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侯隽 | 河南报道

　　今年春节，“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各大论坛也在狂发帖子感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开始告别蜗居生活，从北京、上海、广州撤离，社会学家们则提出“回归or失败”的新命题。

　　在“回归”或者说“逃离”的人群中，今年33岁的周广会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于1995年求学北京，1999年南下东莞和广州淘金，2002年在上海南汇创办电脑维修店，2008年底又杀回了老家郑州，整整十五年，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变成了务实的中年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逃离“北上广”最经典的撤退路线。

　　“去北京才算进城读书”

　　谈到15年里的“纵横驰骋”，周广会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壮举”，“我可是最早的农民工二代。”

　　在他看来，父亲是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他的父亲1980年代中期辞去乡里民办教师的职务，开始在开封、郑州打工，周广会的初、高中全是在郑州完成的。

　　周广会小时候在亲戚间的外号叫“小精豆”，意思是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有主见。最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的时候，他本来可以在郑州读大专，却硬要去上北京一家民办高校。

　　他说：“当时就是憋了一口气，在郑州读书的时候，自己以为进城里读书了，但在同学眼中还是农村人，所以一定要去北京，去首都，就是想赌这口气！”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像我哥哥那样呆在农村，第一，在城里住惯了，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每年寒暑假回到家连厕所都不适应了；第二对地里的活儿一窍不通，有次回家帮忙收麦被我妈骂的半死，不是偷懒而是真的不会干了。”周广会回忆起来非常感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这样定义“农民工二代”：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广州天河城的迷茫日子

　　“北京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好地方，我现在还怀念北京那种自由的气息。”提起北京，周广会不由故意加点“儿话”音，“4月份沙滩(儿)那里最美，10月钓鱼台(儿)外边的银杏树拍照可比国外美。”

　　每当回忆起北京古老的公园、新兴的艺术区和那种散落在各处的美景，他很兴奋，“但不是说你有能力就可以混在京城，北京有能力的人太多，每年名牌大学毕业的遍地都是。”

　　于是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路线：南下东莞，到一家电子厂打工。

　　1999年对于学IT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黄金时代，虽然只是民营高校毕业的学生，但凭着过硬的硬件技术和“北京来的”头衔，他在东莞干得很不错，半年就成了业务经理。一年后，他转往广州的天河城，职业是卖电脑。

　　“我当时最高一个月可以赚五千，和那些名校毕业生一样。但工作无趣枯燥，一听到客户那些最简单问题，就烦得想死……”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QQ，除了解决客户问题就是上网聊天泡论坛，“最高峰的时候我曾经担任三个版的版主，在网上有7个‘老婆’，外号周小宝。”

　　此外和朋友们打麻将也是他通常的消遣。“输赢都不多，一次都控制在300元上下，但三年下来赚得多花得也多，不但工资没攒下，人都快废了。”提起珠三角那段日子，周广会还有些不好意思。

　　广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调查报告指出：新一代农民工有“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逃离上海滩的生活重压

　　2002年，周广会受朋友邀请去了上海，在百脑汇卖电脑，在这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成立于1998年，和北京中关村、广州天河城并驾齐驱的中国电子产品大卖场，“其实很排外”。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地域观念。比如很多顾客来买电脑除了说上海话之外，还会说他是从上海来。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浦西才是‘上海’，浦东是‘乡下地方’”。

　　但是上海也是务实的。凭借过硬的电脑硬件安装技术，他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以分期付款在南汇区周浦镇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二居室，这里距离浦东20公里，在上海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乡下”。

　　“北京房子是贵，但是上海的房子早就进入3万元时代。”他算了一笔在上海生活账：上海一个车牌5万元，停车费繁华地段都是10元/小时，每个月养车需要2000元的开销；一餐饭一般是15元的标准，每人每月需要700元左右；房子贷款一个月按揭是2000元；有了孩子之后，进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也要800元入托费，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一个月支出全部下来要8000元上下。

