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的“狠”甚至连米卢都畏忌。

　　2000年，南勇签下了世界著名教练米卢，中国足球渴望这位神奇教练能够带领中国队闯进世界杯。2001年米卢私自去阿根廷看世青赛，南勇要求米卢带着辞职报告到足协。十强赛客场挑战卡塔尔队时，米卢想搬到没有队员居住的一个楼层，南勇的回答是：“如果他要换房，让他拿着辞职报告来见我。”经过了几次交锋，米卢彻底地败下阵来。

　　“南勇可以跟米卢拍桌子啊，很多次争论，而且队里边的作风他也抓得紧。队员吊儿郎当的不行。他不迟到，不早退，如果让他写一个很急的文件，他会熬个通宵把它写出来。他的神经特别坚强。”李承鹏说。

　　李承鹏回忆，当年距十强赛只有一个星期时，国家队全队大面积感冒。米卢坚持上高原训练，南勇坚持国家队应该马上去沈阳。在感冒的情况下上高原是会加重病情的。“南勇告诉米卢，你要去高原你现在就辞职。”

　　2001年十强赛，客场对阵卡塔尔时，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李玮峰最后时刻顶进一粒头球，帮助中国队战平卡塔尔。紧张万分的米卢跑过去想热烈拥抱南勇，李承鹏观察到，让米卢没想到的是，南勇冷冷地看了米一眼，只给了个象征性的动作。

　　米卢在离开中国的时候说，中国足协所有的主席里，他最佩服的，是南勇。

　　脾气火爆的杜伊后来成为中国国奥队的主帅，公然对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谢亚龙发飙，但是他也承认在中国自己最怕的就是南勇。2006年多哈亚运会前，南勇出手重罚了山东鲁能的崔鹏。当时崔鹏是山东鲁能的希望之星，但他在国奥队却经常玩游戏到深夜，甚至缺席球队训练。为了严肃球队纪律，南勇将崔鹏开除出国奥队。这一举措让杜伊有所忌惮。此后，只要有南勇压阵，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国奥队，都没有队员敢违反纪律，他的强势可见一斑。

　　而每逢国家队外战，南勇一定随队出征，有人说，南勇不在队伍就打得不好。

　　李承鹏说，如果细细品味人们对于足协官员的称呼，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大家称阎世铎为“阎掌门”，称谢亚龙为“谢主席”，称张吉龙为“龙哥”，对南勇的称呼则是“南头”。

　　一个“好人”

　　在恶评如潮的中国足球圈中，南勇一直保持相对正面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细细究来，这和他的另一面有关。

　　陆幽回忆，就在她和南勇那最后一次长谈中，南勇说起了她和黄健翔之间的官司，这让她很惊讶。“圈里都知道我的事，有人对我说，其实南主席挺为我说话的。但因为他的身份不适合公开场合来支持。”

　　李承鹏也提到，尽管他和南勇来往不多，两人唯一的一次共餐，还因为话不投机，各丢下100元钱走人了事。但是，他每次给南勇电话，南即便不是当时接听，后来必然会回拨过来，询问何事。

　　不止于媒体，曾和南勇打过交道的中体竞赛管理集团副总裁王奇对他也以“够哥们，讲义气，年轻时的朋友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他都认”来评价。

　　2001年10月7日，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1比0战胜了阿曼队，提前获得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场比赛一票难求，当时还在做足球记者的方肇来到看台媒体区，偶然间碰到了他任教辽化职高期间的前同事，对方竟然说是“问南勇要的票”，这让方肇很惊讶。

　　原来，南勇在毕业前，曾在辽化三中实习了半年，与学校体育组的老师关系很好，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小伙子。“没想到，南勇还记得这些从三中出去的老朋友，对方一个电话，就把票送来了。”

　　媒体报道，2007年6月，国足在香港备战亚洲杯。一次训练中突然下起大雨。大部分随队记者都只能往大球场的通道跑，但安保人员却无端拦住国足跟队记者。此时，原本已经进入通道的南勇折返回来，对安保人员说：“这是我们的跟队记者，他们要和我们在一起，请马上让他们进来。”最终，记者们被允许进入通道，从而避免成为落汤鸡。

