇向媒体解释，“当时虽然我已经到了足协工作，但是一直留在人事司那边交接工作，那天突然说让去参加这个发布会，但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到那之后，面对媒体这么敏感的事情又不能乱说，只能表现得那样。”

　　这段人事干部的青涩经历，给李承鹏留下深刻印象。2000年左右，黎巴嫩亚洲杯。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电梯内，李和南勇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南勇看上去比电视画面要显年轻，给人的感觉甚至有些腼腆。”李承鹏说。在他的印象中，很快，南勇适应了足球这个复杂的江湖。

　　铁腕治军

　　有心人看到，南勇第一次公众亮相，选择了民间青少年足球活动——北京越野足球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大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很多人认为，这才是中国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上任仅仅两个月，南勇推动组建了中国足协新一届纪律委员会，改变了过去由足协工作人员和部分地方足协负责人组成的情况，新一届的11名成员由9位律师和两位资深体育人士组成。

　　“我们纪律委员会处理了30多起事故，但是没有接到一个来自南勇的电话。”足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徐家力说。当初，接到足协人员的邀请电话，他一片模糊，为什么找到他，他也不明白。

　　“南勇还是希望在他的任上，干出点事情来的。”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这是很多业内人士的一致观点。

　　“足协就他一个是敢担当的人，他是忧心忡忡。”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宇说。

　　“他对我说，张总，中国足球怎弄啊？真的弄不上去吗？要我们做什么？我是被他感动了。我说你要听实话吗？没有希望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希望？我说体制问题。不是一两个干部能改变面貌的，是体制本身有问题。你们不培养青少年踢球，不认真搞联赛，国家队能上去么？他问奥运会有没有希望？我说没有。你放弃吧。他被感动了，说我不知道你对中国足球这么了解。这让我很温暖。”

　　尽管对这个体制心知肚明，南勇终究是干了下去。“他非常敢干，处理事情非常硬。”张宇说。

　　在李承鹏的印象里，南勇非常严谨，思路清晰，工作敬业，甚至有些冷酷。“如果他当年没有去国家体委，而是去报考公安部的话，现在很可能是专案组组长，负责抓另一个叫南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