　　除此以外，“我的愿望是我的女儿能有一个城市户口，不要像我一样被叫了十几年打工仔。而上海户口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才杀回郑州，重新开始。”

　　2008年底，他的电脑店在郑州科技市场开业，并且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130平米的商品房。

　　“终于可以把爸妈也接来过个安稳年，不再挤到那个70平方米蜗居了，欢迎来我郑州新家做客。”周广会热情邀请记者，而他5岁的女儿则在一旁问：“爸爸，过年后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老家？”

　　乡村学校的“空巢”尴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 河南报道

　　谈起儿子的学习，村民王大山气不打一处来：“整天就知道玩，不好好学习。”儿子王家东上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全班第二名，但全班只有两名学生。

　　骂完儿子，王大山开始埋怨老师：“水平也太差了吧，总共就两个学生也教不好，期末考试，我儿子和他唯一的同学都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听说教师这几年经常涨工资，这不是白拿钱不干活嘛！”

　　“外面的学校水平高”

　　这是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全村近4000人。村小学共有学生不到20名，王家东所在的四年级2个学生，五年级3个学生。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差不多，10名。

　　“学生都跑到外面上学去了。”据镇上负责教育的干部介绍，该村小学本有学生50名左右，但因为县城和条件好的乡镇的小学经常来这里宣传，大部分都转学了。

　　“人家的师资力量和内部设施等比我们这里要好，比如人家有多媒体教室，我们没有；人家有电脑课，我们没有。”除了硬件设施的劣势外，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自己的师资力量也明显不如人家。“乡村小学教师目前严重老龄化，年轻老师大部分都通过关系到县城或者条件好的乡镇(一般都靠近县城)去教书了，再加上退休的，这几年老师越来越少了，已经好多年没有中师生和大学生到农村来当老师了，现在农村学校招收教师实行招聘制，没多少人愿意来。10年前，全镇有300多名中小学教师，现在只有200多名。”

　　教师老龄化导致教学水平无法提高。“别说农村小学没有电脑了，就是有电脑，有几个老师会用啊？语、数、外等正课还好办，体、音、美等副课更是凑合着来。许多小学上体育课，就是老师给学生扔个篮球，‘你们去耍吧’；上音乐课，就是在录音机里放首歌，瞎学吧。老师们也很头疼，不会呀，美术课还相对好一点，毕竟教材上有画，让学生照着画就行。大部分小学教师在教学理念、方法、现代化教学手段上都很落后。没办法，农村就这个条件，我们条件最差的一个小学，至今开不了英语课，因为招不到英语老师。”

　　但让这位负责人耿耿于怀的是，并不是所有抢生源的学校都比自己好。“也有一些学校水平很一般，但家长们老觉得外面的和尚会念经。”该村一些学生家长也表示，除了外面的学校水平高以外，送孩子出去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省心。“孩子在自己村里上学，放了学到处瞎跑，不放心，到外面上学，一个星期有五天学校管着，寄宿制封闭化管理，我们也放心，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

　　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书本费，补寄宿生的生活费)后，农村学生读书花费并不多。该村的小学生到别的乡镇寄宿读书，只需要自带铺盖就行，此外增加的开销，就是每天几块钱的餐费，条件好的学校每周还有免费班车接送。

　　“当老师感觉很丢人”

　　谈到自己现在的教学工作，王家东的班主任王老师感觉很丢人。“我都当了快30年的教师了，教过的学生考上大学的都数不清，我还是小学一级教师，现在教两个学生，走在街上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丢人。如果是我教的不好，我也认了，可现在是拿我们村小学和县城里的小学比，怎么比？”

　　在王老师看来，好学生走了，家长重视教育的学生也走了，留下来的两名学生实在是不好说。“有人说我连两个学生都教不好，考试还有功课不及格。你仔细想想，难道我应该负全部责任吗？他们都是孩子，我不好说什么，可他们俩最起码不爱学习，也不好好学习。”

