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扶贫难度加大、任务更加艰巨，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扶贫合力，不能只关注部门利益，把蛋糕分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摄影/《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金建辉

　　“全县一共285个行政村，贫困村达138个。目前还有自然村1079个，这些自然村都是贫困村。贫困主要是历史遗留的原因。一些自然村仍旧存在吃水难的问题，一些村庄甚至还未能通电。”说起河北涞源县的贫困情况，曾经在基层工作17年、在7个(乡)镇担任过(乡)镇长、调任县扶贫开发局局长不满4年的妥开祥再熟悉不过了。

　　据本刊记者了解，按照2009年3月新确定的1196元贫困标准，我国现有贫困人口达4007万人；主要集中于近600个县。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世界公认。

　　2009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指出，虽然我国贫困人口在持续减少，但致贫因素较多且复杂、返贫压力增大；虽然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虽然我国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总体有了改善，但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虽然部分贫困地区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积重难返；虽然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体得到初步遏制，但生态环境保护区农民的生计问题还没有稳定解决，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

　　近年来，行政村在扶贫攻坚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为追踪扶贫第一线的新情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春节前夕走访了河北的部分贫困村。

　　脱贫的多重制约

　　本刊记者走访河北省的一些(乡)镇的贫困村时了解到，近年来的扶贫政策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以前修路、打井、建学校、修办公楼等着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了提高老百姓素质、增加老百姓收入。多位受访的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以前注重扶贫，但不注重开发。如今资金由支持贫困县转向对村一级倾斜，与此相关的是加大了对农民的转移培训、移民搬迁、项目申报、产业培育等的资金支持力度。

　　地处保定市西北部的涞源县，是太行山、燕山和恒山三山交汇处，位于太行山北端，是一个城区拥有7万人，农村拥有20余万人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在2002年到2007年的6年间，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4274.4万元，争取社会帮扶资金1559万元，基本上解决了3.05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全县实施的第一、第二批共计98个贫困村完成了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近两年来，全县共投入移民扶贫财政资金982万元，配套资金773万元，搬迁1688户5870人，建移民新村10个，取消自然村36个。

　　记者实地采访看到，多个分散的贫困村在实施整体搬迁后，走上了致富之路。村里建立起来的养牛基地、养羊基地等，都成为贴近村民的增收渠道。通过建立村内互助资金，化解了农民创业致富资金上的难题。

　　不过，从以上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出，受惠于扶贫政策，已经脱贫的还只是相对少数。受当地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人口因素、传统习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里的扶贫任务仍旧十分艰巨。在一千余个自然村里，目前仍有4.26万贫困人口处于低收入水平。

　　妥开祥对本刊记者表示，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每年都会受春旱、夏雹等的影响，再加上水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农民种地只能靠天收。“我们全县30多万亩耕地，水浇地还不到1000亩”。在许多地方，土壤往下不到60厘米便全是石头。他坦言，遇上大旱之年，别说浇地，连吃水都成问题。甚至还因此造成了村与村之间的矛盾。

　　在去往各乡镇贫困村的路上，妥开祥告诉记者，冬天因为没活干，许多人家都只吃两顿饭。早上9点过吃一顿，下午3点到4点之间再吃一顿，这样就节省了一顿。遇上逢年过节，农民才买一点肉和米。

　　而受资金限制，全县贫困的自然村只能分批、分次推进扶贫搬迁。在一些村里，部分村民已经搬迁，部分还未搬迁也是这一原因造成。

　　在多个已经开展扶贫工作的村庄，本刊记者发现村民的生活水平也参差不齐。一些空巢老人家庭仍旧面临着诸多难题。而在村里的学校内，学生仍旧呆在破烂的教室里上课。高低不平的桌椅，没有一块像样的操场，连地上的砖也变成了孩子手中的玩具。一些学校只能靠电热器取暖，学生上课时也戴着帽子。在北李庄的一个班级里，代课老师告诉记者，她高中毕业，一个月的收入为500元。