　　2008年，商瑞华再次执掌女足教鞭后的香河首训吸引了大批记者前往。采访结束后，某电视台记者驾驶的汽车刚刚开出基地不远，便在一次掉头时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由于车体严重变形，该记者已被卡在驾驶座内，并一度失去意识。10分钟后，得知此事的南勇抛下正准备开会的队伍，和领队朱和元、新闻官董华来到事发现场，亲自护送出事记者前往香河医院，并垫付了2000元的医疗费用。临行时，南勇还嘱咐董华将受困香河的记者送回北京。

　　同样是2008年初，足协在香河召开中超会议，由于会议从上午9点一直开到下午4点，而大批记者早上7点就赶到香河。休会期间，南勇发现在大堂苦等的记者中午无处吃饭，他立刻吩咐基地给记者们准备午饭。

　　这些事，给南勇赢得了高分。

　　足球利益场

　　在宣布南勇被免职的当天，甚少有媒体注意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主持召开了另一场会议，会上，刘鹏言有所指：“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心思，管好自己的行为，管好自己的手。在诱惑面前把握不住自己必然掉进深渊，对不起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对不起大家钟爱的体育事业，也对不起自己一辈子的奋斗。”

　　“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是坐在火山口上，心思稍有不慎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坚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才能坚决落实并提高廉政建设的执行力。”刘鹏说。

　　与刘的言论遥相呼应，重庆著名民营企业家尹明善见诸报章的话也颇有意味：“这一段时间，我都在关注足球的打黑扫赌，南勇、杨一民出事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太爱钱了，坐在那个位置上迟早是要出事的。”

　　尹明善没有详细阐述，“太爱钱”有何出处，但在那封匿名信中，重庆力帆和南勇有些许关联：

　　重庆力帆想留在中超，这对于俱乐部产业、重庆政府、重庆球迷，中超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白川嗅到了这个机会，力帆也探明了白川的背景，这时的足球界都看出来了，一场大戏就要上演了。

　　当时南勇已稳坐足坛第一把交椅，行为也愈加的铁腕，为了做出暗中支持阿里汉的姿态，在阿里汉登陆重庆时，他特派了一名足协官员前往护送，见此情景力帆人仿佛自己已经保级了，多年未亲近的足协终于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

　　尽管最终力帆没能保级，但白川已是有口皆呸的人物了，只要他去哪个俱乐部，哪个俱乐部就能得到中国足协的恩宠，因为这厮朝里有人……

　　没有人能证明匿名信中的事情，但人们更愿意去猜测和联想，因为，足球的利益关联之大，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足球可能天生是个尤物，它本身有一个气场，会招致所有的人美好的和不美好的东西都来。”陆幽说。

　　李承鹏举了个例子，2001年，沈阳做中国十强赛的主场，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当时沈阳连酒店都没有住的了，全国十几万球迷只能住在洗浴中心里边。因为沈阳的洗浴中心都是统一用同一款的香皂，大家出来都是同一种香皂味。最后出线那天，五里河体育场门口被踩掉的鞋都有5000多只，因为不成双了。”

　　“当时，很多城市要竞争。有人说，南勇最终选择沈阳，是有原因的。”李承鹏说。

　　而在中国，足球很多时候还是政治，打造城市名片的政治。徐根宝在他的《风雨六载》中这样记载1998年下半年万达一度宣布退出时自己的状态，当时他已经答应去四川全兴执教：

　　……薄市长(注：薄熙来时任大连市市长)最后讲话。他一开口就冲着我：“根宝，你刚才忘了做自我批评。”这句话把全场的空气弄得很紧张，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接着说：“万达5年职业联赛4次夺冠，其中丢的这一冠，就是你带的申花队拿去的。”这话讲完，在场人都笑了。薄市长说：“你来万达队后，的确为这支队注入了激情，今年好几场比赛都是大比分赢，而且踢得相当漂亮，你为大连和中国足球与国际接轨作出了贡献。你的亚洲最佳教练是当之无愧的。”

　　我非常感谢薄市长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但也隐隐感到，薄市长讲这些，恐怕不单单是为了表扬我吧。

　　……

　　中午12点，王健林打来电话，他好像很紧张：“根宝，你下午1点到我办公室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你1点来，海东1点30来。”

