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京

　　本刊记者  杨潇

　　图/杜若

　　你的父母

　　已成为别人的

　　父母

　　而你的兄弟姐妹成为邻居。

　　邻居们

　　已成为别人的邻居

　　而别人住在

　　别的城市。

　　正像你一样

　　他们又回到别的城市

　　他们找不到你

　　如同

　　你找不到他们。

　　——亨利克·诺德布兰德 《回家》

　　1

　　27岁的女文青杜若因为事业不顺，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没有什么可以让父母骄傲的”。唯一的安慰是，一年多前她拍板在老家N市买了套房。

　　N市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城，当杜若逃离刮着风的北京时，它以一种复杂的心态重新接纳了她。杜若的父母一度认为她将就此安定下来，张罗着要给她买房。他们希望杜若离自己越近越好，而杜若看中的小区离家有20分钟车程——这在小城人的眼里已经很远了，但杜若是在北京住过的人，她劝说父母：这里是新城区，又靠近市政府，发展不会差的。

　　去年初，N市的房价陷在泥淖中，父亲不大高兴，认为买亏了。不久，市政府出台一个决策，将重点初中和小学迁往新城区，周围房价噌噌噌地就升上去了。如果现在卖掉那套房，她可以赚到50万。

　　其实她对房地产投资一窍不通，买房凭的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直觉”。杜若相信，如果不是在北京生活过，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直觉。

　　2

　　2004年夏天，杜若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一家周刊实习。周刊的老师们大气、睿智，与人为善，是她认识的第一拨“牛人”，“和我从小到大接触到的人都不一样。”在18岁以前，杜若接受的是小家碧玉式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每每为学校的俗气和市侩感到震惊。2004年是决定保研的年份，一个女生为了争得一个名额，和一个教授好上了。

　　在周刊的选题会上，大家讨论的则都是公共议题，虽然一些名词对杜若来说相当陌生，但仍然令她感到兴奋，后来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杜若跟着这样一群新闻人指点江山。3个月后，她回到学校，告诉所有的人：北京是个好地方，它给你的机会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能力。

　　可是，她并没有提到北京的另一面。

　　起初，她住在某大院的招待所里，有一天，房间的马桶自己坏了，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一种僵硬的北京式服务，要求她赔偿。她负气搬走。后来，她借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家里，又遭到女主人——一个北京本地人的冷待。“我想讨好她，买了提子送到她面前，她会说，这些东西我不吃！”心理上的不应期开始转化到生理上，皮疹、痢疾接踵而至。等到杜若的病都好了，女主人终于摊牌。“她当着我的面和叔叔吵架，要我搬走。”

　　那是她第一次被驱赶。

　　2005年大学毕业后，杜若又一次来到北京。先是在一家报纸跑热线，成天与车祸、火灾打交道，这显然不是一个胆子小、又不会使“诈”的文艺女青年的强项。跑了半年，还没转正，她挺丧气，有了回老家的念头。大学时的同乡C也在北京，知道了她的想法后几次打电话来：要不我们一起回N市吧！C是个没什么主见的男孩子，他想寻找同谋者，以增加离开的力量。他在北京的工作也不顺，找了一家媒体做记者，却被要求去拉业务。和杜若一样，他也有过“被驱赶”的经历：原本借助在亲舅家里，某一天，舅妈突然对他说，你妹妹要准备高考了，你不要影响她。于是他无奈地搬走了，蜗居在人大附近一个群租房里，几间屋子摆满了上下铺。

　　杜若却心有不甘，“我不想以一个失败者的心理回去，总要先混出点名堂来。”C最后一次打电话来时，她正在出租车上。男孩一个劲儿地说回去会怎样怎样，杜若最后只好打断他：我要下车了，不聊啦！

　　3

　　她跳槽去了同城的另一家都市报的副刊部，虽然做的还不算纯粹的文艺报道，但部门有一拨文艺青年，这让她很开心。

　　而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后，她开始发现北京“散落在各处的美妙”。以一个女文青的眼光，这种美妙包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释放狂躁的摇滚、安静柔软的民谣，还有人与人的奇遇——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圈子。