　　基于目前的现状，妥开祥认为，随着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转变，扶贫工作人员的思想也需要大的转变。作为乡、村等直接作用于村民的干部，其思想和行动往往决定贫困村的扶贫投入方向。尤其要警惕出于政绩考虑，还走以前的老路——把资金投向修路、打井等直观的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注重从引领农民致富方面考虑。

　　扶贫面临五大难题

　　梳理采访见闻发现，针对贫困村的扶贫面临着一些共性的难题。

　　一是贫困群体本身的复杂性和扶贫开发的艰巨性。由于扶贫面对的对象是一个个的困难群体，更是一个个的贫困个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期望的目标，在实施具体的扶贫工作时，由于困难家庭的差异性，操作难度大。目前，对于分散的自然村的扶贫，主要采取整村搬迁的形式。但是这也没法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一些居民出于早已形成的习惯原因，不愿意搬走。而搬离原来村庄的农民也面临新的难题。如其搬迁到新的地区，但是并没有土地可分，难以解决生计；搬得出，但也难致富，贫困的帽子仍难以摘下。

　　而在同一个自然村，尽管大家都有搬离的愿望，但是由于原有的水平差异，按照目前的扶贫标准，部分农户也没法搬迁，即使按照政策每人补贴4000元也无力承担其他的费用。再加上部分村民不愿意舍弃原来耕种的土地，即使搬迁后也想着种地。而像捡拾垃圾等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又出于面子不愿意做。这使得一部分人不愿意搬迁。

　　二是扶贫政策执行难、落实难。目前的扶贫工作尽管瞄准了小的贫困群体和一个个的个体，但是部分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历史欠账较大，交通、水利等各种设施仍旧很落后。对这类困难群体的扶持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比如交通需要交通局支持，水利需要水务局支持。扶贫似乎都是大家的事，但是又未明确由谁担纲，相应的协调和配合机制没有建立，这些都成为推进扶贫工作的掣肘。

　　三是扶贫存在着一定的真空地带。多位受访的地方的扶贫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因为扶贫工作的规划等主要由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大的方向确定后，具体执行时往往是相关职能部门各干各的事，不在自己范围内的自然就没人管。在一些村庄，扶贫开发项目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村民却缺乏销售渠道，这个时候就没有人管。原本在市场上可以卖到150元每斤的羊绒，在一些小商小贩的压价后，只卖到90元每斤。

　　此外，在越贫困的地区，基础设施就越落后，在项目申报等方面就越处于弱势地位。想申报项目却不知道怎么去争取，一些地方甚至连争取项目的意识都没有。

　　四是对扶贫工作缺乏有力的约束。有研究者向本刊记者反映，在管理方面，按照要求是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在这一大的框架下缺少细化的措施，“没有硬性的要求，重视的领导就抓得好一点，不重视的就差一点”。在一些明确定为贫困县的地方还好一点，但并不意味着不是贫困县的地方就没有贫困人口。

　　五是困难群体的自我发展意识亟待增强。在一些贫困地方，老百姓还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扶贫的钱不花白不花，不要白不要。安于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现状，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愿望不强。一位扶贫工作人员说，“这样的扶贫容易‘养懒’，扶到最后就直接靠在你身上了”。

　　有待完善的政策设计

　　在这次走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的扶贫政策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间。

　　首先，一些指标体系需要完善。目前，我国的贫困标准确定为1196元，许多地方的扶贫工作者不知道这一标准都参照了什么指标体系。没有具体的参照，所以在确定是否为贫困群体或贫困家庭时存在一定的难题。

　　其次，需要强化扶贫的刚性要求。对贫困人口多、贫困面积广，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需进一步加大投入。对不同程度的贫困实行中央、省、市等分级负责。可以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投入比例，在干部考核方面可适当增加比例，以刚性的要求把扶贫开发工作落到实处。

　　再有，把扶贫开发政策优惠与产业发展相衔接。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扶贫的产业，进而巩固扶贫的成果。

　　同时，扶贫开发需形成合力。有地方多采取移民搬迁的方式，而这与发改委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建设局力推的危房改造等都有相关性。“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扶贫合力。不能只关注部门利益，把蛋糕分了。无论是新农村建设、危房改造，还是扶贫移民搬迁，最终的落脚点都在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