　　我不知道王健林叫我去干什么，满腹狐疑。

　　1点钟准时到王健林办公室。王健林见面就说：“根宝，情况变了。刚才首发式结束后，薄市长马上召开了市政府足球内阁会议，在这会上决定让我继续搞万达队，而且让你继续当教练，也不放海东去英国了。”

　　在这种以足球成绩作为城市形象、政治资本的环境下，中国足协作为行业协会的力量微乎其微。南勇的几个前任都曾在联赛某场比赛前接到过来自地方的电话，而当南勇终于“媳妇熬成婆”时，他自己也说，“我不是很想干这个足管中心主任，之前我和总局领导提出来过，希望换一个人来干。”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

　　在2009年底的中超颁奖会上，南勇亲手给公安部颁发了年度“特别贡献奖”，对公安部在打假扫赌中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央视采访的南勇，在电视镜头前，对“假球赌球”侃侃而谈：“是严重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危害非常大，影响恶劣。”

　　“是足球比赛当中的‘毒瘤’，这个脓包不挤破，不对这个事情严厉打击，中国足球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健康的发展环境……”

　　即便是在足协官员范广鸣被“协助调查”后，南勇镇定依然，表示：“有关范广鸣的事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结论，一切要等到有了结果之后才能最终确定。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也不要乱猜，相信有关部门，也要相信同志。”

　　李承鹏记得，在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南勇就很真诚地对他说过，“这些踢假球的孙子们不得好死，有证据非弄死他们”，而他当时也“很真诚地相信了南勇说的话”。

　　在足协12年，南勇管过许多业务：国家队、国奥队、女足、青少年足球、中超等等，几乎没有他没干过的部门。可以说，对于足协的体制弊端和中国足球的致命问题，他一清二楚。

　　扶正伊始，他感叹，“我想为中国足球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也明白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确实太难了。中国足球的腾飞也不是哪个领导来就能很快实现的，我也不是神仙。”

　　这是实话实说。

　　作为一位扶持过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3任足管中心主任的元老，南勇几乎感同身受般近距离地洞悉这3位的甘苦与酸楚。

　　2001年掀起的“扫黑打假”风暴，阎世铎先是发出“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壮语，接着，却又陷入虎头蛇尾被人指做保护伞的困境。仅有龚建平受审的局面，让阎世铎和中国足协颜面扫地，也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

　　这位酒量过人的阎主席，只能在酒酣耳热之际发发牢骚：足协的天塌下来，也只能我来顶着。

　　与此相对应，本刊在2009年采访足协主席袁伟民时，袁一再声称，自己这个足协主席是个虚职，中国足球，“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

　　谢亚龙上任后的难过日子，已经与其平起平坐的南勇更是了如指掌，先是中超“裸奔”，被媒体一次次报道，接着又是“叉腰肌”事件，好不容易签下爱福克斯，不想却又是一个深重的陷阱。

　　李承鹏说，“中国足球真的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包括南勇。我觉得这(南勇被协助调查)是一个拷问，中国足球不能绕开足协主席，要是动了他，你动的是体制吗？”李坚持认为，南勇的上位，“是足协内部斗争的结果，不当足协副主席可能不会出这事儿。”

　　“其实南勇和很多有问题的官员类型是一样的。他在没出事之前，你真的不会发现他有什么事。他是很无趣的，铁板一块，非常冷，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像有的副主席，冷不丁就跟你说一点儿料，南勇说不出来。”

　　“他这么一个资深的副主席，手握大权，难免和各种利益关系接触，这由不得他。他是搞人事出身的，一定知道怎么运作人际间的关系，树立自己的这种铁腕的形象。”李说。

　　事实是，这位众人眼中的“好人”和“铁腕”，在一场更大范围的“扫黑反赌风暴”中，黯然落马。而他的妻子，也和记者一样，在四处打听丈夫究竟是为何进去。

　　“或许他更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王奇惋惜地说。

　　“我看到很多人说中国足球要推倒重来，我觉得不是。伤筋动骨一百天，这真的不是伤了筋了。马来西亚打赌了，10年了还没有缓过来。所以我觉得挺无望的。”陆幽说。

　　(实习记者伏昕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