　　在这以前，她只能和自己玩，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泡论坛。现在，她参加创意市集、各种音乐节，结识各种朋友，和诗人们吃饭、聊天，然后，用她自己的话，“这里让你绽放，让你重新生长，并且生长为你无法预想的模样。”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沉默、紧张的女孩子了，在朋友中间，她像北京姑娘一样把KAO、CAO挂在嘴边，说着各种俏皮话——北京话具有某种神秘的功效，好像一句话就能化解人的沉痛或忧郁似的。

　　她喜欢北京的宽容，“城市的空隙特别大，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上海就不一样，连菜市场都很贵。”在这里你永远也不用担心成为异类，因为“全国、全球的异类都跑来了”。

　　她用“非主流化”来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表现在喜好上，就是偏离主流文化、浸入种种青年亚文化中。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怀疑自己“还没有走出青春期”。她热爱小清新，从不穿正装，最新的迷恋是帆布鞋和海魂衫。去年秋天，她穿着这身在上海爵士音乐节上蹦跶时，觉得自己复活了。她不主动和上流阶层打交道，当听到有人说“民工都买得起房，你买不起怪谁”的话时，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那是他的大实话，因为他的阶层决定了他的视野。”

　　4

　　如果你充满理想，却呆在老派媒体，至少可以有大量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某一门兴趣，但市场化媒体毕竟还不是养人的地儿。过去跑突发时半夜被电话砸醒的经历，换了一种方式重新袭来，提醒你，还是新闻民工啊。有一阵子，杜若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家门口的马兰拉面就是食堂，最忙的时候不下楼，就在家里泡方便面或者米线。拧巴的是，还要在稿子里教读者怎样吃喝玩乐。领导对她说，你要去夜店，去泡吧，可她整天只想做宋庄艺术节。

　　房子始终是个问题。搬了四五次家，在最忙最怕打扰、截稿日期就在眼前的时候，居委会大妈突然咚咚咚地敲门，冲进家里：“办暂住证了吗？”又或者，二房东突然说：“你搬走吧，我已经把房子退了。”那时她的朋友不多，一边找人，一边找房子，都不记得那个晚上到底是在哪里过的，反正人走到地铁口，坐在地上就哭了起来，恨不得马上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哦，最后好像是在报社过夜，写了一夜稿子，那里连沙发都没有。

　　现在，她在1000公里外的上海一栋居民楼里，回想起这一切，突然有了一个疑问：自己最后一次退房的时候，房东到底有没有退回押金呢？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她在出租屋里搞卫生时，弄出了一些声响，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奔了过来，然后就听到有人一边骂一边敲打她的木门。她一下子就慌了，这是老式的建筑，木门和铁门间隔了足有一米，“我明明是锁好了铁门的，他，一个楼下的老大爷，怎么有办法弄开我的铁门，直接敲木门？”

　　第二天早晨，她发现铁门依然锁着，“后来我想，也许是他拿着拖把伸过铁栏杆捅我的木门吧。”这起事件迅速制造了新的阴影，这些天她只要听到门外有粗鲁急促的脚步声，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是不是又吵到人家了？这种不安全感和在北京时如出一辙：为了防止邻居或居委会大妈不打招呼闯进来，她很长一段时间一进家就把门反锁起来。“也许，在本地人眼里，外来租户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吧。”

　　5

　　在老家时，杜若可以一整天不出门，而在北京，她特别害怕独处。糟糕的事情在于，她是不用坐班的，在家写稿就行了。每周一周二特别忙碌，忙到饭都来不及吃，周三快要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发愁，找谁吃饭呢？于是一到饭点儿就四处打电话：吃饭了吗吃饭了吗？这种习惯在她回到N市后仍然顽固地骚扰了她一阵子，下班了，面对着家里的好饭好菜，还是忍不住地想要掏电话。