　　让王老师颇感尴尬的是，只剩下两名学生后，自己似乎比以前还要操心。“以前，有学生逃课、生病倒无所谓，现在，有一个不在，我就只能对着一个讲课。有一次，这两个学生碰巧都迟到了，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两个学生我如果再看不好、教不好，自己心里也难受。”王老师也承认，现在自己的教学积极性没有以前高了，“泄了气了”。

　　“没学生就没钱”

　　“对于我们这里所有的学校来说，没学生就没钱。”镇上的教育负责人介绍，学校唯一的经费来源就是国家根据在校生人数下拨的杂费，初中生每年每人500元，小学生每年每人300元。再加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时紧时松，这几年刚好生源处于低谷，“前几年，我们全乡小学，一个年级平均就有1300名学生。现在，全乡六个年级的小学生才1800名。各乡镇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就过来抢生源。”

　　而对于县城里的小学来说，抢学生，除了有杂费，还有住宿管理费。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为改善教育水平，再加上中小学生生源减少，当地农村开始大规模的合点并校，“我们镇原来有三四十所小学，几乎村村都有，现在合并为十几所。”合点并校后，乡村中小学都具备寄宿条件，但县城的小学没有宿舍。所以，农村小学生到县城上学，每学期要交1000多元的费用。“县城的小学老师来农村抢生源时就宣称，必须住在老师家里才可以去读书，交了钱管吃管住管辅导。如果学生多了，家里住不下，老师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当做学生公寓，都挣了大钱了。”

　　但这种教师私办的小学生公寓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一位家长不满意地说，去年冬天，自己8岁的女儿回家过周末，“我发现她的棉裤是湿的，问了才知道，孩子小，冬天衣服厚不好脱，老师也不管，所以晚上睡觉也穿着棉衣棉裤，周二晚上尿床，把棉裤尿湿了，就这么湿着穿了几天，这些老师收钱的时候说得好听，我们交了钱她就这么不负责任！”

　　一位县城小学的负责人也断然拒绝了别人邀请自己儿媳妇合伙办学生公寓的“好意”。“全社会对教育现在这么重视，学生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私下搞这个，不好。”据其介绍，县教育局每次开会都三令五申，严禁教师私自搞学生公寓。“现在，应该比以前少了吧。”

　　但全县农村大批量的小学生涌入没有住宿条件的县城小学读书，如何解决住宿问题？除了少数由家长租房陪读或借住亲戚家外，目前并无其他公开的答案。

　　农村教育部门的担忧

　　农村小学的学生稀少，让当地教育部门颇感无奈。“许多人开玩笑说老师白拿钱不干活，真轻松。按国家规定，小学的师生配置比例是1：25，我们现在的老师是有点多，但不敢也不能向上如实汇报。”该镇教育部门负责人说，因为更大的担心还在后面。

　　“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忽紧忽松，再过两三年，小学生又要多了。以李村为例，村小学现有学生80多人，但该村5岁的孩子就有近200人。目前，全乡幼儿园的学生人数是初中、小学学生人数的3倍。”上述负责人表示，因为合点并校，现有的学校数量、师资力量和硬件配备已经无法承受两三年后的生源大潮。

　　首先是校舍问题。“第一，已撤销小学的村子第一时间就把地皮卖了，因为农村早就没有多余的宅基地了，很抢手，小一点的村子能卖个十几万元，大一点的村子能卖20多万元。第二，有的合点并校所在的村子，因为学生少、老师少，教室空置率高，就把学校改小了，多余的地皮也卖了。将来学生多了，怎么办？”

　　其次是师资问题。合点并校后，为了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当地对教师进行了资源优化配置。“我们把合在一起的小学教师进行了分类：教学老师、生活老师、食宿老师，就是让好老师去教学，一般的老师负责学生生活，老教师和水平低的老师管理寝室或者做饭。现在挺好，但将来学生多了，你让负责做饭的老师再去教课，家长能同意吗？”

　　至于将来怎么办，该负责人说：“不知道。国家肯定会想办法吧？”