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滨 回到家了

　　就算以后赔光了底裤也不出去了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大连

　　张连滨怯场。从小学开始，不论上台答题还是表演节目，他都低头含胸，一副放不开的样子。2004年，大学毕业一年多的他逞了一回强，从家乡大连只身来到外贸业发达的广州，要看看这边的“倒爷”究竟有多精明。两年半后，他没带回大把的票子，也没卷走多少客户资源，平淡无奇地离开了广州。

　　还好有一个收获：在广州他勾兑了一个姑娘——现在的妻子。这是唯一有关幸福的收获。

　　两个人的外贸公司

　　2009年底，张连滨在大连市青云街租的一家商住两用房到期了，房主要将房屋出售不再与他续租，他只能用同样的价格在黄河路市中心地带租了一间60平米的屋子作为办公地点，同样是每个月1700元，面积却比之前的小了一半。

　　他的合伙人廖斌就住在公司。原本他也住公司，方便半夜起来与有时差的国外同行、客户交流，及时发现商机。

　　“狗屁商机，两年半了，只做了7单生意，裤衩子都快没了！”采访的一整天，张连滨只接了两个家里打来的电话，而办公室那台带有来电显示的座机始终沉默着。两副名片，名头很大的“大连联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斌和总经理张连滨同时也是业务代表员、报价咨询员、产品推广员、会计、出纳、前台……

　　从2007年6月，两人支撑着这家外贸公司的一切。“之所以叫‘集团’是想着以后可以做大、做强。”2008年，他们从杭州采购了一批汽车防滑链，收购方是匈牙利的一家汽车制造工厂，一共发了4个集装箱12万美金的货，最后平均5000元人民币每箱的利润让张连滨在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稍微喘息了一下，而且还看到了外贸“对缝”的希望。其实这是7单生意中最大的一笔。他们还“对”过200个卡车制动件，利润700元，再经银行一道手续费的划扣之后，折腾了一个多月，两人赚了20元。

　　在那之后，客户们失踪的失踪，破产的破产，跑单的跑单，张连滨又急又恨，加之一次意外让妻子怀孕，自己卖血攒奶粉钱的心都有。

　　即便如此，也绝不离开大连，这是他现在的想法。“能去哪？再去广州？也拉不下那脸啊。”还是过不了自己心中从“老板”回到“打工仔”那道坎。

　　“糟糠面肚子，的确良裤子”，这句大连话就是指不管在家吃得多么差，出门在外一定要衣着光鲜。张连滨和其他人一样，被问及家乡时绝不说自己是东北或者辽宁的，直接提“大连”，后面还要跟个感叹号。在公交车上接到外地客户的电话也不好意思讲普通话，这样会引来一片轻蔑或不屑的眼神——外地来打工的吧？

　　自从大连的广场多过工厂、足球成为城市名片的时候，各地火车站都能在候车室看到无休止的大连市政形象广告。而大连人向西安人炫耀自己的城市已经建市百年的笑话，让很多年轻人感觉到这座城市的浮躁与浅薄。

　　当投资与务工纷至沓来时，更多的大连年轻一代选择出走，到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去积累，张连滨也曾是其中一员。

　　两年半的曲线救国

　　2003年，22岁的张连滨从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贸英语专业毕业，不甘心只做服装贸易的他萌生了到广州试试身手的念头，公司许以派驻美国的条件也没能留住。

　　转道沈阳，只买到站票。忍受不了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的污浊空气和插不进脚的逼仄空间，只能挤到餐车。磨蹭着吃完一顿不知道滋味的饭菜后，被撵出了唯一可以安放屁股的地方。两包烟抽完，列车抵达广州站。

　　投奔了高中朋友之后，他开始联系各种外贸公司的工作职位。终于，一个月后在一家生产、出口电子模具的公司开始上班，8小时外有两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

