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谎言

　　古语说：“开卷有益。”但是古人同样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或许就像很多年前鲁迅所讲：“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1934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鲁迅对历史的评判与认知，难免带着时代的眼光，讲中国史，不可没有元朝。然而，今天的我们却不可避免地遇到和鲁迅同样的困境——我们自以为读懂了历史，看清了过往，了解了世界，然而某天，却发现一切都错了。

　　在浩瀚的历史海洋里，究竟有多少被粉饰的史事？又有多少被隐藏的真相？我们苦苦求索，只为去伪存真，戳穿历史的那些美丽谎言。

　　然而，我们最终却发现，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依靠的仍旧只有“历史”。而此时，我们的“寻真武器”——辩证思维，再次发挥效用。它一次次提醒我们，揭露某些“谎言”的话，会否是另一个版本的历史的“谎言”？

　　永远的不确定。这，正是历史的玄妙迷人所在。历史，永远是一系列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谜题，而不是一些确定无疑的答案。

　　世界并非你以为的那样

　　人所共知海伦·凯勒是身残志坚的女英雄，写过经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而她“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身份却被人“刻意”打上马赛克。世界历史中这样的“刻意”还有很多很多

　　文｜本刊记者 张旭

　　大概每个美国人，都会知道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他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中，关于这位航海家大约是这样介绍的：他先后4次出海远航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证明了大地球形说的正确性，促进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联系。

　　而今，却有人对哥伦布的英雄形象提出质疑。在2009年底，刚刚被译成中文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1995)一书中，身为美国社会学家的作者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提出：他(哥伦布)拷打并残害原住民并驱使他们搜寻黄金，以这种死亡搜寻的方式最终完全消灭了他们。

　　在《老师的谎言》中被质疑的英雄远不止哥伦布一人——“我们只须记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无须记得他曾酩酊大醉？我们必须忘记乔治·华盛顿总统曾是一位奴隶主？你可知道，民主先驱托马斯·杰弗逊在签署《独立宣言》时，自己却拥有 175 个奴隶……”

　　然而，和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相比，作者洛温却认为“小人物”海伦·凯勒才是人为的、被“英雄化”的更为典型的例证。

　　社会主义者海伦·凯勒

　　与很多美国人一样，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海伦·凯勒在18个月大时因急性脑充血病致盲聋，然而她却以非凡的毅力和智慧战胜了不幸；她曾凭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并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取得学士学位的失明失聪者；她是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励志文学经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便出自她的笔下；马克·吐温曾将她与拿破仑·波拿巴相提并论。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大多数美国人也只知道这些。在刻意隐去了一些事实之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凯勒是个身残志坚的英雄。仅此而已。

　　不过，那些被隐去的事实却显示，凯勒还是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其实早在就读于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时候，凯勒就已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走出校园的第五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十月革命”爆发后，凯勒更是对共产主义发出了热情的赞美——她曾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高呼“向前！同志们！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洛温在书中如此写道。作为一名身残志坚的英雄，凯勒能够为残障人士带来希望，募得善款，甚至简化盲人字母表，但却无力祛除残疾问题的社会诱因——贫穷以及导致贫穷的社会制度。凯勒发现，当时美国的盲人集中于社会底层，这个阶层的人们因主要从事缺少安全保障的工作且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因而更易致残。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凯勒得出结论：社会制度有时甚至决定了人们是否失明。

　　这个结论无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反感，于是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代，海伦·凯勒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便被美国的教育机构打上了马赛克，而凯勒本人则不得不在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工人权益和残障人士福利而斗争的同时应对来自媒体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其实就是对一位拥护社会主义的残障人士的侮辱和攻击。曾经为凯勒用尽赞美之词以至凯勒本人都羞于接受的《布鲁克林鹰报》，在凯勒公开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后，竟然告诉公众：这个又聋又瞎的人因为肢体残疾而特别容易犯错。凯勒对此事的回应是“就社会问题而言，荒谬的《布鲁克林鹰报》才是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正是很多盲聋问题的根源。”只是社会主义者凯勒的声音，人们很难听到。

　　“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洛温说。

　　“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 因为人们担心历史失去了他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洛温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杜博伊斯的话说。

　　或许，只要历史的“教化”作用仍位居“求真”价值之上，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就会始终如此塑造英雄。

　　“发现”新大陆的并非哥伦布

　　如果将视线从人物转向文明，那么自“地理大发现”或更早的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欧洲似乎就一直是引领全球历史发展的英雄。“欧洲中心论”者为欧洲塑造英雄形象的方法是，告诉人们人文思想和科学精神是怎样发轫于近代欧洲，而这两件事又是如何为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们说欧洲发现了世界，之后，世界延着欧洲的路径走到了今天。

　　不过，对于某些史实，“欧洲中心论”者却缺少宣传热情，比如，若是没有阿拉伯人，近代欧洲可能根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何许人也。

　　事实上，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便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与古希腊文明渐行渐远。至13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前，古希腊的学问在欧洲已几乎了无痕迹。所幸的是，经由当时通行“世界”的文字——阿拉伯语，欧洲人在伊斯兰文明中重新认识了托勒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圣先贤。那些以阿拉伯语留存下来的古希腊经典，这时被重新翻译成欧洲语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来自阿拉伯学者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的译本；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经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纳和伊本·路西德的“唯物化改造”，变得更适合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需要。培根曾经说过，“哲学源自阿拉伯人”，道理便在于此。

　　于是也许可以认为，文艺复兴对世界有多重要，伊斯兰文明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就有多么重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本是印度人创造的数码系统，由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的《算法》一书传入欧洲，故被欧洲人命名为“阿拉伯数字”，从而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谬称”。不过无论发明权归谁，这套数字进入欧洲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科学的产生并非欧洲一家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