　　她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社交需求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塔基之一的安全需求却一直缺失，“没有安全感，觉得没着没落的……”

　　社会学家或许会用大城市竞争激烈、各种保险制度不健全来解释，但杜若有自己的表述：“人在大城市的存活率比较低！”

　　她的一个同行，女孩，工作起来很彪悍，像男人一样，但是从来不敢把窗户关严了睡觉，只因曾有一位朋友死于煤气中毒；另一个朋友，男孩，谈了一个又一个女友，却宣称不要结婚。基金最火的那阵儿，杜若劝他买一点，他回：“买什么啊，不定哪天就死了。”还有一个夜班编辑，回家后在楼道里遇到了打劫的；而某起白天入室抢劫杀人案，就发生在自己的小区。

　　最初，杜若是抱着自我实现的目的来到北京，但渐渐地，她失去了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信心，她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建构幸福家庭的能力”，担心自己的非京籍身份不能给未来的孩子带来幸福——虽然她当时连个男朋友都没有。2007年“五一”黄金周，父母来北京看她，一家3口打了很远的车去东五环外，看了一处新建楼盘，当时这里房价不到7000元/平米，因为周边太荒凉，合适的小户型早已售罄，他们放弃了。那时杜若不知道，3个月后房价再次起飞，达到新的顶峰。她不能责怪父母，在小城生活的他们想象不出房价是这种走向，“所以说魔幻啊，父辈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是无法预料的。”

　　她曾经在开心网上看到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她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200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起，杜若每天都要和母亲通电话，诉说思念、发发牢骚，说一说“还不如回老家……”之类的气话，直到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已经托关系为她在老家媒体谋得一个职位，“你回来吧！”

　　她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她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这个时候，家乡被想象为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她有些羡慕自己的父亲，羡慕他走在N市街头的那种惬意与安全感，“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

　　她回N市面试去了。那一天，她在报社大楼的一层等待面试官的召见。电梯开了，里面走出一些人来，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C。

　　她下意识地扭过头，没有和C主动相认，“回去是件挺屈辱的事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要和人们的成见与内心的魔咒做着斗争：“只有混得不好的人才会回来！”

　　6

　　小城从一些最细微的地方渗入生活，告诉你改变的开始。人开始安静，甚至对气味都变得敏感起来。洗发水的花香、松子的味道本都是淡的，却一直萦绕不散，身上不复穿行地铁、拼抢公交、到处游走后的那种杂味，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想象明天、后天该干什么……这里熟悉、安逸，也庸常、蜚短流长。一些人会对她说：哦，我去过北京，我不喜欢那个城市。她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那个城市的一切，他们作为旅游者去过，感受了那里的污染、拥堵、大而无当，但并没有真正到达过那里。

　　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不太需要脑子。在单位的办公室里，那些中年人喜欢把能量释放在发掘别人的隐私上，谁的家庭有什么背景，谁又和某个老板、市委某个领导沾亲带故。杜若从来不参与这些，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一个领导来到办公室，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说：小杜很神秘。

　　每当有人介绍她“是从北京回来的”，她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这时候一些老记者会出来打圆场：“小杜是XX校的高材生，以前在XX报，被我们领导骗过来的！”她感到一种被体恤的温暖。而更多时候，她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扮演了一个失语者。办公室的男同事们会把说荤段子当成工作甜点，等到快讲完了，他们就会说：不要讲了！人家小杜还没结婚呢！杜若知道他们在观察自己的表情，但只好装作什么都没听见。有一天午休，众人提议看娄烨的电影《颐和园》，杜若之前看过，知道一场关于黄色镜头的讨论在所难免，于是说去散步主动回避。回来后，他们正在热烈讨论着“80年代的年轻人会不会光屁股”等问题，杜若忍不住说了句“其实这片子有很强的政治寓意”。说完，她知道自己话多了，就又出去回避了。