　　他还记得朋友租住的地方叫芳村。其实那里并不芳香，记忆中只有楼下大排档廉价的“虾酱通菜梗”和比北方逊色很多的烧烤味道，但起码有菜有肉，还有“虾酱”这么一道“海鲜”了。时常一人一瓶二锅头，叮咣一顿滥喝，咒骂了生活也压抑了性欲。回去之后两人争着将头拱进马桶，抬头说“可惜了一晚的食”，无知觉地将自己丢在各自的床上。第二天照旧刮胡子、套西服，上班跑业务。

　　一年之后，他从普通业务员被直接提升为业务经理，工资也从2500飞涨到6000。但他就是感觉少些什么。

　　南方的农历一月二十九日，回南天。天、地和人心都是阴沉沉湿漉漉的。满屋的积水，衣服似乎永远无法晾干。穿着西装走在回到公司宿舍的路上，不知道家在何方——广州城区的房价让他已经不再奢望，而自己又不想让父母帮助一分；也不知道姑娘在何方——他很少交际，只是跟男性喝酒胡侃，被朋友带去唱歌时也不好意思主动跟女孩子套磁。

　　张连滨经常大吞一口酒，说，高中班主任曾经教导，“将来有一天，遍地都是大学生！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遍地”这个词，感觉就像满山的油菜花那么壮观。而公司里的确净是1999年扩招之后的“80后”大学生、研究生，个个都削减了脑袋往上爬，他不善钻营，只能憋闷。

　　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80后”独生子女一代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这代人无法彻底离开父母。张连滨的父母自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生活圈子，去到一个说话拖着尾音的南方城市。他的朋友曾经恨恨地说：如果有个弟弟或妹妹，我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出来走，想去哪就去哪。他说：你血里有风，所以喜欢漂泊不定，我注定是要回去的。

　　这次对话的半年之后，他准备返家，和火速热爱上的女同事一起回大连，不再回来。女孩是福建龙岩人，喜欢广州的繁华，却更向往大连的曼妙。

　　回来时，张连滨又发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大连的房价已经高得离谱，有的甚至比广州的同等地段的房价还高很多。女友也迟迟觅不到合适的工作。离开了会飞的“小强”、3月满屋的积水、永远拥挤的广州大道，还有经常迷湿眼睛的灰霾，他开始怀念这个包容力很强的城市。“但注定那里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里。两年半，研究生也该毕业了，我就当过去体验了生活，镀了金。毕竟，广州让我见识了各种门道，对我自己做事来说有利无弊。”

　　即将做父亲的孩子

　　对于广州的印象，张连滨记得方正高耸的中信大楼，那时还没有在大连设店的卡地亚、蒂凡尼珠宝，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高档服装，两岸灯火通明的珠江……一片繁华之后还是厌倦。

　　回到大连，马路上动辄闪过Q7、途锐、霸道，都是些大气得可以的车，优雅又傲慢地超越为了显示传统而保留的老式有轨电车，随处可见的透着暧昧的高档洗浴场所，电视里几档节目的主持人没有了大连话的“海蛎子”味，而是改成了时下流行的东北腔……从繁华回到繁华，实在是无奈。

　　毕竟家在这里，张连滨再也不担心有人查他暂住证，他可以马上回敬对方：我，大连的。起码，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户口有了着落。入托、入学问题也能解决了。“如果在广州，可能他一出生就是个黑户。”

　　三十而立，张连滨却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大都还懵懂得像个孩子，被60年代、70年代的人拉着，被90年代的人赶着，来不及思考人生就做父亲了。“不思考了，现在只思考奶粉钱在哪。我打算跟孩子商量下：崽儿啊，谁让你爸是80后，谁让你生在中国呢，凑合喝国产奶粉吧。”

　　半年前，他以为孩子是一个奇迹；半年后，他知道父亲才是一个奇迹。

　　张连滨怯场。只有一次，在高中班会上大声发言，说出自己的梦想：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现在他明白，自己只是个俗人，大起大落的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只想呆在家乡，慢慢经营自己的外贸生意。他相信，一条道走到黑，总能见到亮的。

　　他爱说“会好起来的”，只是，担心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