　　小城的中年妇女特别热衷于牵线搭桥，杜若在这里最大的社交生活便是相亲。作为记者，杜若早已练就了迅速和陌生人热络起来的本领，“我不大习惯冷场，再说也要对得起人家的一杯茶啊，于是我就主动说话。”结果她发现，小城男子并不钟爱这款，“可能是对方担心你的能力和智商在他之上吧。”后来，她就顺从长辈的意思，穿得跟韩剧女主人公一样去相亲，然后一言不发，只是坐着微笑——“很奇怪啊，他们对这种形象的女孩子非常有兴趣。沉默和微笑，让这些男子相当自信，会滔滔不绝将索然无味的话题继续下去，而我早已如坐针毡……”

　　7

　　她也曾在小城寻找文艺青年，只发现了一群热爱古琴国画的文艺中老年。小城有一家先锋私家书店，杜若刚发现这里时，很高兴地约同学去狂购。可书店日益萧条，去年春节前，她去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帐篷》，发现书店的格局缩小了大半，老板说，生意不好准备关门。

　　“日常生活乏味得直让人叹气，”她在日记里写道，“每天去公园跑步成了最快乐的辰光。 和潇洒的老头擦肩而过。小年轻在我眼皮底下交换口水，左边累了换右边。小孩子满地跑，惹得我母性大发。下班就回家，回家就上开心(网)。豆瓣上新鲜事真多，让我觉得自己偏安小城也没有与首都文青拖节。和朋友网聊是最兴奋，我可能得了网络依赖症，按前阵子时髦的讨论，这也是种精神病。我一直觉得，爱情、毒品、SEX，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暂时忘却现实，达到愉悦的。现在。网络也被划入其中。可喜可贺。这是最安全的毒品。代价也就是近视、颈椎病、自闭、肌腱炎。”

　　回到N市大半年后，北京生活的片段开始闪回。眼睛睁着，某个场景就刷地掠过大脑，有时候是在二环三环上奔驰，更多的时候是在走路。杜若吃惊于自己的记忆力——当时站在街的哪侧，哪辆公交车从眼前闪过都那么清晰。搬过那么多次的家，住过的南、北、东三个区域，那些街道，多半是她独自走过的，或大，或小，或明晃或暗沉，或燥热或寒冷。她自问：“为什么这些都清晰地刻在潜意识里，胜过很多所谓重要的事件和时刻？为什么，现在总是没有前兆的、不分时机的切入脑海，像一次神经混乱的病毒来临？好像，那些日子，我只是从一条街向另一条街，用腿或出租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沿着环在地上奔驰，或笔直地在地下穿行。被堵着、看时间、总是迟到，在地铁下车时被卡住腿、以为自己要挂了……难道，我那些年做的事情，就是位移？”

　　8

　　2009年6月，她再一次出逃，车票的终点是上海。她说，回归家乡的生活让她明白自由和安逸不可兼得，她选择了自由。人生是单向度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这次出走，我已做好当穷人的准备，彻底放弃了在大城市买房这些打算。作为一个女性，我对房子的梦想从未建立在婚姻上，而是抱着幻想，觉得这个魔幻的国家里，任何事情都能改变一个草民的命运。我现在就指望着哪天上海版图扩张，把咱家乡给收购了……”

　　她抱着反讽的口吻诉说这一梦想，像一场语言的对抗游戏。虽然并不喜欢上海特色的人情世故，也失去了北京相互依靠的密友，但上海离家更近，更重要的是有亲戚可以投奔，不用再担心突然降临的无家可归。

　　她在上海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2009年6月26日，她忙了一整天，搬进了闵行的一个小区。第二天凌晨，她睡得迷迷糊糊，听到了打雷一样的巨响。离她住处500米开外，在建小区莲花河畔景苑的一幢13层居民楼从根部断开，直挺挺地整体倾覆在地。后来官方说，这栋大楼死于“压力差”。

　　杜若没有起来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她太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